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泰

《先驅》第69期，2003年（秋）

今年5月9日，遼寧省遼陽市中級法院對「姚福信、肖雲良顛覆國家政權案」作出一審判決。姚、肖二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和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遼陽工人幾年來的維權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場鬥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點，爲何引起國內外如此廣泛的關注？以社會革命爲目標的那些左翼力量，在遼陽鬥爭乃至整個大陸工運中的位置在哪裡？本文力圖對這些問題做個初步探討。

私有化是遼陽鬥爭的直接起因

遼陽工人近年的鬥爭，主要圍繞遼陽鐵合金廠（遼鐵）領導化公爲私的問題進行。與原蘇聯一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引發了瓜分國有資産的狂潮。在私有化過程中，新生資產階級常常不惜破壞生産，但求能在國有資産的「金山」上敲下幾塊據爲己有，遼陽所在的遼寧省和整個東北作爲老工業基地，則是私有化的重災區之一。遼鐵的興衰史，說來也是平淡無奇：從街道作坊發展成數千人大廠，它曾是遼陽支柱企業；直到90年代中期，遼鐵産品仍有銷路，但這並未讓它逃過被私有化的厄運［1］。先是廠領導以種種合法、半合法乃至地下手段把企業掏空榨淨，然後在2001年對工廠來了個強制破産，以求「毀屍滅迹」不了了之。私有化沒有官府包庇自然不行，遼鐵順利破産，與市政當局的認可、支援和「武裝護航」［2］有直接關係。

90年代中後期，類似遼鐵的故事在中國到處上演。僅遼寧一省，規模與遼鐵相當或更大的企業破産、停産和「重組」的就有好多個，無數工人失業回家，不似乎都熬過來了嗎？爲什麽遼鐵人這麽麻煩？

組織性與直接行動：遼鐵工人的力量所在

早在四年前，針對廠領導化公爲私「白手起家發大財」的行爲，遼鐵職工就以十多名工人代表爲核心，開展了持續性鬥爭。當時工人的希望是進京告狀，結果可想而知。正吞下一塊塊國有資産肥肉的高層大老虎，無暇也無意干涉豺狗們搶吃骨頭的行爲。當工人生活持續惡化的時侯，廠領導卻加緊掠奪企業。2001年5月17日廠領導組織外運廠內庫存的數千噸礦石［3］，終於使憤怒的工人走向街頭。遼鐵工人首次舉行了數千人遊行，要求對五一七事件「有個說法」，當局卻裝聾作啞。在2002年3月全國人大、政協開會期間，遼鐵工人又多次舉行大型示威，追討拖欠工資，反對破産中掠奪職工的作法。

隨後一年多裏，儘管幾名核心骨幹相繼被捕，遼鐵工人仍保持了相當的鬥爭意志和韌性，沒有一哄而散。數百名積極分子圍繞著爭取釋放被捕者和徹底清理工資欠帳、把遼鐵人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等目標堅持活動，包括遊行、張貼公開信、阻止警方對工人綁架、恐嚇的企圖等等。今年五月九號，在上演宣判鬧劇的遼陽市中級法院門外，仍有幾百名工人默立街頭，表達無聲的抗議。可以說，遼鐵鬥爭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規模其實遠非近年同類活動中最大的，但卻是最有組織、最堅決和最有聲勢的。

遼鐵運動的弱點在哪裡？

由於中國工運總體組織和思想水平還非常低下，由於遼鐵工人群衆性直接行動的經驗並不多，由於經濟因素的限制，遼鐵運動在主客觀上也存在不少嚴重弱點。首先，作爲停産企業的職工，他們喪失了施加經濟壓力（停工警告、罷工和在此背景下的談判等等）的鬥爭手段和相應的迴旋餘地。與此同時，長期離廠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疏離感、凝聚力下降和目標分化（有的職工急於找工作［4］、有的想解決欠帳、有的走投無路想拼命），使工人隊伍有無形瓦解的危險。這個瓦解趨勢之所以在相當時間內被緩解，除了工人居住集中聯絡方便、鬥爭骨幹較多等因素外，政府高壓也是重要原因。假設當局在大棒政策中更多地加入「胡籮蔔」，遼鐵運動可能早就告一段落了。

