寶馬案·工農鬥爭·司法改革

許志安

當民間輿論開鍋似地喧嘩了一個月之後，主流輿論被迫正視寶馬案。接二連三的採訪、「闢謠」、「領導表態」、學者分析，佔據了不少大型媒體的版面；重審似乎已經被「高層」批准，民聲靜了幾分，等待著新的說法。雖然塵埃遠未落地，但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對事件作個階段性總結，還是必要的。

首先，寶馬事件以及連帶發生的網路聲討運動，早已超出了一起刑事案件的範圍。受到聲討的惡勢力，有日益囂張的私人資本，有早已司空見慣的官商勾結，有枉法成習的公檢法系統。抗議的聲音來自無數的網民群衆，這聲音是我們共産主義者等待已久的。資本主義復辟和勞資兩大階級的利益對立，早晚要讓無産大衆的階級意識復活起來，這是中國社會現階段發展的必然結果，沒有誰能真正阻擋它的出現。一首首匿名詩歌在網上到處流傳，說出了許多人心底的話——「夜太黑 誰的鈔票在飛 夜太黑 誰的罪惡在飛」；樸素的辭句，透露出階級意識的初步覺醒，而對「老闆和我們是兩夥的」這個簡單真理的認識，是工農反抗的必要前提。儘管階級鬥爭在中國還很微弱，借寶馬事件浮上來的某些社會意識還是讓資產階級和主流知識界感到後背發涼；預警和彌縫的工作，已在匆匆地進行。

資產階級如何引導民間輿論：從默殺到主動改善形象

最初，主流輿論對案子採取了「默殺」的態度：少報道、不跟進、不評說，以官方結論爲準繩，以地方媒體爲限。即使在12月中下旬，當衆多網民的憤懣情緒已頂到了天花板，全國性主流媒體仍「毅然」缺席。我們不排除這是涉案的關氏資本家族積極打點的部分結果，但更可能的是，媒體大亨、政論名家和宣傳部門的官員們出於有産者（及其文化寫手和國家機器）「內部爭利，對外一心」的階級本能，自覺地、低調地向階級兄弟施以援手，封殺消息，抹殺矛盾，扼殺民論，希望能夠不著痕迹地了結命案。其實，成百上千類似的「葫蘆案」，就是這樣被處理的。

當民間呼聲漸漸變成吼聲以後，主流終於出手收拾人心了。統治階級的一個重大責任，就是要做到防微杜漸，隨時撲滅反抗的火星，其中也包括思想文化和輿論領域的異端思想，避免蟻潰長堤的局面。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還有諸多缺陷，但它學得很快；儘管官僚資本內鬥正酣，儘管私人資本還沒來得及光明正大地進入權力殿堂，但在必須嚴防無產階級作亂上，他們已有相當的共識。正如中央黨校研究室趙傑博士所說，「寶馬案」引發了一股激憤的社會情緒，其中「有些東西是挺可怕的，容易産生非理性的社會仇視心理」，他爲政府部門獻計，希望後者「學會通過新聞傳播，進行危機公關扭轉被動」[1]；《瀋陽今報》特約評論員魏文彪提醒國家機關對民間輿論要及時做出反應，「回應有力、有效，儘量能夠使公衆感到‘釋然’」[2]；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指出民間輿論「如果不加以引導，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後果是非常嚴重的」[3]。

那麽，這些天來，國家機器、主流傳媒和那些直接、間接涉案的有産者，它們是如何引導民間輿論，並努力讓後者「感到‘釋然’」的呢？

辦法一：改善公共形象

首先是犯事的有産者們主動出擊，精心包裝，使自己從抽象的惡棍老財（蘇女士哭訴：「網上說得我像惡魔」[4]）變成有血有肉的「賢妻良母」、「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5]。在12月20日的法庭上，蘇秀文的辯護律師大談所謂蘇「非官宦之女、達貴之妻，屬於先富起來的人」（暗示對蘇案的任何質疑都是社會紅眼病的體現），並斷言女人開寶馬「就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6]（把抨擊蘇某的熱血網民醜化爲心理陰暗的市儈乃至變態狂）。他們努力讓我們接受這樣一幅畫面：「一個很好的人」、「一個老實人」（「現在在婦女當中沒有比她再老實的了」[7]），而且「自己也是受害者」，如今卻被輿論逼得「無處容身」[8]！

