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工狀況調查：奮爭城市邊緣 何處追尋希望

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
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
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

──摘自《民工的歌》

從繁華的大都市到縣一級的小城鎮，到處有這麽一群忙碌而又疲憊的身影：搞建築、當保姆、送牛奶、賣菜、打零工、當服務員、賣小吃……城裏人不願意做的苦活、累活、髒活，都由他們來做。他們，已成爲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們，就是從農村流入城鎮的勞動力，城裏人稱他們爲“農民工”，現在約定俗成簡稱“民工”。

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奮爭在城市的邊緣，在辛勞和汗水中追尋著希望和夢想。他們能尋到屬於自己的夢嗎？他們的生存環境有所改善嗎？“非典”過後，記者走進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近建設這座城市的建築工、清潔這座城市的清潔工、在這座城市討生活的“板兒爺”和報童……

建築工：“兒子不再做苦力”

建築民工，從事著這個城市最苦最累的活，卻只能得到最低、最少的報酬。他們辛勤勞作，權益卻屢受侵犯。他們蓋起了城市所有的高樓大廈，卻從來沒有住過由他們的汗水澆鑄起來的房子。他們的工資不及坐在由他們建立起來的高樓裏的白領們的二十分之一，還常常遭遇欠薪。

2003年6月11日下午，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萬柳中路南口一個建築工地，對這裏的民工群體做了採訪。他們的生活，正是整個北京城建築民工的縮影。灼熱的陽光下，民工們在高懸的繩索上高空作業，身體懸吊在半空中操作，伴隨他們的是大吊車的轟鳴聲。

這一帶的寫字樓、住宅都非常漂亮，據說售價高達每平方米1萬元。民工們住的地方是工地後面一座灰濛濛已被廢棄的二層小樓，與一般建築工地臨時搭建的簡易工棚相比，條件算是好的。這個工地圍得嚴嚴實實，只有一個出口，平時鎖著門，且有專人把門。記者到來時，恰好有幾個民工要進去，記者跟著進去，門衛問有什麽事，記者謊稱是附近的學生，想進來看看。門衛沒說什麽，放我們進了門。

院內堆滿雜七雜八的物品，地面坑坑窪窪，與周圍華麗的高樓大廈相比，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記者遇到的第一個民工是這裏的電工，他把記者領到了民工們住的屋子。剛到門口，一股腐臭難聞的氣味撲面而來。屋子裏異常昏暗，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面塞滿了床，雙層的，一共有10多個床位。門後一個小小的飯桌上，橫七豎八地堆滿了飯盆。屋內基本沒什麽空地，整個屋子只有後面牆上一個很小的窗子。整個屋子惟一的“電器”是房頂上一個5瓦的小燈泡。就是這個燈泡，到了晚上還不亮，電壓不足。工人們說“電都用來施工了”，所以就不給他們住的地方供電了。

床上躺著幾個人，還有三五個人圍在一起打牌。見記者進來，打牌的停手了，睡覺的人也從床上爬了起來。 “這麽多人擠在這麽小的屋子裏，熱不熱？”聽記者這麽問，他們立刻活躍起來，七嘴八舌地說：“怎麽會不熱呢？現在都熱得睡不好了，到了伏天可怎麽過？還不得活活把人給熱死啊？”

“沒有風扇嗎？”一個名叫周兵的小夥子指了指頭頂上那只5瓦燈泡說：“沒有電啊，風扇用手搖動？”30歲的周兵來自蘇北農村，妻子帶著一雙兒女在老家種地。屋子夏天熱，冬天還非常冷。屋子裏沒有暖氣，發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結成一塊一塊的，保暖性不好。他們調侃說：“熱水基本沒有，取暖基本靠抖。

”記者注意到，床上堆放的被子質量很差，又髒又薄。儘管各方面條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說，只要一想到妻兒他就很幸福，平時幹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都要靠他養活，就又有了力氣。

