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秋生

《先驅》第70期，2003年（冬）

「不銹鋼老鼠」出獄了。

今年10月28日，原北師大學生劉荻（筆名「不銹鋼老鼠」）以取保候審的名義走出秦城，結束了一年多的囚徒生活。其實小劉的案子並不特殊，她僅是衆多因言獲罪的「胡說犯」中的一個；此案值得注意之處，是它成了私人資本操控的輿論界向專制當局挑戰的一個契機。劉荻被抓後，自由派多次組織網上聲援活動，簽名者接近三千；部分自由派作者還發表了公開信，要求放人。劉案引發的社會反響，在同類案件中是沒有先例的，它以相對溫和的形式，清楚地反映了民間（暫時局限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群體）的反專制傾向。不過，民間反專制傾向暫時被私人資本所控制和引導，客觀上在爲後者的階級利益服務，這也是很明顯的。劉荻案（自由主義輿論的徹底合法化問題）與稍後的孫大午案（工業資產階級在金融領域的活動許可權問題）能夠成爲自由派關注、救援的物件，是與私人資本擴展政治、經濟影響的戰略意圖分不開的。

目前，中國工人運動仍然處於零散的防禦戰階段。在組織和思想上，工運都還非常薄弱、落伍，一般工人鬥爭僅滿足於具體細小的經濟要求，鬥爭方式不堅決，缺少持續性和協作精神。那麽，這個很不成熟和軟弱的工運，它與政治鬥爭的關係是什麽？工運（至少在現階段）是否需要回避政治要求？是否需要本著「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審慎態度，遠離「空洞」而不無危險的政治鬥爭？

站勞動人民的立場，我們認爲，儘管中國工運還有著極大的缺陷，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和現實處境都要求它儘快投入到反專制的政治鬥爭中去，並爭取鬥爭的領導權。下面，我們將逐步解釋自己的這一立場。

工人鬥爭與政治自由

所謂政治要求，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關於政權的，即民主要求，另一類是關於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等權利的，即爭取政治和個人自由。民主要求和爭取自由的鬥爭有著密切聯繫，但畢竟不完全是一碼事，常出現所謂「有自由無民主」或「有民主缺自由」的情況。目前，中國工運還遠未準備好開始爭取工人民主（即工人政權）的鬥爭；同時，政治自由，特別是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的缺席，極大地阻礙著國內工運和社會抗議運動的成長乃至生存，這已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對現行的司法體系來說，任何對社會黑暗的文字揭露都可定性爲「蠱惑群衆，謾駡政府」［1］（如劉荻案、郭慶海案、羅永忠案）；對任何維權行動都可扣上「刺探國家機密」（如徐永海案）或「泄露國家機密」（如鄭恩寵案）的帽子；呼籲釋放被捕工人代表等同「煽動顛覆」（如王森案），而任何把工人組織起來的嘗試更不必說，「其行爲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如姚福信案）……

當然，維權活動的外在環境也在發生變化。近十年來，國企私有化（所謂的改制）造成近五千萬工人失業，也在全國各地催生了大量的抗議活動。抗議者以失業職工爲主，抗議內容以發放救濟（或下崗補償）爲主，抗議方式則以請願上訪、遊行集會爲主。接連不斷的、常常是非法的和突發性的遊行集會，使得當局被迫漸漸容忍類似的抗議方式，長期以來「聞集起武」的鎮壓習慣大大收斂了；與此同時，在資訊傳播和群衆組織等方面的壓制並沒鬆動，特別是在群衆性組織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全面的禁絕政策，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工農維權活動的充分發展。總的來說，維權運動的現狀是：發佈和傳播維權資訊有風險；召集活動分子、協調抗議活動有風險；與海外同類組織建立聯繫有風險；維權性群衆團體極難獲得合法身份；無法自由建立固定的、公開的維權資訊渠道，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維權骨幹倒是一直在呼籲群衆「要合作不要盲動」「要知法、守法、相信法」。結果呢？只要他們試圖組織（哪怕最溫和的）群衆抗議，甚至只要他們表現得過於積極，就往往難逃牢獄之災。毫無疑問，維權運動要想擴大生存空間，就必須爭取政治自由。

