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平梅

《先驅》第69期，2003年（秋）

陳獨秀在獄中及1937年出獄後在武漢及江津時期，在托派內部與托派同志之間，對中國革命策略問題、蘇聯問題、中國抗日戰爭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問題……等等發生爭論。從這些問題的爭論當中，陳獨秀所表述的意見，可以看到陳獨秀晚年思想的演變。

本文只對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問題加以評說，因為這個問題是陳獨秀晚年思想演變的重要問題。

陳獨秀晚年突出的是民主主義思想，所有爭論的問題，以及晚年所寫的政論文章，大多與民主主義思想有關。

早在1933年10月8日，陳獨秀在獄中寫了一篇《幾個爭論問題》，對民主主義問題，陳獨秀以為：經濟落後國家，如中國，民主主義的任務決不是中國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的，只有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才能完成民主任務。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民主口號不僅是在反動時期向資產階級進攻的武器，並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必須認識它不僅是某一個時期的策略，而是中國革命的骨幹，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由於資產階級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就必須提出民主主義口號；但是，在革命高潮，在無產階級准備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是不是只提民主口號而不提社會主義口號呢？這要看革命高潮時的情況而定。如果國民會議口號過時了，就應該提出蘇維埃口號，即提出「政權歸蘇維埃」，那就是在提出民主口號「國民會議」的同時提出社會主義口號，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同時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所以，陳獨秀把民主主義口號看成是「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而排除了在革命高潮時有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的必要，這是有失於偏頗了。

其實，陳獨秀在1932年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就談及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這兩個鬥爭過程中，看哪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的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

由此可見，陳獨秀從一般提出民主口號發展為完全偏重民主口號。

1929年蘇聯開始清黨，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後，斯大林大肆逮捕反對派。1932年至1935年，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盟」案，勃柳姆金、季諾維也夫等30人被指控在蘇聯籌建反革命組織，而判處不同程度的刑期。而托洛茨基分子在1932-1933年間被捕一百多人。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搶殺身亡，斯大林在幕後親自主持基洛夫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及大量以「嫌疑犯」被逮捕。1935年1月，以「莫斯科中心案」，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19人被指控參與謀殺基洛夫而判處不同程度的徒刑。由於蘇聯鎮壓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以及老布爾什維克，更加引發了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主義的思考。

1936年3月初，陳獨秀在獄中寫了一篇題為《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文章。陳獨秀寫道：民主主義貫穿整個人類歷史，「人類社會，自有政治的組織及其消滅，在此過程中，民主主義仍隨歷史的發展，而形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一種動力」。無產階級應該肩負起完成民主主義的任務，以民主口號推翻軍事獨裁統治之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並不是拋棄民主主義，而是擴大民主主義…在現代，只有無產階級才是民主主義勢力的真正代表，我們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是真正的民主主義」。「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才至把黨、把各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無論「拿民主主義對抗無產階級獨裁」，或者「拿無產階級獨裁來和民主主義對抗，兩方面都以為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專政）是不能並存的，同樣是形式邏輯的頭腦」。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在3月10日出版的《火花》報上發表後，引起托派內部的爭論。大多數人反對他的民主主義觀點，認為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沒有階級觀點。在獄中，陳獨秀與在獄中的托派濮德治爭論民主主義問題。他進一步闡述民主主義的重要性。

陳獨秀說，在「五四」運動前後，提出民主與科學，是針對中國的情況而提出的。中國經過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民主與科學蕩然無存。正因為沒有民主與科學，弄到國將不國，民難為民的地步。今天講民主科學並未過時，反而更加需要。可以武斷地說，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有民主方能有科學，有科學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點也是不行的。原始社會在生產、生活方面實行共產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實行民主主義，這是當時社會的兩大支柱。後來，階級社會產生了，這兩大支柱被統治者推倒了、埋葬了，而且埋得很深很久。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後來歐洲各國民主革命相繼完成，建立了民主制度，發展了科學，使他們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富強起來了，民主制度也受到限制了，自由、平等、博愛只限於資產階級範圍之內，廣大無產者和勞動人民都摒棄於民主之外。我認為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極則。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厭棄它，把它當作可有可無。從馬克思到列寧都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他們多次教導我們，從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到無產階級實質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列寧說過，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民主，而蘇維埃民主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民主，後者比前者廣泛得多擴大得多。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最廣泛的民主，只對極少數反抗新政權的人實行專政。「現在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馬克思列寧始料所及嗎？此無它，賤視民主之過也！」資產階級政權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他們能允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無產階級政權是多數統治少數，竟怕這怕那，強調一黨專政，不允許言論自由，焉有是理。總之，我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人類歷史長期的要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與科學無限發展，走向人類大同。（注1）