遼鐵運動更大的弱點，是工人及其領導核心至今沒能把護廠鬥爭上升到反私有化的水平，而是局限在政治含義不清的「反腐敗」口號上。其實工人並非對私有化毫無認識。在2002年3月散發的公開信中，針對「想當初，多少名人志士認爲‘破産好’‘破産好’」的私有化輿論，工人們提出「這樣不行，不行，絕對不行！我們遼鐵職工決不答應」［5］。但是不答應又如何呢？私有化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環節之一，是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國策呵！對今時今日的中國來說，誰敢於旗幟鮮明的反對私有化，誰就要被迫走出經濟鬥爭的框框，（客觀上）開始反對復辟的政治鬥爭。對遼鐵運動在此問題上的妥協，它的領導層解釋說「職工雖不認同破産，因生米已煮成熟飯，只好認可」［6］。這個說法有些牽強，因爲破産後的職工待遇也可說是生米已煮成熟飯，不認可就得起來鬥，而實踐證明，自我限制鬥爭目標不等於沒風險。三月遊行過去一年多了，在這期間我們看到了中央政府對遼鐵運動的強硬態度，看到了這種態度並非心血來潮或「底下人胡來」，而是原則所在，是國策。

當局一硬到底的原因

正處於自我組織初級階段的中國工人，包括文化素質較高的國企職工，對北京「招商主義」政權顯然還有一定幻想。在不少工人那裏，進京告狀的作法屢挫屢行，就是明證。1998年，總資産近七億的大型國企瀋陽抗生素廠被市政府贈給私人資本，緊跟著是近千人被裁員，數名起來抗議的職工被恐嚇、打傷。失業職工的全部反應局限於選派代表進京告狀，幾度赴京的結果是沒有結果。而他們要求的其實也僅是「保護國有資産，恢復職工崗位」和「恢復職工代表大會的合法地位，解決職工生活困難」兩條而已［7］。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當局對工運和社會抗議動輒大牢伺侯的不妥協立場。不久前甚至發生了四川某出國勞務人員因爲在科威特領導過罷工，回來後被判刑入獄（「出國動亂犯」？）的鎮壓例子。照我看來，這種緊繃繃的防範措施主要出於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資本主義復辟意味著統治階級的更叠，在這個更叠中，新的統治者總有個站穩腳根的過程。爲了降低過渡時期的政治風險，復辟主導者━━北京政府先發制人，對社會各階層（很長時間內甚至包括私人資本）自我組織的傾向都全面出擊予以鉗制。

第二，中國資產階級的迅速形成，基本靠侵吞國有資産。近五六年，中國經濟各個領域━━從金融到工業生産━━幾乎都經歷了化公爲私的狂潮。如果說通過金融機構進行「公轉私」（壞帳現象）不必驚動很多人，工廠這一塊卻繞不過群衆的眼睛。工人反對國有資産流失怎麽辦？恐嚇一般群衆、孤立少量骨幹、打擊自發産生的領袖，防止固定組織的出現，就是當局的通用對策。對姚福信、肖雲良的判決，套個美帝侵伊的流行詞兒，是典型的「斬首行動」。

第三，別看中國經濟擁有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但在世界列強面前仍屬弱勢，它的位置還不明朗。在爭取擠入列強俱樂部的過程中，極其廉價、充足的勞動力和階級鬥爭的真空環境，是中國資產階級能打的幾張好牌之一。退一步說，如果中國徹底淪爲國際資本附庸，後者對土著無產階級的壓榨更離不開對工人組織的摧殘政策。

