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的困境

劉宇凡

《新苗》第1期，1987年3月

今年年初的學潮，產生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經濟改革進展令人十分不滿。目前經改所遇到的阻力，並非來自別人，而是來自中共自己。中共各級幹部，不是刻意抵制改革，便是打著改革之名大刮特刮。本文目的是介紹中國經改的背景，和報導官僚層中不同組成部份，如何大大阻礙改革、扭曲改革。

改革的迫切性

現代化一直是近代中國人民的夢想。但在1949年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政權能真正推行龐大工業化。只有到中共上台，中國才第一次進行龐大工業化計劃，並且夢想能在短期內超英趕美。但是，這個工業化計劃的實際後果，跟當初人們所期待的，實際相距太遠了。

中共建國差不多四十年了。在這幾十年內，中共在「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下，用大大壓低工農生活水平的辦法，進行了龐大的工業化。從1949年到1979年，30年間農業增長了2.7倍，輕工業增長了21倍，而重工業居然增長了97倍。然而，人均國民收入，同期增長不過3倍。換言之，工業化速度雖然很高，但真正造福社會和人民的並不多。

中國的輕重工業各佔社會總產值三成以上，以這樣的比重而言，中國可算是初步工業化的國家了。在發展中國家裡，很少有像中國那樣能製造絕大部份基本建設設備以及具備發達鋼鐵工業的國家。然而，不少國家如南斯拉夫、阿根庭等等，工業產值比例比我國低，但是它們的人均國民總產值早已達到二千美元了，但我國只有不到三百美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排到百多位（註一）。無論是西方還是蘇聯東歐各國，它們的工業化同時促進農業現代化，逐步把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但中國的高速工業化，差不多完全沒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例，佔八成人口仍是落後的小生產農民。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速度雖高，但效益奇低。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總是持續增長，但中國不僅沒有追上西方，反而逐年下降。80年代同50年代相比，每投資一百元所帶來的利潤，平均下降三成。重工業尤其不妙。「三十年來，重工業幾乎年年得到比輕工業多十倍的投資，但總共只為國家創造了比輕工業多二成的利潤。」（註二）

利潤降低的原因有多方面。但在中國，則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實在是一個重要原因。效益遞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幾十年來產值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技術進步和管理科學化，而是依靠大量投入原料、燃科和人力。技術因素在生產增長中所佔比例，在西方高達五成以上，但中國只有二成。主要依靠大量投入維持的生產，意味著生產越發展，資源浪費越大。例如，1981年，在30項物資消耗指標中，有一半連過去最高水平也達不到。再如下表：

表一

1978年以來，中共雖然發展了生產，但是，增長原因主要仍是依靠大量投入，而不是經濟效益的提高。恰恰相反，經濟效益仍在下降中。

如果不根本扭轉經濟效益，生產再發展也不能使中國追上先進國家，反而只會更迅速地耗盡各種資源━━「吃祖宗的飯，造子孫的孽」。

官僚集權的經濟體制的弊害

50年代所建立的極度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制，嚴重地束縛著生產力，阻礙了各種生產因素的合理流動。舊體制的特點，就是政企不分，全國幾十萬個工商企業都直接附屬中央及地方各部門，直接聽令於政府各部。每一個企業的投入產出，人、財、物、產、供、銷，一概由中央及各級政府包攬安排。在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和生產因素在各經濟部門、各個企業的分配比例，是由供求關係自發調節的。但是在中國，這一切都由中央各級政府統一計劃。但是，一切集權中央之後，中央根本無法替每一間企業好好安排它們的產、供、銷。全國產品數以千萬計，同一種產品中又有無數的級數、質量、規格、品種。單是鋼材，規格品種就有上萬。同是生產一種產品，只要級數、規格不同，各生產因素的投入比例也會發生變化。中央很難對這樣千差萬別的具體情況都一一掌握，更難有效地為各個企業安排好同其他企業的供銷關係。

企業的生產指標都由中央或地方各部下達，但是，這些指標時常互相矛盾。例如四川省成都無縫鋼管廠，產量指標由中央冶金部下達，產值、利潤、勞動生產率指標由成都冶金部下達，而燃科、動力則由省物資部門供應。但結果1980年利潤指標超過生產指標12%，而燃料分配又差30%，使企業常常束手無策。