這就是他們的作息時間表：早上5點半上工（冬天一般6點上工），11點半下工。1個半小時吃飯，1點上工，晚7點下工（以前是6點半），如果要趕進度就加班，但“沒加班費”。

來自安徽亳州的朱師傅說，他是綜合隊的，什麽活都得幹，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經常幹到晚上10點以後。朱師傅家中上有老父，下有4個孩子，兩個大兒子在農村務農，三兒子今年19歲，小女兒15歲，都是小學畢業，現在兩人已在廣州打工好幾年了。現在家中只剩老父和妻子。朱師傅說：“除非家中親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農忙和春節也不回去。”

“平時下了班出去逛逛嗎？”記者問。“沒時間逛，也不敢出去亂逛， 見了公安就躲著走。因爲他說逮你就逮你。暫住證？管什麽用？拿來一把給你撕了，還有什麽？”朱師傅說一般被抓住，就遣返回當地的收容所，然後讓家裏拿錢來領人。錢的多少按在收容所裏待的時間算。一般要800來塊錢。然後只能自己再坐車回北京，到工地上接著幹活。“什麽都不會解決，什麽都不會改變。只是自己賠了千把塊錢。”所以，他們下班了大部分時間是在宿舍裏待著，打打牌，下棋，聽聽收音機，主要還是睡覺。“太累了，一天下來骨頭都要散了架，沒心思去想別的了。”工人們說。

轉眼，到了傍晚吃飯的時候。記者看到他們端著碗，蹲著圍成一圈，邊吃邊聊，菜主要是白菜和湯，用他們的話是“從家鄉到中央，天天都是白菜湯”。但每兩天能加一頓餐，稍有點肉。他們每人一天的伙食費四五塊錢。

“沒有雙休日這一說，也沒有節假日。”工人們說。曠工就更不敢了，似乎也沒有理由怠工。“就比監獄好一點！”他們辛辛苦苦從家裏出來，就是爲了要拿回一點錢去，既然出來了，誰還願意自己砸自己的飯碗呢？一位工人說：“不願意沒有活幹，寧願累一點，也不願歇工沒有工錢。”

福利待遇更是與他們不沾邊，受傷、生病都得自己掏錢。所以他們最怕生病，哪怕是感冒發燒都怕，生病了吃藥花錢不說，不能幹活，老闆還要扣工錢。工人們最想的是“幹了一年活，到過年回家時能把錢拿到手”。

扣除了平時的飯錢和一些零花的，一般年終能拿回家六七千元就很不錯了。他們的工資不及坐在由他們建起來的高樓裏的白領們的二十分之一。這些錢能不能拿得到，“還得看包工頭的良心”。工人們說，他們的工資採取年終發放制，到年底才發一次，平時只給生活費，每月60到100元不等。他們告訴記者，包工頭說替他們攢著，省得平時都花光了，年終時拿不回家錢。“我們都是成年人了，老婆孩子也一大家人了，發了錢我們自己不會存起來或是把錢寄回去嗎，用得著老闆給我們攢嗎？”他們說。

因爲手裏沒有錢，平時必要的花費就得從老闆那裏預支。比如被褥， 要從工資裏扣除，一床質量奇差的被子要40元。

他們不懂政治，他們中很多人長到這麽大選票是啥樣子不知道；他們也不懂經濟，不知道GDP是怎麽回事。最大的快樂是下工後，吃飽飯跑到附近的小賣部去看電視。

周兵也有夢想：“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兒子能考上大學，不要像我這樣出苦力了，母親身體好起來。”現在，他只是想每天多掙10塊錢，這樣每個月就能有多點錢給母親買好一點的藥，給孩子多寄點生活費，給老婆多買件好看的衣服。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存點錢做個小生意。周兵的話很有代表性，不少人都有他這樣的想法。

