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安

《先驅》第69期，2003年（秋）

近兩個月來中國政府“抗擊非典“，可說忙得腳踢後腦勺。共産主義者和革命工人該怎樣看待當局的救災？中國工農真的與富豪們“同坐一條船、共有一個家“麽？早在20世紀初，某些社會主義者就以爲既然抵禦自然災病對全社會（全人類）都有好處，所以起碼在某些“非常時期“存在著超出階級利益的“全民利益“。他們聲稱“全民利益“需要跨階級合作來確保，抵制此類合作的社會主義者被斥爲“唯恐天下不亂“。 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布哈林反駁了這種觀點。他指出，爲了得到充足與合格的勞動力，也僅僅是出於這個目的，資產階級才不得不興辦大衆保健網；由於資本家和工人住在同一個城市裏，在傳染病同歸於盡的威脅下，前者被迫改良後者惡劣的住宿條件、建設上下水系統，以杜絕病源。中國今年這場病也不例外。

從殺傷力的角度說，非典遠遠比不上許多烈性傳染病，比如鼠疫、傷寒、霍亂等等。然而非典病菌畢竟是不選擇對象的，億萬富豪和貧民一樣可能得病，這不能不讓統治者們冒汗。在主要疫區之一北京，當局隔離封閉大批水庫，中止所有水上旅遊項目並禁止遊人進入水庫區；北京市污水處理部門也加大了工作量。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撥出鉅款開展預防和治療。有人會說：“還不都是爲大家著想才作的嘛，哪兒談得上階級不階級的？“，我們來看看，政府的真正目的在哪裡。

誰被隔離，誰被疏散？

疫情漸趨嚴重後，當局採取了“隔離“的措施，以降低傳染率。隔離誰呢？除了已確診的病人及其接觸面，首先是民工。四月中旬國務院下發通知，要求外地民工留在北京以“防止將疫情傳到外省及農村“，但外地工人還是想走。爲了避開“隔離“的鐵手，他們有的坐麵包車、三輪車返鄉，有的趴貨車、坐悶罐車，有的甚至騎自行車。北京警方則在各地警方配合下強力攔截。貴州當局乾脆要求本省民工“不要從疫區向家鄉流動“。

“隔離“措施本身其實無可非議，我們要問的是：爲什麽只針對民工？爲什麽如此突出民工？衆所周知，大批乘飛機離京的“流竄分子“並沒受到強力攔截的待遇（雖然他們在機場受到體溫檢查），而他們要去的地方通常都不是窮鄉僻壤。許多高層人士及其家屬則被政府主動疏散，離開疫區，其中不少躲進上海，當地官員訴苦說“我們連問都不敢問“。對疫區人口三六九等的待遇，不僅把“隔離“措施的效果打了折扣，更說明我們所處的，是個有主有奴，涇渭分明的社會。

爲什麽民工一定要跑？主要原因之一是沒錢治病。

有錢的看病，沒錢的等死

我們不談口罩、消毒液（之前還有白醋和板蘭根）以至北京菜價的一度暴漲，這實在是“小事“。 今天我們只談早已崩解的中國大衆醫療保健系統。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劉遠利教授說，中國用於衛生保健的總支出從在1980年代佔總產值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了目前的將近百分之五。但是，中國政府所負擔的醫療支出從1980年代時佔全國醫療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六下降到了目前的佔大約百分之十五。 而個人所承擔的醫療衛生費用從1980年的百分之二十三增加到了1998年的百分之五十七。

劉遠利沒有談到的是，中國醫療服務的昂貴，早把相當多的人排斥在醫院門外，大衆保健日趨小衆化。別看時疫流行，市場規律一分一秒也沒放棄自己的霸權。在北京，有的非典患者就因爲沒錢而被迫從醫院逃跑。即使在北京市財政局作出“減輕非典患者負擔“的決定後，享受“全額報銷“待遇的也僅是“本市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衆“，其他人只好滿足於“適當補助“的恩典了。前不久，新任中國官僚資本總代言人胡錦濤發出對非典患者“農民免費醫治，城鎮居民有困難的適當補貼“的指示。其實，就算是政府把所有非典患者的花銷全包下來又怎麽樣？每天得病的不止是他們，其他常見病患者怎麽辦？在農村，市場化和“與國際接軌“的資本主義大躍進已粉碎了基層衛生系統，在山西呂梁地區的一個山村“圪塔坡“，沒有村醫，90%的家庭不儲備任何藥品，包括“感冒清“和“創可貼“這樣的常用藥。這裏不通公交車，如果有人得了急病，需要騎自行車40分鐘，才能趕到離此最近的鄉衛生院。在整個呂梁地區，90%的村落沒有自己的醫生，大多數人甚至買不起中藥、消毒液和口罩，因爲那裏的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