工農群衆不能坐等政治自由的到來

有人可能會說：「政治自由當然需要，但是讓底層群衆去直接爭自由，社會肯定要變得更緊張，衝突會更多。工農可以在後面支援自由派的憲政運動，既不必與當局硬碰硬，又有機會享受到民權，不是很划算麽？」。必須立即指出，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幻想，對工農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都是有害的。

首先，這個具體的憲政運動完全是爲某些資本家集團的政治野心服務的，而工農與這些集團有著嚴重的利益衝突。在談到憲政運動的主體時，著名自由派作者王怡開門見山地指出：今日「再次萌生呼籲政治改革、突破言論禁錮的熱情」的群體，就是那些在90年代「錢袋裏掙下了半壁江山」［2］的人，即私人資產階級和高級職員階層。這批人的發迹史與新時期工農的苦難史是互爲表裏、互爲因果的。工農大衆需要政治自由，是爲了更好地反擊老闆、官僚和惡吏的剝削壓榨；私人資本需要憲政，則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半壁江山，爲錢袋的繼續膨脹打下政治基礎。可以說，工農與私人資本追求的是同一個手段，想達到的目標卻是相反的。

對這一深刻矛盾，私人資本其實心知肚明。不久前，自由派作者劉曉波聲稱兩極分化「首先表現爲政治權利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其次才是物質分配上的貧富差別」［3］。這種解釋很符合有錢無權的私人資本的社會處境，但對無權更無錢的數億農民、數千萬工人和城市貧民來說，劉先生的立場顯然不對胃口。結社權和出版權對底層民衆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們可以促進維護點滴物質利益的日常鬥爭：追討拖欠工資；要求救濟失業職工；反對苛捐雜稅；反對暴力圈地和拆遷，等等。鑒於民間老闆們早已成爲上述鬥爭的一個直接目標（工資問題），鑒於當局的許多暴行都有資本家的支援和參與（拆遷問題），私人資本認爲工農運動比政治專制更可怕，也就沒什麽好奇怪的了。

私人資本：工農運動比專制更可怕

無論20年代的上海幫、40年代的江浙財團，還是今天的「民營企業家」群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一直有個鮮明特徵：寧要腐朽專制下的穩定現狀，也不要群衆介入政治可能帶來的未知局面。它像一個未老先衰的病人，依靠多穿衣服少活動來適應多變的氣候。上面提到過的王怡幾年來反復強調，民主化運動很容易使中國再次陷入「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狂流」［4］，在主流自由派那裏，類似的論調早佔據了「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聖經地位。

除了害怕被工農清算以外，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之間理不清的經濟、人事和錢財往來，更使得後者甘於在狼狽爲奸的關係中「活得聰明自在」。劉曉波一面氣壯如牛地宣稱「民間維權終將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5］，一面被迫承認：「對中心城市和精英階層的利益優惠，已經變成了維持政權穩定的有力工具。推動利益收買的動力，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政治目標，更有權貴私有化的經濟目標。因爲，唯有讓特權階層和精英階層先富起來，政權的體制基礎和社會基礎才能穩定。在現政權眼中，維持經濟高增長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權貴們眼中，錢就是最大的政治」［6］。唉聲歎氣的劉大作家同時發現非但國內資產階級不肯爲了自由理念流血犧牲，國外老闆們也是如此：「惟利是圖的國際大資本把商業利益置於道義人權之上」，而港臺的實業大佬們乾脆「爭相向中共政權獻媚」［7］。21世紀初中國憲政運動的背後，就是這麽一幅頗欠雅觀的群醜圖。