談到以後的打算，周兵說再幹一兩年回家。用這幾年攢下的錢幹點小買賣，或者在家裏找點活幹，供著小孩上學。“現在的工作確實太累了，家裏雖然錢少一點，但什麽時候幹，什麽時候歇，都由自己說了算。”

清潔工：想孩子時淚流滿面

與北京林立的高樓一道新生了兩個群體：保安和保潔工。如果換個稱呼，他們就是打工仔和打工妹。

35歲的李桂枝來自湖北省黃崗市浠水縣竹瓦鎮農山村。今年3月份，她來到北京投奔在此做裝修的丈夫，在“非典”的特殊時期，找到了一份工作──簽約於北京西直門附近的一家保潔公司，現在被公司安排在法律出版社做保潔工。每個月拿500塊錢，不管吃住。服務于同一座樓的保安因種種原因離去，李桂枝卻對這份工作很滿意。 2003年6月10日下午，記者與李桂枝面對面地聊了起來。

和在馬路上清潔大街的阿梅比起來，李桂枝算是打工族裏的“白領”了。她就在記者工作的單位做保潔工，人樸素、勤勞、本分。平時，整日裏見她忙忙碌碌的，埋頭做著自己的事情，很少說話。坐在記者面前的她整潔、樸素，化著淡淡的妝，略帶羞澀的表情。

1997年，李桂枝首次來北京的時候，兒子只有4歲半。丈夫在北京打工，她帶著孩子跟隨丈夫來了。丈夫做裝修，自己攬活做。丈夫有活做的時候她就做做下手，平日裏照看孩子，做飯，洗衣服。丈夫有活做的時候一天掙個五六十塊，找不到活的時候可能10天半月的在家待著。這樣，兩口子要生活又有一個孩子要養活，一家人生活特別艱難。“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6年過去了，回憶起那一段時光，李桂枝還是感慨萬千。兒子到了入學年齡，她就把兒子送回老家，托母親照管了。

到現在，她斷斷續續在北京已待了六七年。其間，她還去大連打過工。她說大連那邊的人吃海鮮，她吃不習慣，大連那邊的人特欺生，就又來北京了，這邊“老鄉多，地盤也熟了”。

今年2月份，丈夫又來北京了。她算了一筆賬，感覺一個人在這邊生活太不划算，譬如說租房吧，一個人住也交那麽多錢，夫妻兩個住也不會多交，而且生活上有個照顧，活得有個人樣了，如果她再能在這邊找到活，那就更好。抱著這種願望，在3月份，她也來到了北京。不久，有了“非典”，那家清潔公司的工人跑了不少，公司招人的時候，沒太注重“年輕”、“漂亮”，她順利進去了。

她很珍惜目前在寫字樓裏做清潔的工作。在她看來，這是一份體面的工作，乾淨、輕鬆、環境高雅，能按時上下班，還有雙休日。最讓她心裏踏實的是“每月15日會按時領到工資”，500元，結結實實裝入口袋，讓不少人羡慕。她的不少老鄉，辛辛苦苦一個月，工錢幾經老闆巧立名目盤剝克扣，到手時就剩不了幾個了；也不會像建築民工那樣爲了向老闆討血汗錢而用盡腦汁，耍出自殺、搶劫、以及所謂的“跳樓秀”等“不法”手段。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李桂枝同村年輕力壯的人都出來打工了，一塊來京的就有100多人。男人們大多做裝修工，自己跑活，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也有的受雇於私人裝修公司，不怎麽能掙到錢。女人們大部分在服裝廠工作，整日沒白沒黑地幹，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沒有雙休日這一說，沒有加班費，活很苦很累。賺的錢和她差不多，有時候還領不到。

“像泉水一樣啊，用了還有，用了下個月還有。”李桂枝形容自己的工資。這500塊可是“命根子”，一個月100多元的房租費（她與丈夫在豐台區大理崖附近租的民房），還有十好幾的水電費，兩個人一天10塊的“吃飯錢”，都由它來付啊。衣服基本不買，即使這樣，一個月下來，500元也就花個“光溜溜”了。如果想有積蓄，就看丈夫能攬到多少活了。

