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芳

《先驅》第70期，2003年（冬）

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的成功發射和返回，的確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一件大事。對極度不平衡發展的中國資本主義來說，「神五」的突破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帶有特殊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神五」工程的順利完成，並未在民間引發舉國若狂的熱烈反應，倒是各路政治輿論評頭品足，發表了不少看法。所謂「毛左派」是歡天喜地，「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之聲不絕於耳；自由派多爲冷嘲熱諷，甚至有人故作幽默地說「神五」是「花二百億玩高空蹦極」；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則大聲疾呼加快相關技術産業化進程，不要搞面子工程，不要做「花大錢扔個大爆竹」的虧本事。

我們認爲，上述立場雖角度不同，但都無助於廣大工農群衆（首先是先進工人和進步知識青年）認清「神五」工程的階級內涵，瞭解自身利益會因此受到哪些（目前主要是間接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有責任公開自己對「神五」工程的看法，一點一滴地促進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大而言之，肅清左派隊伍內部的國家主義思想毒素，摒棄改良主義行動路線，學會從階級立場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現階段共産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任務。高調唱完，下面是我們的幾點具體看法。

「神五」與中國資本的戰略抉擇

首先要指出，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的發射，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的全面主宰下進行的，以宇航員作噱頭閃電般推出的街頭商業廣告、飛船上天引起國內股市波動等等，就是最新的間接證明。就航太工業本身來說，「神五」工程也決非爲高官掙面子那麽簡單，而是代表了一大塊有待分割的利潤蛋糕。香港大鵬證券投資銀行總部的分析人員已經指出，2005年中國衛星應用産業的預期市場規模約爲1,000億元［1］；中國全球定位系統技術應用協會理事周儒欣認爲，衛星導航定位産業在內地是一個具有巨大發展空間的朝陽産業，預測到2008年國產北斗導航定位系統將會有30萬個用戶，直接産值將達到35億元人民幣，相關産業的經濟帶動將是其直接産值的10倍以上。此外，中國一直在拓展衛星發射的國際市場佔有率，「神五」的成功無疑爲中方增加了籌碼。那些與航太工業沒有直接聯繫的其他産業部門，早就在從新興太空工業獲得技術支援，從而增強自身的國際和國內市場競爭力，今後這個趨勢很可能會進一步強化［2］。真是飛船上天，商機無限。

同時，「神五」工程也是中國極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性標誌。自上世紀90年代初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急速形成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官僚壟斷資本和私人資本）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在發展方向問題上，開始日益明確地追求和鞏固自身的地區性資本主義大國地位。神五工程的背後，是數千工廠的統一協作，持續的鉅額投資，主導科研骨幹的更新換代，所以說，神五的確是中國大資本（目前主要是官僚資本）的一個傑作。原工人國家軍政官僚集團蛻變爲壟斷資本後，雖仍忙於對國有資産的掠奪與上層權力內鬥，但已在奮力向前，以謀求東亞資本主義領袖的「美好明天」。

當然，由於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固有的盲目性，由於全球資本主義早已進入了自己的晚期階段而病入膏肓，由於當代中國資本的統治是在一個很不成熟的工人國家的廢墟上以專制手段建立起來的，中國目前的「和平與發展」只能是畸形、片面和失衡的。粗略說來，它表現爲國際導向的沿海強大加工工業和內地非工業化趨勢並存；科技研究、應用的平均水平落伍和個別部門（如航太）的相對先進並存；對跨國資本日益加深的經濟和政治依附性和在周邊地區搶佔市場份額的中華帝國主義趨勢並存；工農大衆貧困化與資本新貴的消費狂歡並存。近年來，中國資本的擴張引人注目。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所謂「豐收計劃」），一年後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的補充議定書；今年9月23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簽署了加強經濟合作的條約，其前景是建立中亞自由貿易體制［3］。毫無疑問，中資的相對強勢，使它在類似的自由貿易系統裏有可能成爲最大的贏家。神五成功後國內主流輿論歡叫「海外中國人的腰杆從此站得更直了」，這話沒錯：載人飛船確實讓進軍海外的中國資本家在品牌檔次上提升了一個階位。

向外擴張的同時，中國資本也承受著跨國資本的巨大壓力。對神舟五號的成功，中國資本的部分謀士已在喜悅之後提出了冷峻的疑問：載人飛船究竟能否帶動國內電子、資訊、生物、醫藥、機械、化學工業取得突破性發展？能否使新技術産業化？他們指出：即使神五取得了重要技術進展，「由於新技術化爲産業需要一個過程，特別是需要相應的市場支撐，這種困難就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現在的電子、資訊、生物、醫藥、機械、化學等各高技術産品市場都已經被進口商品或外資企業生産的産品所佔領。不成熟的新技術與成熟的新技術無法進行平等的市場競爭」［4］。就是說，面對市場叢林裏更強大的猛獸，中資這匹新進豺狼還不是對手，它還需要養精蓄銳。謀士們接著指出，由於對外資讓步過大，中國資本正在喪失許多國內市場陣地：「由於加入WTO，由於放棄對國內市場的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保護，由於不惜一切代價吸引外資，……中國已經沒有多少政策空間可以保護本國新技術、新産業的發展」，所以必須「重新認識加入WTO的得失。……必須要退出資訊産品零關稅協定，必須重新考慮作爲‘世界加工廠’的代價和損失，必須放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5］。