在河南省，農民賣血造成當地近年來艾滋病泛濫，已成爲不折不扣的瘟疫，因此喪生的人數遠遠超過目前全世界非典死亡總合，中國政府無動於衷（除了幾道毫無影響的“批示“）。什麽原因？一方面艾滋病傳播渠道有限，不大可能衝擊“成功人士、高層人士及其家屬“的健康，另一方面，河南流行艾滋病沒有象非典那樣破壞（或說可能破壞）中國的投資環境。廣交會的失敗，2003基金世界中國年會、世界經濟論壇和中國商務峰會等均因疫情而推遲，這就難怪招商政府要跳腳了。

救人還是救市？

面對疫情，中央政府的正式回答是“一手抓緊非典防治，一手抓緊經濟建設“。僅就5月份來說，5月7日，國務院推出應對“非典“影響的八項經濟措施；5月10日，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出通知降低成品油價格；5月11日，財政部等單位決定對部分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和減免若干政府性基金；5月13日財政部再次發出緊急通知，補貼中央大型民航和旅遊企業。地方當局也不甘消極，各顯救市神通，除了“免稅" “補貼“外，還有 “加大政府採購力度“，“號召物業業主減免房租“等等。與此同時，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通過輿論界要求更多的優惠，比如退稅，要求在危機過後提供更多的商機以作補償等等。中小資產階級（特別是服務業）則感覺受到了忽略，也在製造輿論，抱怨政府對他們的生意保護力度不足。

大人物忙於救市，工人（特別是外地工）怎麽辦？他們既要回應號召留在疫區，又要承受可能的治病費用，最後，他們更是“市道清淡“最直接的受害者。儘管首都和不少地方都發了“緊急通知“，禁止企業單位辭退非典職工或對他們放長假，但這道禁令管不著廣大資本家因爲無買賣可作而進行的“正常裁員“。身體健康卻被迫離開工地、飯館、廠房的打工者該怎麽辦？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在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一種“公共災難“（戰爭、瘟疫、天災等等）本身是不會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試圖借天力滅階級鬥爭“人禍“的，還是人，生活在階級社會裏並反映出它的全部矛盾和趨勢的人。4月25日，“新毛派“代表人物之一李憲源公開發表 《中國思想人士在“非典“危機中的歷史責任》一文，清晰明確的表達了“勞資攜手，穩定大局“的路線。必需承認，在自稱左派的人中，這一路線是有部分市場的。

李憲源寫道：“我覺得中國有責任感的思想知識份子，可以把“追根究源“的工作暫時放一放，而利用自己的思想感召力和社會影響力，做到以下各點：

1、盡一切可能方式，全力呼籲市民不要恐慌和自覺配合政府的工作與（哪怕是比較難以接受的）要求，以加強而非進一步削弱政府在“非典“危機中的社會控制能力。

2、強調大家在這個時候，給政府一個改過機會，比咒駡仇恨甚至要推翻政府，對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更爲有利。並隨時挺身而出，駁斥那些幸災樂禍、唯恐天下不亂分子的有害言論。

3、要敦促輿論界和政府官員在及時公開疫情時，強調“非典“的死亡率並不值得人們如此恐慌。每一措施出台，必須充分考慮社會震動效應。

4、思想知識份子的另一重要責任，是不斷大聲疾呼，迫使政府極大關心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非典“疫情。

5、在這非常時期，很希望中國左右思想人士可以把意識形態爭論暫時放一放；

6、要對照“六四“時的情況，十分警惕國內外居心叵測的政治勢力趁火打劫，利用“非典“在中國製造政治變故和社會動亂“。

李憲源及其代表的“穩定大局派“，似乎很冷靜，很務實。不過，只需對他們的立場稍加推敲，就可敲得“大局“條條裂縫。首先，市民無論恐慌與否，總的來說對政府的工作與（哪怕是比較難以接受的）要求總是配合的，雖然未必自覺自願。這種配合是由群衆的被統治、被剝削地位造成的，是不以他們的主觀願望爲轉移的。比方說張三想讓政府全額報銷看病費用，政府說你又不是特困戶，報一半吧！張三能咋辦？“穩定左派“不肯（不敢？不屑？）回答這個“咋辦“，卻一味呼籲已在配合的張三們更加配合，張三們的難題不會因此消失。

“穩定左派“希望給官僚資本的政府一個改過機會，而不是咒駡仇恨甚至推翻它，據說這樣對無産大衆更有利，卻沒解釋利在哪裡。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工農群衆確實不必咒駡仇恨“濤哥“一夥，因爲這是不夠的，光是駡街罵不來醫藥費；推翻“濤哥“也暫時屬於空談，較爲務實的自救辦法有：