李桂枝說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如家中有人過世、生重病等），他們一年中只有春節才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幾年都不回家了。她們村來北京打工的人，家裏的田都租給別人種了。李桂枝租給了親戚，象徵性地收一點錢。“我們那兒種水稻，插秧很苦很累，但一點也賺不了錢，家中若有孩子上學，學費交不起。出來掙點就比在家裏待著強。”李桂枝說。她的家中還有一個70多歲的婆婆，眼睛瞎了，由姑嫂照顧，她和丈夫每個月給姑嫂100塊錢，供婆婆零花。100元，在當地就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了。

李桂枝告訴記者，兩人辛苦攢一年的錢，除去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能剩下六七千元帶回家，一家人就很高興了。

當談到兒子時，同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李桂枝臉上的表情生動起來：“我兒子很聰明，讀書好。”她10歲的兒子，在上小學。“爲什麽不把兒子接到北京來讀書呢，這樣一家人可以團聚在一起了，也少了母子之間的思念之苦呀？”面對記者的提問，李桂枝的表情又黯淡下來：“誰不想一家人團團圓圓的，可是我們供不起，外地人的孩子若想在北京讀書要交很高的借讀費，包工頭的孩子才能在北京讀書。”

“想兒子嗎？”這是個很殘酷的提問，但記者還是“明知故問”了。李桂枝這時不言語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複雜表情浮上了她的臉，她慢慢低下了頭，眼角溢出了淚水……

新“祥子”：□轆聲中的夢想

“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見了執法繞個圈，見了警察就兜個彎……”，這是在北京的“板爺”中廣泛流傳的“遊擊隊員之歌”，他們是民工中另一個群體的代表，靠拉人力三輪車過活。他們不像建築工人那樣辛苦，也不像建築工人那樣到了年底爲血汗錢是否能到手而發愁。他們是自己的老闆，自己支配自己的勞動，但是，吃飽了這頓飯，他們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老張已在北京待了整整10個年頭。老張其實不算老，他周圍的“板兒爺”都這麽稱呼他，於是大家也就都這麽叫了。不過，再過幾天，他也要跨入 30歲這個門檻了。30歲，在城市中算不得什麽，很多人還是單身貴族，過著“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瀟灑生活，他卻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扛著養活一大家人的重擔。兒子11歲了，在安徽老家讀小學，小女兒才兩歲，帶在身邊。愛人在西城區二裏溝附近的五礦集團做保潔工。

“我們老家農村那邊結婚早，19歲我就娶了媳婦，那時啥也不懂啊，就跟著我們村的一夥人來到北京了。”老張對記者說。新婚不久，帶著熱忱，帶著夢想，在鄉人豔羨的目光中，他帶著新婚不久的媳婦，與幾個鄉人一起來到了夢想的地方──北京。

開始時“特別艱難”，爲了生存，“啥都幹過，建築工，臨時工”。還賣過肉，賠了1萬多元，還累得要死要活的。

賣肉那段時光，老張刻骨銘心：每天都是淩晨1點從朝陽區一個批發市場挨號排隊批到肉，然後用腳蹬三輪車運到市郊的一個地方賣。開始做，沒經驗啊，一點也賣不出去，到了第二天就不新鮮了，便宜賣也沒人買了，就只好扔掉。這還不算，開始時還經常收到假幣，100元的就遇到過好幾次，一天如果收了一張百元假幣，那就幾天也賺不回來了。那時候賣完一天肉，到了晚上算賬的時候，沒賠就已經很高興了，這樣幹了半年，一分錢沒掙到，反而賠了1萬多塊。