企業的各種原料、燃料、人手供應全由中央各部管理，結果就發生像下列的事情：安徽省蕪湖市，有一間焦炭廠，一間化肥廠，兩廠相鄰，而化肥廠正需使用焦炭，按照最方便的辦法，兩廠只要直接交易，化肥廠就能直接從焦炭廠進貨。但是中央並不清楚。中央安排化肥廠從幾百哩外的地方進焦炭，又安排焦炭廠從幾百哩外出售焦炭。浪費極大，自不待言。

生產指標由中央下達，但是，中央計劃往往無法供應足夠的電力、燃料、原料及所需技工，於是企業又總是在上報投入量時盡量高估。「……每個單位都力求有備無患，備而不用，寧肯庫存積壓，上級也調撥不動，人為地加劇物資緊張，結果造成以物易物，非法貿易風行。」（註三）越是緊缺物資，企業越是虛報得緊要。例如鋼材，長期都是緊銷物資，不少工廠要停產待料，但是，同時大批鋼材躺在許多企業倉庫裡閒置。「1984年年底，我國鋼材庫存量竟高達二千多萬噸，可使用六個月左右，比發達國家鋼材庫存時間（約兩月左右）多二倍。」（註四）

「……庫存鋼材年年大量增加，原因是大家虛報需要，對不合需要的鋼材也搶購進來，作為交換其他物資的手段。」由於中央部門無法保證供給，使企業不得不千方百計取得緊缺物資，即使不能自用也可以換來其他自己急需物資（這自然有時包括了貪污、賄賂、中飽私囊等）。但是，這樣只會把計劃全盤搞亂。

中央一方面為了對付企業虛報需要，另一方面也的確由於物資不足，在供應物資時實行所謂三八制，即物資局按申請數只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按供應數只供八成，到領貨時又按領貨數供八成。企業為了獲得足夠供憊，有時迫得又再誇大需求，結果是惡性循環下去。各個計劃數字越弄越糊塗。

在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下，人民的消費需求既無法通過市場的供求關係，更無法通過民主途徑，向生產單位作有效的反映。生產單位只向中央部門負責，但中央部門自然無法了解時常變動的消費需求，結果造成貨不對路，滯銷積壓━━「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庫存積壓，財政虛收」。工業產值連年增長，但商業部門全部收購後，能暢銷的並不多。據報，商業市場的暢銷商品一般只佔五成（註五），其餘都是非暢銷商品和滯銷品，造成流動資金大量積壓。

上面敘述了在官僚集權計劃下，企業在供、銷方面的寸步維艱的狀況。下面我們再談談，中國所謂條塊割裂的問題。

中國上百萬個工商企業，分屬兩個系統管理，一個是中央二十多個部門，以及屬下地方各級（省、市、地區、縣）機構（所謂條條）；另一個是地方各級政府（所謂塊塊）。長期以來，經濟管理按照條條、塊塊來進行，割裂了經濟的自然聯繫。社會化大生產是專業化協作的，要求做到貨暢其流，人、財、物能夠用最短時間流向效益最高的部門。但是，按照條塊管理經濟，阻礙了企業產需之間的直接流通。產品的流通不是按照經濟原則進行，而是按照行政系統（條條）和行政區劃（塊塊）的互相割裂的、曲曲折折的層層機關進行。

部門之間的割裂：上文所說的安徽省蕪湖市的焦炭廠和鋼鐵廠，之所以不能互通有無，原來一個屬化工部門，一個屬冶金部門，供銷渠道各不相同，自成體系，因此，咫尺天涯。

地區之間的割裂：由於中國各地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級地方政府都拼命搞成萬事不求人的自給自足經濟，造成了無數「大而全」「小而全」。例如，由於鋼鐵供應不足，各省、市、區以至地、縣，都想搞鋼鐵廠，不顧資源和運輸條件。山東省濟南市方圓四十里內，就有大小鋼鐵廠四座，分歸省、市、縣三級管理，互爭礦石、煤炭，搞得誰也吃不飽，大家一起虧損。機械廠算是重工業，但不僅中央及各省市辦，地區及各縣辦，連城市中一個區甚至一條街道也辦，造成重覆建設。又如不少內地落後地區，不願向沿海地區供應原材料，但自己又無力發展現代化工業，所辦企業十分落後，既不利己亦不利人；反過來，沿海地區也不大願意向落後地區轉移技術，生怕自己失去優勢。