總的看來：（一）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思想並不是超階級的，或無階級性的民主。他指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大多人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形式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是實質民主。這就很明確地說明民主的階級性，民主並不是超階級的東西。而且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擴大得多。（二）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是並存的，而不是兩者相對抗，互相排斥的。陳獨秀所反對的是借用無產階級專政來破壞民主。（三）蘇聯沒有民主，是斯大林拋棄了民主。（四）無產階級專政是多黨制的，不是一黨專政。

經過1936年1937年蘇聯幾次審判案，在斯大林指導之下所製造的假案，鎮壓了大批從事長期革命鬥爭的黨員幹部。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17日蘇軍侵入波蘭東部，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所有這些事件激發了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思想的變化。

1940年陳獨秀與托派同志的通信，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問題及對世界大戰的態度問題。從這些信件中，我們看到陳獨秀的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思想的重大演變。

陳獨秀在寫給西流（濮德治）的信中說：「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今天的意見」。他認為：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即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拍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些。民主的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包括民主的全部內容。許多年來，許多人把民主和議會制度當做一件東西，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的最大原因。議會制度成為歷史殘影，民主則不然。蘇維埃若沒有民主，仍舊是一種形式民主的代議制，甚至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是。如果說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不同，那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權，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在內容上是一樣的。如果說斯大林的罪惡與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無關；即是說，斯大林的罪惡並非由於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之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並非創自斯大林），而是由於斯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是唯心派的見解。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十月革命以來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彷彿只要去掉斯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樣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的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找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蘇聯，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內容空洞的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以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制來代替民主。獨裁制多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使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警覺到「民主是對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托洛茨基直至被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注2）

陳獨秀在30年代，認為馬克思和列寧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無產階級專政要實行廣泛的民主。只是「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而1940年1941年陳獨秀對沒有民主的見解有重大改變，認為斯大林的罪惡是來源於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那就不是斯大林不要民主，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沒有民主。「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就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只能是領袖的獨裁」這樣，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思想也就從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陳獨秀提出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包括列寧、托洛茨基在內）之價值。（注3）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的。沒有無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不僅僅是在民主的內容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同，而且民主施行的範圍比資產階級民主要廣闊得多，民主的質量比資產階級的更高；也就是說，從資產階級形式民主發展到更高度的社會主義實質的民主。

如果從陳獨秀特別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成為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必然成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斯大林獨裁是在缺乏無產階級民主之下產生出來的，這樣的見解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陳獨秀認為斯大林的獨裁罪惡是憑藉十月革命以來蘇聯違反民主制的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制，都非創自斯大林），憑藉著十月革命以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產生的，並非是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發展」。陳獨秀這樣理解斯大林罪惡的根源，雖然在有些地方有些道理，但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不應該說「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的邏輯發展」，而應該說斯大林獨裁是利用一些不夠民主的制度發展而成的。

十月革命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實行了無產階級民主。人民享有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罷工、選舉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以及資產階級的報紙，都沒有禁止。只是到了資產階級勾結外國資產階級反對蘇維埃政權，才宣告資產階級不能享受民主與自由的權利，剝奪了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此外，還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社會民主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蘇維埃。左派社會革命黨還參加了政府工作，他們還出版了報紙。而布爾什維克黨內一直容許派系存在。1919年2月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討論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就反對列寧提出的簽訂和約的議案。那時，黨內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不同意見。在1919年3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四次緊急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等代表發言，反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議案。由此可見，並不是「蘇聯十月革命以來」就沒有民主，並非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未完，下期待續）

注釋

（1）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364-367頁。

（2）《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載《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196-199頁。

（3）《我的根本意見》第七條，載《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04頁；《給S和H的信》，全上，第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