賣肉這段經歷，讓老張覺得“咱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於是，老張就不做生意了，還是給別人出苦力。這樣“累是累了點，但是不操心了”。就這樣，老張就去建築工地當小工去了，幹了兩年，每到年終，辛辛苦苦一年的血汗錢，經過層層“雁過拔毛”，到自己手裏就剩不了幾個了。建築小工也做不下去了，乾脆，老張用積蓄買了一輛腳蹬三輪車，幹起了拉三輪人力車收廢品的活，有時候小區中有人搬家，也會幫人家運運家具什麽的。“你到時候搬家或運什麽東西，打一聲招呼，免費，全部免費！咱別的沒有，力氣嘛，用不完。”老張憨厚地笑著對記者說。

老張對這個行當很滿意：“比原來好多了，我現在都有固定業務了，愛人就在對面的五礦集團上班，他們單位若有什麽報紙、紙箱、廢品什麽的，就會給我打電話，我就過去收，現在與幾個單位都有固定的聯繫。我和他們這些‘打遊擊’的不一樣。”老張說著給記者指了指不遠處一堆的“板兒爺”，臉上洋溢著優越感，“他們沒有固定的地方，也沒有證，是‘黑車’，見了城管就逃跑。”

老張告訴記者，拉平板人力車也要到有關部門辦證才能經營，一個證辦下來一年也要花個三四千元，很多人一年也賺不到這個數，於是只好打遊擊。老張順口唱起了他們“板兒爺”中間廣泛流傳的“遊擊隊員之歌”：“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見了執法繞個圈，見了警察就兜個彎……”，唱著唱著，眼中漸漸流露出迷茫。

“板兒爺們”就這樣打著“遊擊”，整日裏於大街小巷中忙碌地穿梭，穿過豪華寫字樓，穿過星級賓館，也穿過燦爛的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城市的浮華、璀璨，所有這一切與他們無關。

記者問老張這樣一天能賺多少錢時，他連聲說：“這不好說，這不好說，好了一天下來能賺個三四十，不好了，說不定十天半月沒活做。”

爲了多省錢，老張每月的生活費只有100多元，兩個饅頭，一碗開水就是一頓午飯。愛人所在的單位五礦集團管一頓中午飯，到了晚上，一家人才能吃得像樣些，就是炒個家常菜。

“苦是苦點，但我還是喜歡北京，因爲北京給了我希望。再說了，比起剛來時的那幾年好多了。”老張說。

老張對小時候“沒好好讀書”，唯讀到小學畢業有些後悔。“兒子也學習不好，由他去吧，不好就下來打工，像我一樣，咱比不上人家城裏的孩子，比不上！”老張歎息。

“我在北京算起來有10年了，到現在也五六年沒回老家了，基本在北京定居了，也算是半個城裏人了。”老張說。

“沒想過有一天最終要回家的嗎？”

“回家？沒想過。”老張咧嘴笑了笑，“我現在基本上是北京長駐人口了，就在北京這麽呆著吧，在北京再難再苦，也比老家強啊，我們那兒實在是太窮了，沒有來錢的地兒。”在老家人眼裏，老張這也算是“混”出個人樣來了。

“感謝北京，是北京幫我養活了全家。”老張帶著滿足的微笑對記者說。

像老張這樣的“板兒爺”，只要你留心，在北京的胡同、在大街小巷、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比比兼是。當然，他們中的很多人活得沒有老張滋潤，對北京也沒有老張眼中的溫暖。他們對北京沒感覺，沒感情，“當地人始終歧視外地人，苟且活著吧，誰知道明天是個什麽樣子呢？”

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

閑下來的時間裏，李露霜不知道做什麽好，就盼著附近的老太太們出來遛彎兒時能坐在這兒同她嘮嘮嗑。如果沒有人來，她就看大街上賓士的汽車，看大街上匆匆而過的行人。李露霜在北京賣報，她凝神觀看著大街上走著的姑娘們，“把頭擡得高高的，衣服穿得真好看”。她說自己也有一條好看的花裙子，放在家裏沒捨得穿，她說：“等不幹活的時候，把它穿上，也在大街上這麽走走。”