蘇女士的丈夫關明波（哈市海龍市場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也在到處接受採訪，不停地表示「我們都是人」，「誰都有家人、父母、兒女，將心比心、人同此理」[9]，對命案的發生他「很痛心，很悲傷」，「可以說，我們（與死者家）處的跟親戚似的，兩個孩子見我面就是關叔，關叔來了」[10]，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下面我們會告訴讀者，死者家屬如何看待這種「親密」）！

在使自己的公共形象人性化、親民化的同時，有産者們也沒忘了從根本上拉近他們與工農的距離。關先生再三表白他「不是什麽億萬富翁」，名下公司1500萬元註冊資本「都是親戚朋友湊的」[11]（什麽樣的通天親戚能湊出這樣的鉅款？——許注），公司的業務是他「打拼了20多年」爭來的，所以「多少比正常人多富一點」。可惜，所謂膿包總要出頭，評估關家的實力，只看兩個事實就夠了：關明波的三哥關學平是哈市冠洋集團董事長，該集團現註冊資本爲一億零三十萬元；最近該集團與市政府簽訂協定，自籌資金八億元修建哈爾濱新江橋。如此身家，如此手筆，聯繫到下面我們將要提到的一系列（與案件調查有關的）事實，誰能相信這番「大家都是人」的表白？

當然，有人會指責我們這樣的論述是先入爲主，充滿偏見，是「仇富」，是「煽動民變、挑起內亂」。我看，還是關董自己的話最有說服力，最能揭示他的真實想法和立場。

關董坦率地告訴記者，他對網民和一些傳媒對事件的看法和報道快要「氣死了」，因爲「這是惡意的炒作」，「我最生氣的就是有些媒體……一點邊際都不著（就）去報道」[12]。關董如何看待部分民間輿論對案件判決的抨擊態度？「我是不會服氣的」；儘管他高姿態地宣佈「對於網友我還能忍」（謝謝關老闆！），但同時冷靜而直白地爲網路聲討運動定了性：「民間這個炒作，我認爲如果要是認真的看待它的話，我認爲很偏激的」，偏激在哪里呢？「現在有些人只要一見到富人就要殺」[13]。在談到官司的前景時，他鎮定地表示「相信法制，我認爲法院會公正處理這些事情」。看來，他明白這是他的國家和法律，他們的國家和法律，所以董事長閣下絕不會與自家的法律徹底對著幹：「法律怎麽判我沒意見……只要是按法律定判的我都接受」。當然，「我也堅信我會將官司打到底」[14]——這的確是有産者的特點：不經過激烈廝殺他們從不輕易放棄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産業、紅利、自由、生命，都是如此。

辦法二：強調金錢補償的作用

在採訪中，關明波多次強調他主動和受害人和解，「醫療費和賠償金全部都超出了國家規定的賠償標準」。他坦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蘇秀文減輕點罪責」[15]，即以錢減刑，以錢代刑；事實上，一審判決也是按照這個思路判的。關董爲什麽要大張旗鼓地談補償問題呢？爲什麽在訪談中他處處低調，惟獨在補償問題上再三顯擺自己的償付能力和意願呢？其實，他（也許是本能地）在提醒我們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宰作用，提醒我們商業社會中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商品，都有價格。任何人，除非他（她）想造反，無論怎樣貧窘，總要按照主流的交易規則行事，能賣就賣，低買高賣，以謀得、以守住自己那點可憐的「溫馨和幸福」，甚至哪怕僅能換到一點「幸福渣子」也是好的，這是億萬中國人必須忍受的社會現實。一句話，關董在暗示廣大普通網民（在這之前是暗示受害者）不要逆流而動，以爲「理比天大」，那是要碰壁的，是要落得兩手空空的。

與直來直去的資本家關明波不同，主流文化界畢竟要做些遮遮掩掩的化妝和補妝功夫，這是它的本職功能。不久前，著名自由派政論家王怡博士宣佈「財富在本質上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權力，在一個開放和競爭性的交易體制下，某人的財富再多，我們的私人幸福絕大多數時候也與它無關。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活在某個人的欲望之外」[16]，真讓人聽著高興。不過，王博的高見行得通麽？讓我們聽聽農婦一家的陳述，看看他們是如何幸福地活在關董的欲望之外（？）的。