因此，從各方面來講，中國官、資兩方對工運的高壓是長期性的，不會輕易鬆動。並且，即使未來幾年內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權利有所擴大，對工運外在環境的改善也不能盲目樂觀。幾乎可以肯定，隨著結社權的放開，有産者發動的政治暴力會跟著越發泛濫起來。工會可以組建，結社自由嘛！不過，它的辦事處也許在某天突然被炸上半空，而工會幹部的孩子突然被砍去幾根手指。

結社自由•反私有化與直接行動

在支援遼鐵運動的人士中存在著一種傾向，就是鼓勵工人「通過法律途徑和平申訴」解決問題，長遠來講就是要「逐步形成獨立的中國工會」［8］。先說工會。十年來，中國新生資產階級一直在窮兇極惡地扼殺工人運動的萌芽，試圖使後者永遠不能真正成長起來。但是，無論迫害如何嚴酷，無産大衆還是會想方設法抱成團兒，這個趨勢攔得了一時，堵不了一世。無產階級革命者堅決支援工農的自由結社權，但我們認爲，談獨立工會，一定要立即回答「組織起來做什麽？」的問題。遼鐵的例子告訴我們，目前造成工人大量失業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而私有化直接來自資本主義復辟。我們固然不能生拉硬拽地要求工人立即「與資本主義決一死戰」，但在具體企業、具體地區有組織、有步驟地開展「反失業、反饑餓、要復崗」的運動，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反失業就必然要反私有化，不抓住私有化這個環節，就不能真正理解遼鐵運動的性質，也就談不上真正幫助工人。

回過頭來說法律。「姚肖案」的審理和判決過程讓我們看得一清二楚：統治者鎮壓無産大衆有組織抗爭的時侯，違背幾條法律對它來講是區區小事。縱使你指出判決書裏有無數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它照判不誤。這種情況下工人怎麽辦？遼鐵運動已給了我們答案，就是直接行動，就是群衆性的遊行、請願、攔截鐵公路和罷工。攔一次鐵路（切斷物流，造成資本家經濟損失）往往比一百份申述書加起來的效果還大。遼鐵職工的工資欠帳幾年不給解決，找「黨中央」申述半點用沒有，一個三月遊行，政府才注意了、重視了。

一些主張「和平申訴」解決勞工問題的人士在半年前公開表示，欠考慮地把遼鐵運動逼到牆腳，政府可能會「將全國的勞工保護自己權益普通行為政治化……，是把勞工與資方，與地方政府，與腐敗行為和官僚主義的沖突愚蠢地轉化為與自己的直接對立，是在一步步將全國的勞工在政治上推向它的對立面」［9］；當五•九判決公佈後，上述人士再次指出強硬鎮壓「必將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損害廣大工人與政府之間已經很少的信任，最後，也必將從根本上動搖政府今後危機應變和處理能力」［10］。這些憂慮是不是工人首先應該考慮的？我看不見得。「和平申訴」派主張工人有結社權、願意提供司法協助、反對鎮壓，都是對的。但他們卻一直回避下列問題：難道不是私有化的國策，使得遼鐵人沒了飯碗？難道不是當局對工人組織的高壓政策，導致了五•九判決？筆者以爲，遼鐵工人需要的是從這些具體原因上━━暫且不提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找解決辦法，而絕不是一味憂患「政府今後危機應變和處理能力」削弱與否，全國勞工在政治上與政府走向對立（似乎對立就一定是錯的）怎麽辦，等等。從目前政府工作的方向看，它正在有計劃地籌備進一步（電信、能源、交通乃至軍工和土地）的私有化（股份化、上市），也就是說會炮製更多的遼鐵事件。在這樣的前提下，當局危機處理能力越強，不是越有助於它彈壓、瓦解工人抗爭嗎？重複一遍：不抓住私有化這個環節，就不能真正理解遼鐵運動和現階段目前國企工人運動的性質，也就談不上真正幫助工人。