“賣報，電視報，賣報，電視報……”每天清晨，當人們步履匆匆、踩著鐘點趕著上班的時候，一個清脆、嘹亮、還帶有些許稚氣的聲音已響了很久；傍晚，當人們飯後茶餘，悠閒地讀著一份晚報，或出來遛彎兒時，這個聲音依舊在空中回旋。

這聲音來自北京動物園對面的一個小報攤。這個報攤，只是在一輛人力三輪車上，擺放著各種報紙雜誌。傍晚，再也沒有人買報紙的時候，它的主人把這些報紙雜誌一摞，放在車上，蹬起來就走了。主人是一個大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紮著一個馬尾辮，臉蛋黑黑的，眼睛很亮。

她叫李露霜，來自山東德州一個很窮的農村，初中沒畢業就輟學了，在家幹了兩年農活，2003年過了春節，就跟著小姨來北京了。這個報攤是小姨的，她來京是給小姨做個幫手。小姨跟她說等過幾年後，她人長大了，這一行也做熟了，就讓她自己單幹。在西直門附近，小姨自己還有一個報攤經營著。小姨管著她吃住，每個月給她些零花錢。“我就是跟著小姨來北京學見識的。”小露霜很懂事地對記者說。

李露霜很敬業，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6點就準時蹬著三輪車出來把報攤擺開，晚上七八點鍾才收工。一天下來，在報攤旁一待就是12個小時以上。這份工作看似輕鬆，其實很熬人。“得一直守著，不能離開”。小露霜說。她不愛看這些報紙雜誌，她說她從小就不愛看書，她最關心的是每天賣掉多少份，怎樣才能完成小姨交給的任務。

賣報就是早上和傍晚兩個高峰期，閑下來的時間裏她就不知道做什麽好，她盼著附近的老太太們出來遛彎兒時能坐在這兒同她嘮嘮嗑，如果沒有人來，她就看大街上賓士的汽車，看大街上匆匆而過的行人。來北京都半年了，她還什麽地方也沒去，只有在晚上收工後在附近轉轉。

幾個月幹下來，李露霜體會到了賣報也是個辛苦活。冬天那麽冷的天，天還不太亮就出來了。風像刀子一樣割在臉上。臉、耳朵都凍了，手上也滿是凍瘡。到了春天吧，風沙又那麽大，刮得人眼睛都睜不開。現在到了夏天了，又那麽熱，雖然有一把遮陽傘，但太陽還是像是“要把人給烤焦了”。李露霜說：“比在家幹農活還是要輕鬆不少。”

李露霜告訴記者，北京有的人好，有的人很壞。她這個小報攤中，也兼賣電話卡。有一次一個小夥子買走一張50元IP卡，不一會又回來了，說這張卡是個空卡，裏面沒錢，要李露霜把錢退給他。“那張卡是新卡，我動都沒動過，密碼也沒刮開。明明是在故意找茬。”小露霜不退錢，那人就威嚇她說，把她送到公安局，關她半年，到時候就什麽人也見不著了。小露霜嚇得哭了，但那人還是不依不饒，沒辦法，她只好給那人退錢了。後來還遇到過類似的情況。李露霜說：“我現在不怕了，告公安局就由他去告。”強硬了以後，這樣的事反而少了。李露霜偷偷告訴記者，是小姨教她這麽做的。

李露霜說，附近上了歲數的老太太們都很好，經常“閨女，閨女”地叫她，還和她聊天。城管也不錯，和附近這一片的城管熟了後，他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厲聲呵斥她了。遇到情況，就對她說，今天要檢查了，挪個隱蔽的地兒去吧。這時候，她就把報紙一收，唱起小曲，蹬起車來就走了。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到天明去賣報，一邊走，一邊叫，今天的新聞真是好啊，一個銅板就買兩份報…（肖方）

《法律與生活》雜誌 2003年0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