部門與地區之間的割裂：例如，上海的紡織機械業生產能力不足，但上海的中國紡織機械廠卻有多餘生產能力，只因它屬中央部管企業，不歸上海管，因此上海也不能利用它的富餘設備。

中國經濟體制除了上述弊害（管得過死，條塊分割）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外行領導內行。

中共建國之後所實行的一黨專政，在程度上恐怕比蘇聯東歐有過之而無不及。全國各地，由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從醫院到企業，黨委無不包辦一切，從業務到人民的個人生活，無所不管，中共謂之「一枝竿插到底」。但是，全面控制著中國的中共，四千萬黨員中有一半是小學程度或以下，二千萬幹部中竟有七成不懂或不太懂他們所控制的企業、事業單位的業務的（註六）。由一個大多沒有現代化知識的政黨享有極權，其結果之一是30年來造出無數違反科學常識的蠢事，以及國民經濟管理不善。據85年11月統計：在40多萬個企業中，竟有七成連最起碼的消耗標準、計量定額及標準化等基礎工作都不健全，有兩成是根本沒有這些記錄的，比較健全的只佔一成多一點（註七）。

很明顯，如果這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不再改變，中國經濟要真正起飛，比上天還難。

改革的困難

經過了幾年的探索，中共終於在1984年提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經濟改革的設想。《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文件提出，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搞活企業，發展企業橫向關係，而這就必須政企分開，政府不再直接指揮企業，大批指令性計劃由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代替。中共把這整套改革的路線，歸結為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別於過去所實行的產品經濟。這個理論概括是否恰當，姑置勿論：但是它的實用方面的確是能夠針對著舊體制的毛病的。

但今天最大的問題是：政策能落實嗎？落實的結果又會走樣嗎？更關鍵的是，由中共一手包辦的改革，最終有利於誰？是廣大民眾，還是中共各級幹部？

中共幾十年的極權統治使它早就變質，成為官僚黨、特權分子黨。中共黨風之敗壞，越演越烈，積重難返。最諷刺的是，近年最大的貪污舞弊案、高幹子弟投機倒把、黨政機關經商、經濟犯罪、貪污賄賂，這一切的一切，都剛好在中共中央整黨期中發生。從83年到86年，整整花了3年，結果越整黨風越壞。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了，中共在壓制人民的時候，效率甚高，但是它卻無力改良自己，無力貫徹自己的政策。

目前改革出現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是既得利益者阻礙改革；二，是官僚利用改革，利用市場，更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

現在先談談第一方面。

中共口頭上說經濟改革也是要讓人民參與管理國家。這當然是空話。現在這場經濟改革不過是官僚層裡面的權力再分配，並未「澤及萬民」。但是，即使如此。中共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未有成功。改革要削減政治官僚的權力，提高科技官僚與經濟官僚的地位，改變外行領導內行、政府直接管理企業的現象。具體來說，就是：

1.企業黨委削權，由廠長負責生產經營權；

2.各級政府部門下放權力給企業；企業享有經營自主權和要自負盈虧；

3.逐步打破城鄉割裂，實行市領導縣的制度。

4.打破條塊分割，加強企業之間協作聯合；對虧損企業實行關、停、併、轉以至宣佈破產。

5.一大批沒有知識、老朽昏庸的官僚要退休。

上述每一項都要觸動一部份官僚利益。我們且看看，每一點在推行時保守的官僚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罷：

1.企業黨委：「當前改革的阻力主要還是來自黨內部份同志。他們伸手要官、要權、要錢，稍不滿足就罵。不敢罵中央，但敢罵廠長。」（註八）現在更有些黨委，頂著改革的名堂，挖空心思抵制改革，把企業變成股份制，在廠長上面設董事會，自己照當董事。

2.政府部門官僚：「國家和省政府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有相當一部份仍被主管局、公司截留，放權不放手，干預太多，使企業無法行使自主權」，還說這是「手裡有把米，才能喚來雞，手裡不帶人財物，怎麼給企業服務。」（註九）

3.市管縣改革：日前已撤消了37個地區一級政府，其轄下的570個縣改由129市領導。但不少農村官僚對於被劃歸市領導並不滿意，且有抵觸，因為擔心城市官僚會趁機揩他們的油，又或把他們當成「沒娘的孩子」。（註十）

