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共衰圈」下的飯碗危機與契機　　

劉宇凡

阿芝今年卅二歲，八十年代末中學業後就在一間鐘表廠當薄記文員。當上不久就得為百多名員工計算遣散費，因為工廠要北移了。寫字樓暫時還留在香港，但過不了幾年也結束北移了。阿芝失了業，幸好很快就轉行當傳呼員，工作比前辛苦，但生活還可以。那知幹了不過五年，傳呼公司也北移了，阿芝又失了業；她幾年下來一直只能打散工。

從前店後廠到前店在港、後店在大陸

由於大陸工資平均只及香港十分一，所以大陸一旦「改革開放」，香港製造業在八十年代便北移，然後服務業在九十年代已追隨了。最初的時候還只影響藍領，後來卻波及白領了。傳呼公司全盛時有30多間，僱用4萬人；現在只餘八間仍保留傳呼中心，員工只有1萬。其他服務業也有相同情況。從匯豐到中銀，從電盈到國泰，紛紛在廈門、廣州、深圳設立後勤中心，同時裁減本地員工，從基層到經理都有。

同樣的過程也早在台灣展開，盡管速度較緩。

兩岸三地的經濟一體化已經基本完成了。貿易上如是，投資上更是如是。1993年香港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七成半去了大陸；台灣的數字則是五成。另一方面，在流入大陸的外資中，一半來自港台。台灣如果沒有大陸這盤生意，它的外匯收支就會立刻出現赤字；香港如果沒有大陸，也不會有那麼多中型企業在廾年間變成大財團。可是，另一方面，經濟一體化卻造成港台兩地產業空洞化，造成了失業；其次，也向港台的工資水平造成巨大的下調壓力。對富人而言，這種一體化是「大中華共榮圈」；對普羅大眾卻是惡性競爭的「共衰圈」。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巨大變化？前景究竟如何？如此下去，打工一族還能有安定生活嗎？我們還有甚麼辦法？

全球化還是三極化

有人立即把原因歸咎於「全球化」：得到了資訊革命之助的資本，變成了能夠迅速在全球自由流動，哪裡工資最低就去哪裡。各地員工是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大趨勢的；你罷工要求加工資？老闆就撤資，看你罷不罷工？出路只能是提高自己的競爭力，擠垮外地打工一族，你就有飯碗了。

這種「全球化」論，在內容上是大大誇張了事實，在結論上是要三地工人惡性競爭，以便財團漁人得利。先說內容。其實，能夠全球迅速自由流動的，主要是金融資本（首先是外匯及証券投機），而不是生產性投資為主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性資本絕大部份不是全球性流動；要做到這一點也不那麼容易，特別是對於資本密集的對外投資 (例如汽車) 而言。所謂「全球工廠」，其實是一種誇大說法。事實上，世界七成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是流向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而是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餘下三成的大半雖是由發達國流至發展中地區，但也不是流向工資最低的地區，而是更多的流向毗鄰地區，例如美國資本流向墨西哥，西歐資本流向東歐，日本資本流向東南亞，港台資本流向大陸。那些不與發達國毗鄰的大部份發展中國家 (例如非洲)，工資再低也不會有很多人去投資的。所以，有學者強調，就對外直接投資而言，與其說是全球化，不如說是三極化（北美、歐洲、東亞），亦即三大貿易自由區。而對港台普羅大眾來說，真正的威脅不是「全球化」，而是大陸的資本主義化對兩岸三地勞動市場的下調壓力。

美墨工人跨境團結的啟示

明白這一點對於恢復普羅大眾的抗爭信心十分重要。對老闆來說，跨境投資比全球分散投資容易管理得多；對員工來說也一樣———員工跨境團結抗爭，同樣比天各一方的情況容易些。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工會經驗可以為我們兩岸三地打工一族提供借鏡。

美國與墨西哥之間，就像兩岸三地：墨國工資平均只及美國十分一。因此在過去廿年，尤其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後，美國資本大量投資到美墨邊境的出口加工區。墨國出口加工區在1980只有工人12萬，1992年已增至50萬。這種跨境投資對美國工人的就業與工資水平帶來嚴重威脅。但是，美國工會越來越明白到，只要兩國工人聯合爭取一起提高待遇，就能實際上限制資本的剝削自由及流動自由。所以越來越多美、墨，還有加拿大工會聯合起來抗爭。例如九十年初，美國的勞聯-產大屬下的許多工會，加拿大的聯合汽車工會人便同墨西哥工會組成＜為出口加工區工人爭取公義聯盟＞，共同為提高待遇而奮鬥。又例如美國金寶菜湯公司計劃把番茄合約轉交給沒有工會組織的墨國農場勞工。美國的農場勞工組織委員會就與墨國的農場勞工會結盟爭取提高待遇。

總之，他們的當前策略是通過聯合減少惡性競爭，對抗資方進攻；長遠方針則是把經濟一體化所造成的勞動待遇向下看齊扭轉為向上看齊。

其次，跨國企業越是把生產環節擴展於國際，就越迫使各地員工打破地區局限，沿著生產環節團結起來。例如國際食品工業工會就促成了「谷古與巧克力網絡」，把歐洲巧克力工業員工與拉美及亞洲的谷古種植勞工聯繫起來。北美三國生產環節越是緊密，只要員工在其中一環罷工，就足以癱瘓整個生產環節。1994年美國通用車廠工人罷工就令北美三國各廠停產。

不要「共衰圈」，要三地勞動待遇一體上調

港台與大陸同文同種，地理上唇齒相依，三地打工族發展聯合的抗爭以至聯合的工人運動，都沒有絕不可克服的困難。尤其三地的生產與銷售環節空前緊密(所謂前店後廠)，沿這些環節聯合起來早就具備客觀的物質基礎。最大的障礙不是沒有這個基礎，而是大陸政府不容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以及港台兩地工運不僅仍然微弱，而且缺乏放眼亞洲以至世界的眼光。但是，近年來這個狀況也開始改變了。香港的玩具安全約章聯席*近年來一直促進大陸及東南亞玩具業工人的合作互助，可算是一個開端。

第三，盡管確有老闆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索性撤資到低工資區，但更多威脅純粹只是威脅。香港製造業雖已大大息微，但填補其空白的服務業，本身大部份都是不能遷移的。餐館的侍應，酒店的清潔員，出入口公司的船務文員，都只能在本地工作，不能北移深圳。匯豐可以把一些資料輸入工作北移，但本地各分行仍需本地員工為客戶服務。小部份工作北移對員工的心理影響其實遠大於其實際影響。但只要記住，老闆仍須要大量本地員工，本地員工就仍有議價能力。當然，若大陸政府進一步對外開放資本市場，那麼沿海城市(首先是上海)就會同香港轉口貿易惡性競爭，打擊本地就業。但問題是，這種惡運並非天命使然，無可抗拒。容許資本有多大自由，事在人為而已。今天，世界上越來越多人正在反省這個問題，正在努力反制資本的剝削自由。歷史經驗也說明，只要聲音和努力夠大，扭轉當前方向仍是可能的。

*玩具安全約章聯席是由亞洲專訊資料中心、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職工盟等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