民族主義派經濟學家的邏輯簡單明瞭：在我們強大的地方應該搞自由貿易，在我們落後的地方應該保護民族工業。這一自強邏輯的進一步發展，表現爲某些資產階級學界代言人越來越明顯的軍國主義論調。神五成功後，他們迅速提出「天軍意識」的概念，聲稱「如果不是服務於天戰需要，缺乏天戰意識，不能成爲更加龐大的天戰工程的一部分，神舟五號的意義就將大大局限」；他們呼籲「加快建設軍民兩用的衛星定位系統」「恢復‘運十’的研製，爲預警機、戰略轟炸機、戰略運輸機、加油機準備平臺」［6］，用軍事項目帶動電子、機械部門的發展，再反過來，用壯大的民用經濟爲軍事項目服務。

工農大衆的出路：強國還是自救？

任何資本主義軍國路線都不是抽象暴力崇拜的産物，而是來源於狹隘民族市場與資本相對過剩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主義已經面臨這一矛盾，且日益深陷其中；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家智囊團裏分化出軍國派是很自然的。所謂強硬派學者張文木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的資源利用已接近極限。這就使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源産生了不可斷絕的聯繫」「我們要有平等分享世界資源的權利，並以此來支援中國的發展」［7］。類似的聲音也曾出現在20世紀初的歐洲，隨後發生的，是奪去一千萬條生命的世界大戰。

顯然，說中國資本已經或將要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未免失於片面。最高當局對運十專案是否需要重新上馬採取躲閃態度、京滬高鐵的承建權之爭等等，都說明中國資本還遠未做出最後的抉擇。然而，無論中國資本主義向何處演變，都不可能自動地爲（包括多數職員在內的）工農群衆帶來多少實質性好處。這是一小撮幻想「天下大亂、亂中奪權」的極左分子的主觀臆斷嗎？不是！這是堅如鐵石的市場規律與階級鬥爭內在邏輯的必然結論。低薪血汗工廠制度、「用者自付」的社會保障改革、對農村的無情壓榨，對勞動者自我組織權利的全面剝奪，構成了「中國奇迹」的主要政治經濟基礎。尖端技術産業化也好，佔領更多的國外市場也好，都不會自發地改變這一主要基礎，特別是不會改變已有的利潤分配格局。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官僚資本就曾狂言要讓「幾代工人爲經濟發展做出民族犧牲」；對於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老闆集團，只有階級鬥爭的鐵拳能讓它們清醒過來［8］。

無產階級獨立政治立場與幕僚心態對神五工程階級本質的剖析，勢必讓資產階級愛國家們和所謂「毛左派」感到惱火，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愛國家們已對諸如「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批評做出了反應，並冠之以「極左清談」。另一些「挺神派」的辯護手法略有不同，他們說：「我們也擁護社會主義，我們也知道資本主義在復辟」，甚至「我們也反對潛在的中華軍國主義法西斯傾向」。但他們隨即問道：你們這樣擺出唯我獨革的高姿態，罵來罵去，幫助了多少工人呢？所以要「戒急用忍」，要「建設性的提意見、講道理」，而不應該用一些神聖的大字眼「與西方反華勢力遙相呼應」。這就是不少左派對神五之爭的看法。

對公開的民族資本代言人，我們並不需要與他們過分糾纏；對那些經常痛駡資本家沒人性，卻總是對階級鬥爭退避三舍的「馬列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乃至「革新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卻不能一笑了之那麽簡單。

首先，資本家不打不倒，罵是罵不跑它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任務，不在於簡單地詛咒「老闆不是人」，因爲初具反抗意識的工人和青年對此早就心中有數，無須左派先知們提醒。我們的任務，是具體說明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在於自我組織起來直至奪取國家政權，以剝奪有產階級，建立無階級的自由社會。在這個總主題下面有許多小題目，如階級覺悟問題，組織形式問題，起義的策略問題，對盟友的態度等等，在總體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階級鬥爭實踐。本文對神五問題的闡述，也是爲了澄清「老闆拳頭硬了打在我們身上會更疼，沒啥可樂呵的，還是抓緊組織起窮人的隊伍是正經」這麽一個涉及到無產階級政治獨立性的道理。提高無産者階級意識的目的，也不在於讓無産者立即得到多少具體物質好處，革命工人組織不是慈善機關，個別的、局部的救助活動不是我們的主要宗旨。革命工人參加和指導局部經濟鬥爭，主要也是爲了增強工人的組織性和覺悟，引導他們走上與資本的統治徹底決裂的道路。