4.加強企業之間的聯合甚至合併，時常涉及到新企業歸誰「領導」的問題。「江蘇省無錫市機械廠生產能力不足，第二機床廠則設備過剩，市委要求工廠合併，但只因涉及到工廠歸誰領導的問題就難於辦成。所謂企業歸誰問題，說穿了就是主管部門總想保住企業的領導權，不肯削弱自己。」（註十一）

現在再談談第二方面的問題：這場大改革變成誰的改革？官僚的改革還是真正有利人民的改革？

30多年來中國的官僚都以權謀私。在我國，官僚壟斷的權力就是點金捧，憑它可以換回一切。人民到處買不到啤酒，但一個小幹部寫一個條子，就可以整箱整箱從酒廠拉走。不過，自從經濟改革以來，市場開放，權力下放，各級官僚的貪污又有了新點子。這一回是權力再加上市場自由，正是如魚得水。我們現在分別從企業、政府部門、城市管縣及黨政經商幾方面看看。

1.企業權力下放後、不少企業參與炒賣炒買多種緊缺商品；84年底更亂發獎金給幹部，大送西裝，造成消費基金突升、價格上升。

2.各級地方政府獲得較大權力後，利用特權向銀行借款，大搞基本建設，「人人建廠，處處翻番」。地方幹部尤其最熱衷於大建住宅（註十二）和賓館，前者使自己可以分得更好住房，後者可以換回外匯，而憑著外匯又可以大買特買外國的大小汽車給自己享受。但是各地投資額直線上升的結果，是基本建設連年大大突破預算，各處都在舖攤子，但原料、燃料嚴重供應不足，不僅擠掉了許多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項目，使它們缺乏供應，而且由於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抬高了物價，使投機倒把更有機可乘。長此以往，改革只會大大不利人民、尤其工人階級，另一方面大大養肥了官僚和新生資本家。中共不是不想壓縮基本建設，只是它無法迫使各級官僚真正服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壓縮基建的通知一發再發，但是大多無效。（參看表二）

表二

3.不少城市利用現在進行市管縣、以城市為中心建立經濟協作區等等的改革，拼命擴大自己的權力和特殊利益。最近人民日報不得不一再發出警報，呼籲城市官僚不要把本該開放的城市搞成「城堡」：「我們在前進中也要警惕出現新的條塊分割。現在，有些部門和地區（包括一些中心城市），總想『以我為核心』搞行政性、封閉式的經濟體系。」（註十三）「不少城市都想『以我為核心』，自成體系，有的不願意同外地聯合，有的中斷了與外地的協作關係，把外加工件、外購件安排在本市工廠生產，並且下令不准本市企業擇優選購外地的協作配套件。」（註十四）

4.黨政機關甚至解放軍也來經商；他們憑藉手上支配物資的權力，投機倒把，「有的以『改革、搞活』為借口，辦集體性質的『公司』、『中心』，把全民所有制的財產、產品、資金、利潤轉為集體所有，化大公為小企，化公為私。有的利用本行業的特殊條件，以權謀私，把一些商品、貨款、補貼和外匯等傳給經商的親友子弟和關係戶。有的不顧國家法紀和群眾利益，亂漲價、亂收費、亂罰款、勒索克扣群眾。有的個人主義膨脹，爭相購買和更換進口小汽車。」（註十五）

中共各級幹部，大多數不是乾脆阻繞改革，便是借改革之名大刮特刮。他們利用手中權力，伺機而動，只要稍一鬆懈，他們就會拼命擴張自己的利益，或是大發獎金西裝、進口汽車或是大搞預算外投資。情況嚴重到在84-85年間，投資、消費、外匯嚴重失控，物價攀升。現在只是稍為好轉，但是未根本改善。

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中共無法落實自己的改革？為什麼改革的阻礙來自中共自己？中共在對付人民的時候，效率極高；但是在落實政策時為何如此拖拉？為什麼基建連年失控？為什麼整黨時時補課，但結果越弄越壞？為什麼企業整頓又整頓，結果一樣效率奇低？為什麼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為什麼中共對這些官僚如此心慈手軟？這都是因為，中共在一黨專政的名義下，脫離人民監督，寄生在國有經濟上面，早就變成了官僚黨，整個黨都徹底腐化了。貪污已經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張經緯線非常緊密的人情網、關係網；順藤摸瓜，遲早就可以在中央一級摸出大老虎。封建時代有所謂免罪鐵券。現在，黨證就是「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免罪鐵券；憑此可以享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特權。有此免罪鐵券，各級官僚怎會自律自制、怎會不拼命貪污呢？