「我們還要在哈爾濱繼續生活下去」

在寶馬事件被「惡意炒作」起來以後，被殺農婦的丈夫代義權開口了。他講得也很直率：「最開始我們家真的想把官司打到底」，「放棄的原因是沒人作證，而不是八萬元（補償費）堵嘴！」[17]。代家甚至找到了幾個目擊證人，「但不知爲什麽，一旦提到出庭作證卻又沒人敢答應」。老代問記者（其實也是在問所有關心本案的人）：「現場2000多人爲什麽就沒有一個人敢出來作證？」他以爲「應該是害怕，有後顧之憂吧！」[18]（證人怕什麽？怕關先生和他交朋友？——許注）。考慮到「和解前那段時間，我沒有得到這麽多（輿論）支援」，考慮到自己「一個農民，沒權沒勢」，再看看那些毫無信用的律師（「收了代家2500元費用後，再也不露面了」），更「要考慮孩子們，還要考慮以後的生活」[19]，代義權忍了，退讓了（「事情過去了……我與關明波現在是朋友」[20]）。

值得注意的是，代家上下對金錢萬能的現實，對自己的生活處於誰的欲望控制之中有著極其清醒的、近於冰冷的殘酷認識。代義權公開表示「要打官司，我用1毛錢，人家用1000塊錢，誰會打贏？」，所以「如果不和解，那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21]。大女兒代佳說得更痛快也更具體：「我們還要在哈爾濱生活，妹妹還要念書，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表哥還有事業。蘇秀文也不會被處死，即使判個30年、40年，很快就會出來，對我們不具有任何意義」[22]。這些話裏沒有歇斯底里，卻滲透著徹底的絕望。

代家的成員是最普通的人（菜農、賓館服務員、學生），他們拒絕信任那個據說維護著所有人的國家機器，不僅是因爲每日每時的生活體驗，也因爲命案發生後，就被迅速上了一堂很長的「社會權力課」。小女兒代傑平靜地告訴記者：「我們在那裏（交警部門——許注）舉目無親，可他們就像走平地一樣」，「從我家到道裏區交警大隊需要三個多小時，……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交警大隊要求我們每天早晨8點半到隊裏。……但每天都是10點多以後才對我們進行調查，晚上5點多才讓回家。在我看來，每天對我們調查的內容都差不多，而且半個多小時就能完成」[23]。腳凍了，心死了：怎麽判「已經不重要了，真的，隨便吧」[24]。

中國老百姓有經年累月上訪告狀的傳統，今天的許多民間維權人士也不停嘴地告誡群衆要理性地處理問題，不要失去對法律的信心，不要有過激行爲。可是，代家的理性讓他們選擇了拒絕：拒絕信任那個官商勾結的公堂，拒絕用自己的時間和淚水讓律師和法官磨練演技，拒絕充當上流社會金錢遊戲中的配角！拒絕還不是反抗，但也不再是對主流的無知盲從。與代家一起對國家機器表示懷疑和拒絕的，還有成千上萬的無名網民。香港和內地的精英輿論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動向，並不約而同地發出驚呼。鳳凰衛視評論員何亮亮指出「現在地方當局的公信力可以說是蕩然無存了」[25]；《瞭望東方周刊》承認「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了政治性問題，處理不慎就可能帶來有全局性影響的嚴重後果。……這個事件折射出一般民衆對司法幾乎失去了信任，公共權力機構幾乎喪失了公信力」[26]，這不能不引起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恐慌。一份以「中新社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的文章相當明確地警告當局：「公衆對當地爲官清廉和司法公正失去了最起碼的信任，的確是當地政府面臨的危機。但也應當看到，公衆輿論在對此案進行監督的過程中，仍對地方政府能夠最終給出一個滿意的交代寄予厚望，如果公衆對此也失去了信任，那將是最可怕的危機」[27]。

就這樣，畸形發展的中國資本主義一面籌劃把人送上月球，同時在地面上忙於應付可能的綜合性政治-社會大風暴。統治階級中並非沒有改良派，要求司法改革的聲音已響徹廟堂內外；我們馬列主義者也積極要求改良，但我們要大聲指出，兩大對立階級的利益矛盾，意味著兩種改良方式，要麽有利於資產階級鞏固統治，要麽有利於無產階級奪得自由，我們共產黨人願與工農大衆一道，去爭取後面那個光明的前途。