自由派對神五的嘲諷、調侃乃至破口大駡，有著具體的利益動機。許多海外流亡自由派分子們已成了西方資本公關部門的僱員，是後者對華外交權謀的一部分，這股力量並無獨立立場可言。至於國內的私人資本，它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美其名曰「憲政運動」，目的是爭取上層權力重組（不排除瞅準時機對最高當局徹底「格式化」的可能），它讓手下的文化槍手對官僚資本的成就適可而止地喝喝倒彩，是爲了顯示自身控制輿論的能量，以期在「入圍」的苦鬥中多拿到幾個籌碼［9］。

我們對官僚資本的揭露和反對，是否會變成用革命辭藻幫國際和國內私人資本的忙呢？這取決於我們的所謂反對是怎樣一種反對。如果我們是從普遍地反對一切資本的前提去反對個別資本集團，包括反對官僚資本，就只會有利於工人階級，而不會真正幫助私人資本。由於官僚資本是統治資本，所以我們首先針對它，是理所當然的。而我們反對官僚資本，有時會引起私人或國際資本的附和和漁利，對後者而言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工人階級只要堅持其階級獨立性，就不會淪爲後者的工具。所謂階級獨立性，就是永遠把階級鬥爭放在首位，永遠把工人的自我組織和政治獨立放在首位。左翼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裏的改良主義派一貫反對和抵制工人階級的階級獨立性，他們總是想出各式花樣（比如爭取民主進步、民族解放、反侵略等等），讓工人階級及其先進力量臣服於某個資本集團（名義上當然是「合作」）。他們的招牌自辯詞是「我們也知道這個資本家集團靠不住，但爲了人民和國家（或民主、反帝、反法西斯全局事業等等）暫時要委曲求全」。只有堅決和一貫地保衛工人階級的階級獨立性，才能提高先進工人的政治覺悟，革命工人運動才能有將來。

在中國，許多左派人士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資產階級國家的幕僚地位上，他們反對具體的資本家或資產階級政策（如新自由主義），但對國家的階級屬性卻避而不談，或乾脆公開支援官僚資本的「自強」趨勢，在神五事件中就是如此。儘管工人運動尚未全面復興，社會革命與改良主義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已暴露出來，這倒是樁好事，也算神五火箭給無產階級帶來的一點收穫吧！

2003年11月7日

附：文末談到必須保衛工人階級的階級獨立性，爲了防止誤會，還要多說兩句。革命工人運動與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歸根結底是對無産群衆的爭奪，即群衆運動的政治領導權問題。但爭奪群衆決不意味著群衆是無知覺的肉骨頭，誰搶到算誰的。群衆運動的發展過程，就是工人階級政治覺醒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固然要爭取那些暫時還看不到社會革命必要性的無産大衆，但這種爭取不能採取「挖牆腳」、「跟我走准有好處」的陰謀方式，而要通過階級鬥爭的共同實踐來達到對社會革命政治綱領的理解和認同。具體鬥爭的方式越是靈活，政治立場越要鮮明，越要毫不鬆懈地揭露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營壘內的妥協分子，給群衆帶來的對比和震撼才越大。這雖是極簡單的布林什維主義ABC，但長久的跨階級合作思想傳統，使得中國左派「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和階級合作理論徹底決裂，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就不能前進。

附注：

［1］其中衛星通訊達100億元；衛星電視直播達500億元；衛星導航達200億元；衛星寬帶及互聯網接入達100億元；空間環境應用達40億元；衛星數位音頻廣播達10億元，衛星遙感、資料獲取達50億元。見香港《文匯報》相關報道。

［2］據2003年10月17日中新網「神舟五號會否成爲中國經濟催化劑」報道，統計表明，中國近年來應用的一千一百多種新材料中，八成是在空間技術的牽引下研製完成的，有一千八百多項空間技術成果已應用到國民經濟各個部門。

［3］ 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38期：「中國全面發動‘自由貿易攻勢’」。

［4］［5］［6］見2003年10月16日韓德強文章「怎樣讓神舟五號成爲國家強盛的推進器？」。

［7］見張文木文章「中國的遠慮與近慮」

［8］就在神五升空的日子裏，發生了四川南充市買斷工人的抗議運動，並遭到令人髮指的軍警鎮壓。

［9］忙於奪權的私人大資產階級的微妙心態，在2003年10月18日劉曉波的文章 「“神五”升空後的虛擬和真實」 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