不能不指出，上述人士在這個問題上也始終迴避提出反對私有化。如果說遼鐵工人可能擔心鮮明地反對私有化會引起更大的鎮壓，那麽，身居海外的工運理論家，並沒有這個顧慮，所以更沒有理由要迴避這個問題。如果他們到今天仍然迴避提出反對私有化，那麽多半就是固有立場的問題了。他們一面打出發展工會的旗幟，另一面卻不願意反對私有化，這只能說明，他們所要建設的工會，很可能只是追求勞資合作的、根本不願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剝削的軟弱工會。他們有沒有外國政府支援倒還是次要問題。所以，他們在海外發起聲援遼鐵運動，就這一點來說雖然對遼鐵工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爲至少讓世界各地工人和工會組織等等知道消息，增加對北京政府的壓力，但從長遠的鬥爭方向來說，不願反對私有化的力量決不是真正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力量。

遼鐵運動是否被國際資本利用了？

五•九判決書中聲稱姚福信、肖雲良曾「積極參與組織、策劃」“中國民主黨遼寧省黨部”，並爲此奔走云云。不論真相如何，遼鐵運動都無法跳到政治之外。需要坦率地指出，確實存在著海外資產階級傳媒對遼鐵運動的炒作，對姚福信等工人領袖的炒作。在三月遊行後，西方主流傳媒不僅迅速廣泛地做了正面報道，並在隨後一年多裏持續跟進。2002年7月11日聯合國「人權會任意拘留工作組」也就姚福信等人的遭遇對中國政府提出質詢。沒有一定的勢力在背後指使，聯合國這個老闆機構不會如此積極關心普通工人的死活。比遼陽三月遊行稍早（2002年2月1日），發生過鄭州瓷廠工人代表史健遇刺（未遂）事件；更早的2000年8月8日還發生過千余名警察鎮壓鄭州市造紙廠護廠工人事件，都未見到聯合國的老爺們大呼小叫。

那麽，遼鐵運動是否被國際資本所利用了呢？是否這個運動因此變了性質，不再值得遼陽和其他地區的工人群衆支援呢？在如何處理遼鐵運動的問題上，中國政府受到了國外資產階級輿論界的抨擊，革命工人組織是應該拉一派打一派，還是爲了自身的「純潔性」索性與遼鐵運動保持距離？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不談談共産主義力量對一般工人鬥爭的立場。

某些「左翼」以爲，工農運動就是靠外力定期上弦的發條玩具之類的東西，只能靜態而消極地等著「黨」或「主席」去「搞」和灌輸。這是對群衆運動性質的歪曲。共運中有個傳統說法：每場罷工都是小革命，意思是說只要在具體抗爭中無産大衆敢於走向群衆性直接行動，只要他們敢於嘗試用自己的組織（比如工會、罷工委員會）取代資產階級國家的管理功能，他們就朝著工人革命走近了一步。一句話：革命工人組織的原則立場，在於鼓勵和引導工人在具體的勞資衝突中盡最大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群衆性直接行動達到預期目的；在這個基礎上幫助（首先是）最先進的那部分工人走向政治化，走向對推翻資本主義必要性的認識和行動。

毫無疑問，國際資本及其扶持的中國右翼反對派對遼鐵抗爭有自己的小九九（九九即本位的打算）。近年來，他們在與中國主流官僚資本既拉又打的「接軌」中，日益頻繁地唱起維護工人、弱勢、民權等高調。遼鐵抗爭是一個例子，前不久的孫志剛事件也是一個例子。到目前爲止，我們看不到任何遼鐵人肯定、向往資本主義的公開言論和行動，相反，他們的鬥爭從客觀上說，恰好是在自發地反對新生資產階級，反對復辟帶來的私有化和兩極分化。退一步說，就算某些工人對國外的「良性資本主義」抱有幻想或有意搞政治投機，共産主義者也決不能躲到地縫裏去對遼鐵抗爭視而不見，或臭駡「反動工人」，或冷冷地在自己的左派小圈子裏叨咕著「好是好，就是有點不顧全反帝大局」。