司法改革，兩條道路

在劉湧事件攪得滿城風雨的時候，著名的《南方周末》記者郭光東就曾發表「提防多數暴政」「要小心暴戾的民間輿論」等偉論；寶馬案的初期，郭先生和其他自由派政論名家一起沈默過，今年初他總算開口了，並繼續與多數暴政的恐怖陰影進行鬥爭：「民意若任由恣肆，也可能泛濫成災，最終演變爲‘多數人的暴政’，甚至生出極強的法治破壞力」[28]；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直言他「很擔心司法部門一味遷就民間輿論」[29]；王怡博士也在評論寶馬案的文章中斷言「民意自古以來就是非理性的」 [30]。郭記、王博和陳教授的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產階級對網民輿論失控狀態的震驚心理，關明波先生就發自內心地說過：「這個網炒得很熱……輿論的壓力說句心裏話是太厲害了」[31]。

怎麽辦？怎麽才能扭轉局面呢？政府固然可以下令所有的網站禁登關於寶馬案的資訊，但人心是鎖不住的。自由派闖將秋風先生一向是市場化、私有化和反社會化政策的狂熱擁護者，但他也忍不住提醒大大小小的關明波們不要一味耍蠻：「財富只有在得到民衆尊重後，才能真正獲得保障。……政府和商人最需要做的，是改變人們的判斷模式」[32]。

改變觀念是個細水長流的慢活，也可說是遠水難解近渴。對中國資產階級來說，相對現實的出路是主動進行一系列政治改良，包括司法改革；當然，它眼中的司法改革「是一個審慎的政治改革,它是在不造成政局動蕩的情況之下,對嚴重社會問題採取的妥當解決方式」[33]，即不觸及（或主要不觸及）權貴集團既得利益的有限改良。主流政論家們已發表了不少言論，爲自上而下的司法改良提供了若干「理念」，比如引入陪審團制，「從而把具有破壞力的激情民憤鍛造成審慎的公民理性」[34]；在回應公衆輿論問題上，「應該實行‘舉證責任倒置’」[35]；在司法實踐中引入「懲罰性賠償」的概念，主要考慮「加害人的主觀惡性和賠償能力，並通過‘懲罰’防止以後類似惡性侵權的出現」[36]；在案件審理中推廣聽證制，因爲「正是資訊不公開導致了輿論的議論和懷疑」[37]；等等。

在民意民聲與改革的互動關係上，學界精英們雖普遍缺少熱情，但也承認民意「可能成爲推動制度變遷的催化劑」（王怡），民間力量的參與「有助於抑制司法腐敗……有利於促進資訊公開」（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原因也無外乎一點：權力和金錢的威力奇大，「隨時都有可能利用其超出凡人的能量干擾司法和社會公正」[38]，一味壓制群衆意見並不利於資本統治的長治久安，所以「民氣可用」。

我們共產黨人認爲，上述主張固然有進步的一面，如真能落實，也的確會減少部分司法腐敗，從而減輕民衆的苦痛。但是，主流學界的改良倡議不僅有著資產階級內部利益分配的背景（憲政運動），更與無産大衆施加（暫時主要是輿論）壓力有關。自由派學者自己也承認，司法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使民意在制度的管道內理性表達」[39]，說穿了就是在互相讓步的基礎上調和階級矛盾。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根本不存在沸騰的網路民聲，如果一般的知識青年只熱衷於議論姚明的場上表現、「大郅」的轉會、「小貝」的婚姻與梅豔芳之死，如果工農的怨氣和怒火始終被自覺地壓在心裏，如果沒有全國各地每年發生的數以萬計的遊行請願攔阻交通和「非法罷工」，如果沒有那些在天安門自焚抗議的強拆受害者，王怡們會如此猴急麽？會呼籲「司法要正視民間輿論」麽？恐怕不會，至少聲音不會這麽大。

無産大衆（首先是工人階級）需要的司法改革，是考慮到工農利益的司法改革，是能夠讓無産者在建立工人政權的道路上走得更快的改良。我們需要迫使當局在立法上儘快確保民衆的政治自由：結社、言論、出版、罷工、公開會議，以及信仰自由。工農大衆只有建立自己的階級組織，才可能進一步地、具體地在司法機關面前維護自己的日常利益，司法運作透明化才有普遍意義，民間輿論才不會過於輕易地遭到壓制、歪曲和操縱。