1/工農群衆有組織地、以合法及和平方式爭取全額報銷所有非典患者；

2/爭取民工自我組織權，包括成立由民工組織控制的醫療互助基金；

3/限期建立全民醫療保險；

4/爭取民工組織有出版自由（知情權）。

毫無疑問，以上四條雖只要求了極有限的一點大衆權利，兌現的機會還是很渺茫。但有一點很清楚：到目前爲止，官僚資本政府連免費治療非典患者也作不到，而且毫無這種願望。所以，非要工農群衆用看得見的大手來推一把不可。

接下來李憲源建議思想知識份子敦促、提醒當局要舉措得當，要看到廣大農村等等。這是太過誇大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他們對統治階級的影響力了。我們認爲，當局決不缺少頭腦清醒和目光敏銳的幕僚，如果它的某些決策對工農不利，也是利益使然，比如救市第一救人第二（救人的次序按對象貧富貴賤而定）的決策，是當局與國際資本接軌總戰略在非典時期的合理演繹，總戰略的産生則與官僚資本利益息息相關，這個歷史性的事實不是任何思想家的批評和進言能改變得了的。誰能真的讓當局睜開尊眼，“看到廣大農村“和城鎮無產階級呢？還是工農自己，工農有組織地、目標明確的直接行動。

李憲源盼望左右派知識份子暫棄前嫌，同心救國。非典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熱衷的不是虛無縹緲的“同心救國“，而是如何利用這個機會達到本階級利益的最大化。中國的私人資本，包括大資本，經過這十幾年的發展，已具備問鼎政治的實力。 四月三號第106-107 期的《經濟觀察報》刊登署名文章《ＳARＳ 危機促重塑政府理念》，提出“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就是來自私人資本的明顯信號。有産者們希望建立“一個有效率、負責任的政府“，“這種政府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界定與保護個人産權；二是保證合約的有效履行；三是保證個人的財富不受到掠奪“。這三點可說唱盡私人資本的心聲，他們對貪婪而低效的專制官僚早有不滿，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讓政府官員對自己的行爲負責、爲自己的行爲承擔責任“，以更好的保護個人産權。對工農的權利，私人資本是極力排斥的，這一點它與官僚資本同心。雖然文章假惺惺地說了一通 “廣大民衆不僅要有一定的話事權，而且也要有一定的知事權“，卻只字不提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儘管在錢多自由多的原則下，出版自由絕不可能是對等的，老闆們對工人出版物（未必就是革命的）還是提防再提防。看來，要爭取工人組織的出版權，只能靠工人自己。

“穩定左派“號召受它影響的群衆“警惕國內外居心叵測的政治勢力趁火打劫，利用‘非典‘在中國製造政治變故和社會動亂“。然而，資本家們早就在按部就班地扶持、鞏固剝削社會的新秩序。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社會動亂，就是爲中國的老闆政權添磚加瓦。這樣的“左派“，雖不能說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但也決不是後者真正的朋友。

2001年底，吉林市軍醫蔡廣業因幫助工人的維權活動，被當局無限期的關了起來。在被捕前夜發表的聲明中，蔡廣業痛切地表示“在臨床實踐中，遇到的大多的並不是醫療問題本身，而是面對著衆多的工人、農民，他們有病竟然因沒錢而無力醫治，我親眼看到的就有幾十個乃至上百個病人，他們是可以治癒的，但他們因爲沒有錢而不治死亡了、致殘了。許許多多的病人沒有錢住院，只能在門診用點便宜藥以緩解病痛，有的人就連醫院的大門都不敢登了（爲什麽？）。110警察用警車拉來的病人可以死在急診室，因爲他是無家可歸者" 。他質問道：“現在普遍的現象是大小醫院床位空閒、醫療設備閒置，醫生沒有病人，病人看不起病，這叫做什麽醫療呢？“。

蔡廣業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與穩定左派不同，他認爲“由現代工人階級所構成的現代無產階級正面臨著壓迫者、剝削者越來越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就是資產階級和一切爲資產階級服務的幫兇和文人，這就是一場現代中國的階級鬥爭“。 “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的發展變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資產階級想掩蓋這個鬥爭，藉以欺騙和麻痹無產階級思想和削弱鬥爭的精神，無產階級卻隨著自身的階級地位的衰落、生活條件的不斷惡化，不可避免地覺悟起來，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同損害工人的一切勢力進行鬥爭“。

“戰勝中國的資產階級，消滅中國的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當前任務和目標，也是歷史的使命！ “。

23/05/03

PS：布哈林在他的英雄時代（1920年以前），確是馬克思主義的大宗師。他當時的許多著作還有待新一代革命者去汲取營養。他20年代後的作品一般都是乏味而蒼白的，這與布哈林成爲蘇共機會主義路線頭牌理論家的地位有關。同另一位大宗師考茨基的遭遇一樣，他們選擇了機會主義，而後者反過來剝奪了他們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