正是出於「以既得利益爲主、以現有秩序爲主」的立場，「未老先衰」的中國私人資本爭取政治自由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帶有選擇性和保守性。它可以放任、鼓勵自由派文化槍手爲釋放自由主義者劉荻而呼籲，但決不肯爲數十上百因爲反私有化而被捕的大慶工人說句話。借助孫志剛事件，它對酷吏惡警有所敲打，要求後者至少不要輕易侵犯老闆們的人權；但它堅決反對加強工會的作用，因爲廣泛維護工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在老闆利益的範圍之內。它對自己控制的傳媒工具被當局封殺極其不滿，但從不主張全面的出版自由。它對「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文化」津津樂道，同時拼命維護使千百萬女工受到奴役的血汗工廠制度。這就是主流自由派所謂「個案的、漸進的和法治主義的民權運動」的真相。除了有氣無力地說幾句「在社會精英分子中普及‘道德意識’很有必要」［8］之類的廢話以外，自由派及其幕後老闆從未（也不可能）鼓勵工農大衆用爭取自由來爭取物質生活的改善，因爲錢袋裏掙下半壁江山的私人資本決不會自毀長城。

「越糟越好」不等於革命形勢

有人可能會問：「爭自由，爭民權，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改良麽？改良越成功社會豈不是離革命形勢越遠？」。這種「形勢越激化、社會越黑暗，對革命就越有利」的錯誤想法，在世界左翼運動中其實是很普遍的，中國革命工人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過程中，肯定也會遇到類似的觀點，所以不能不談幾句。

「社會越黑暗，對革命越有利」的想法，錯就錯在把工人革命看成一種群情激昂的「扯旗造反」，一種簡單的打打殺殺，而不是無產階級取代資產階級對社會進行管理和統治的歷史性行爲。社會黑暗固然衍生著大量的不滿和仇恨，但無產階級（首先是工人階級）要想成功地動員全社會的反抗能量，達到奪取政權的目標，卻一定要經過群衆運動這只高爐的熔煉。先進工人一面組織和領導群衆進行經濟鬥爭，一面借此發展群衆（常常也包括自己）的階級意識和團結性；在爭取人身自由的同時工人會找回失落的尊嚴和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是擺脫階級奴役的第一步）；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工人能夠初步理解無產階級政權下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工人民主的必要性……

沒有一個組織強大、思想成熟的革命工人運動，即使存在深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也不會出現新的1917年；倒是「塔利班」、「阿拉伯復興黨」式的各色「反帝運動」肯定要在大資產階級的牽引下輪班上場，咋呼一陣後再乖乖隱退，如此循環往復。工人階級不需要這種「越造反越依附」的僞革命。

盟友問題

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過程中，先進工人與自由派（即它背後的私人資本）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是否需要建立某種跨階級的反專制統一陣線？我們馬列主義者認爲，先進工人與自由派的某些政治要求有表面的吻合之處（比如出版自由），並不奇怪；但是，階級利益的嚴重對立，必然會使「工人自由」和「老闆自由」的矛盾在具體鬥爭中迅速公開化。比如血汗工廠的老闆需要利用傳媒抹殺本廠的工人鬥爭真相、污蔑工人領袖，爲鎮壓做輿論動員；他的工人則相反，需要利用出版自由來揭露老闆的剝削罪行和官商勾結打壓勞工的真相。也就是說，只要工農維權鬥爭有所開展，只要工農維權態度比較堅決，他們就一定會與私人資本及其豢養的自由派發生對立。先進工人和進步青年必須充分地估計到這一點，才不至於被私人資本當槍使。

2003年12月12日

附注：

［1］見2001年4月5日滄州市中級法院就郭慶海案作出的刑事判決書。

［2］見2003年10月31日王怡文章「以民權對付極權」。

［3］見2003年11月2日劉曉波：中國人權現狀和中共人權話語。

［4］（大紀元）11/14/2003 專訪王怡：「用言論克服我們內心的恐懼」。

［5］2003年12月1日劉曉波：劉荻獲釋的啓示

［6］［7］見2003年11月21日劉曉波：「人質外交是否再次出牌」。

［8］11月12日大紀元專訪任不寐：「永遠保持對罪惡的驚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