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應該明白，資產階級勢力對工運的利用也好，工人積極分子反個別資本家不反資本主義也好，都是工運中常見的事，大可不必因此就困惑甚至「失落」起來。走進維權性群衆運動的無産大衆，不可能立即認清資產階級宣傳的本質，難免有一些錯誤甚至反動的偏見［11］。我們共産主義者要作的，是對工人公開、耐心和徹底地講真話，而不是空洞地吹捧他們；是坦率地指出，老闆（無論中外）傳媒捧他們作工人明星，無非想讓工運爲老闆火中取栗；是在工人取代官家的努力中幫助前者少走彎路，畢竟在這方面世界工運已積累了巨量的正反經驗。

至今爲止，遼鐵運動最寶貴之處就是它再次證明了工人團結的威力，以及工人固有的那種鬥爭韌性。其實，作爲失業工人自救運動，遼鐵抗爭被大大束縛了手腳［12］，所以它並不能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範例。但正因如此，更可看出産業工人動員起來會釋放怎樣的能量！

判決已下，鬥爭不止

經歷了資本主義復辟十年浩劫的東北地區，在重工業領域還有一定的實力和潛力。目前東北汽車産量仍居全國第一位，電站成套設備産量佔全國三分之一，冶金設備、機車車輛、重型機床生産分別占全國總產量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當局不能不害怕東北工人從遼鐵事件中看到學習的榜樣，因此，對工人骨幹的迫害肯定還會繼續，以徹底摧垮鬥爭核心。遼鐵工人在得到一定的物質補償（工資、醫療費報銷、社會保障）後，也面臨著下一步怎麽走的抉擇。

我們認爲，提出以下幾條鬥爭目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遼鐵運動繼續下去：

第一：立即釋放姚福信、肖雲良，或至少做到保外就醫；

第二：由政府相關部門出面，對遼鐵及市內其他破産、停産企業的復産能力進行核查，對有復産可能的工廠讓失業職工返崗上班。失業職工代表有權參與核查全過程，並向群衆定期彙報核查進展；

第三：允許無返崗可能的失業職工及其子女成立工業合作社，資金和設備由政府（銀行）提供，初期生産由政府訂貨。工業合作社成員組成全體大會，選出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對大會負責。

2003年6月22日

附注：

［1］原工人國家的私有化，常常導致許多優秀企業被停産、零散拆開甚至完全消滅。這類私有化的受益者常常不把得到的貨幣收入用來投資。遼鐵就是一個例子。

［2］對強制破産的職工代表投票是在大量特警監視、恐嚇下進行的。

［3］據工人介紹，礦石外運的現場指揮是遼陽市檢察院人員，官私勾結可見一斑。

［4］正如工人自己所寫的那樣，「有活幹就行，少給工錢也行，這就是大多數破産、失業職工的心計。」（見《政府說話不算，工人要求兌現遼陽鐵合金廠職工公開信》）。

［5］［6］同上。

［7］見嚴元章《東北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 。

［8］見 2003年1月24日至26日美國之音對韓東方的採訪。某些主流學者前不久提出應該在農村建立農會，因爲「農會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它能組織大規模的對抗，也能約束農民在法律範圍內行事」（《於建嶸：我爲什麽主張重建農民協會》）。

［9］見2003年1月3日《中國勞工通訊》第 19 期【編者話】 。

［10］見中國勞工通訊2003年6月12日聲明《強烈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遼陽工人領袖姚福信和肖雲良》。

［11］1956年匈牙利各地工人委員會通過的各類決議中，有的帶有明顯反動性，如某城工人委員會曾要求「恢復中小學神學教育」。

［12］工人代表王兆明對記者說「我們所做的事只是要我們的血汗錢，拖欠我們的工資」。姚福信被捕後也透過家人表示「我只是替工人要一口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