有人會問，堅決進行階級鬥爭是否會搗毀中國脆弱的政治進步，是否會在血流成河之後迎來新的漫長專制？任何人都無法預知鬥爭的結局，但我請懷疑家們看看寶馬案，如果沒有幾十萬（幾百萬？）網民持續不懈的呐喊，這件事早就一風吹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底層背著上層往前走的歷史，誰又敢說馴順的人民注定會等來一個光明的未來？階級鬥爭不是亂燒亂殺，而是工人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歷史行爲；與依靠煽情洗腦和分化群衆維持統治的資產階級相反，我們的靠山是工農的自我組織和他們對本階級利益的冷靜理解。

寶馬案可能的形勢發展

回到啟動這次偌大風潮的寶馬案，從見諸報端的衆多評論和分析來看，我們可以整理出以下思路和資料：此案的審判程式存在嚴重問題，公訴人和法官「都違反了刑事訴訟法」；法醫鑒定「人與車相互作用致人死亡」沒有道理；訴訟主體有問題，公訴機關帶有明顯的誘導傾向；交警存在嚴重的程式違法[40]；蘇秀文所持駕駛執照系從非法途徑獲得，證據確鑿（「這個駕照是我找省交警隊一個朋友給辦的……她別說考試沒考，就是駕校車她都沒摸過」[41]）；蘇的駕車經驗有待確認（「最近剛學會開車，感覺很新鮮，所以經常上街轉」[42]）。這些結論和供詞有的來自法學界人士的分析，有的來自被告直系親屬的談話，無論怎樣，案件似乎正在重審，讓我們拭目以待。

15/01/04

附注：

[1] [22]新華網哈爾濱1月10日電 「‘寶馬肇事案‘爲何一波三折」

[2][36]2004年1月7日《 瀋陽今報》特約評論員魏文彪「國家機關回應輿論應負舉證義務」

[3][29][33]2004年1月9日《北京晚報》「司法獨立如何面對民間輿論？」 [4][8][11]2004年1月5日《南方都市報》：「哈爾濱‘寶馬撞人案’之傳言調查」

[5][9][15][42]2004年1月7日《新浪觀察》專訪寶馬撞人案肇事者丈夫：「我花了27萬用於賠付」

[6] 《瀋陽今報》：呂業輝「寶馬案庭審記錄」

[7][10][12][13][14[31][41]2003年12月20日搜狐閘道明波訪談：「寶馬案一審雖判仍惹爭議 肇事者丈夫訴苦意圖澄清」

[16][37]2004年1月2日《新民周刊》王怡「人命關天怎麽賠？」

[17][18]2004年1月9日《瀋陽今報》「死者丈夫代義權首次披露‘寶馬案’內幕」

2004年1月6日《南方都市報》童大煥「公民對寶馬車肇事案有合理懷疑權」

[19][21][24]2004年1月07日新浪網「專訪受害者女兒代傑：我只想讓我的家人快樂起來」

[20]2004年1月7日《新京報》 「死者丈夫爲何選和解 寶馬撞人案七大疑問調查」

[23] 2004年1月8日《瀋陽今報》「家屬質疑調查：交警對蘇秀文關懷有加 對代家冷淡」

[25]2004年1月8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時事開講》「哈爾濱‘寶馬車撞死人案’爲何引起軒然大波」

[26]2004年1月11日《瞭望東方周刊》劉海波「‘寶馬’案真正令人憂慮之處」

[27][34]中新網1月12日電 中新社特約評論李淑國「什麽是‘寶馬案”最可怕的危機？」

[28][35][39]2004年1月8日《南方周末》郭光東「以陪審制度疏導輿論審判」

[30]2004年1月11日《新聞周刊》165期王怡「網路民意與‘失控的陪審團’」

[32]2004年1月13日《南方都市報》秋風「寶馬撞人案中的民情」

[37]2004年1月9日《新京報》陳永苗「‘寶馬撞人案’重新調查需透明 」

[40]2004年1月9日《瀋陽今報》「瀋陽律師聲援‘寶馬撞人案’」

2004年1月8日《南方周末》「哈市‘寶馬撞人案’疑雲:司法程式呈現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