中共各級官僚一年貪污了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但是數額一定大得驚人。我們從近年投資、消費、外匯、物價嚴重失控就可以想像到規模如何。不過。我們不妨從中共的「合法」收入之一。━━行政費━━去看看中共官僚們如何蠶食國有財產。

中共官員總是利用一切機會增設機構，增加人員，以便擴大自己的用人權，安插親信。他們又最喜開會，因為借此可以遊山玩水，大吃大喝，大發「紀念品」……。結果，機構膨脹，冗員增加、會議費增加……加起來使每年的行政費急劇上升，連年突破預算。（參看表三）

表三

早在1980年，中共就要求當年行政費減少20%，會議費三年內減少30%到40%。如果能實現也不錯了。但結果呢？年年不減反增。6年以來，通知發了一個又一個；1984年國務院又發出通知，要求削減行政費，但是，當年預算竟又突破接近一半！短短8年之間，行政費增加了一倍半，同期財政收入不過增加了七成。換言之，官僚層「合法」侵吞的國家資財的份額在比例上越來越大。財政部長王炳乾這樣解釋：行政費連年突破預算，「其原因……主要是對行政機關的編制控制不嚴，人員增加較多，再加上受不正之風影響，錢也多花了一些。」（註十六）王炳乾差不多年年都這樣說；而這一切是發生在「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改革期中！

行政費猛增不僅白白浪費寶貴金錢，而且對經濟運行造成極大障礙；機構越膨脹，官僚間的扯皮和公文旅行便越嚴重，以致有「鬍子工程」的怪事。

晉城樹脂廠建廠14年仍不能投產；

廣州市科技情報研究所請示修建科技情報大樓，7年無答覆；

廣州市國際海員俱樂部，中央已批准興建，但九年未建成；

一個科學研究者申請研究費15萬元。三年半後才得到，但是該項研究已由外國完成。

上面的例子在中共報刊俯拾即是。蓋一座房子要蓋40塊圖章，上一個小項目得經六七十道關卡審批，只要一道關卡卡住就行不得也哥哥。

結語

歪咀和尚唸歪經；即使經再好，結果也不能不唸歪。如果改革始終由這樣腐敗的中共來進行，根本不可能會改革得好。鄧小平並非不懂得這點。他早在1980年就提出要研究政治改革，要改善「領導」制度。其實，中國要實行真正改革，就一定要廢除一黨專政，把官僚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並可以定期撤換，只有這樣，才會有希望。中共卻始終要維護一黨專政，在這個前提下去進行政冶改革，本質上只是欺騙人民。然而，可笑的是，經過學潮的衝擊之後，中共連搞小修小補的「政改」的勇氣也喪失掉了，生怕會刺激起人民更高的覺悟。中共的自我改良，其結果不問可知了。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不如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掃除官僚層，將中國重新改造為民主、自由的中國。

註釋

註一：《國民經濟與成長階段和農村發展》，經濟研究，85年7月

註二：《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探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26頁

註三：79年2月24日人民日報

註四：新華月報，85年8月，104頁

註五：87年1月16日明報

註六：83年8月30日明報

註七：新華月報，85年11月，98頁

註八：85年9月13日人民日報

註九：87年1月26日明報

註十：86年6月16日農民日報

註十一：81年3月9日人民日報

註十二：過去30年中共極力壓低住宅投資，這自然是不對的。但是，近年各地太盲目發展住宅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新建的住宅中，有多少能落在人民手裡呢？據報，不少幹部利用分房之權，連自己的孫子的房子都已預先霸佔好。

附歷年住宅投資佔總投資比例（%）

一五時期    9.1

二五時期    4.1

三五時期    4

四五時期    5.7

五五時期    11.8

六五時期    42

註十三：86年4月18日人民日報

註十四：83年10月21日

註十五：《關於1985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86年國家預算草案報告》，新華月報，86年4月

註十六：86年6月新華月報，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