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安

《先驅》第69期，2003年（秋）

近十年來，中國私人資本迅速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民間大資本家專職或兼營房地産是普遍現象，吃地皮發家的一批巨頭構成了新生資產階級的重要部分［1］。可以說，想瞭解中國資本家，就得研究房地産商。房地産開發之所以值得我們關注，還因爲在官私勾結的前提下，這個行當成了國有資産流失（「違規貸款」）的一條主要渠道；而開發過程中對大批普通居民的侵權現象，也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房地産商的「輝煌創業」在資本主義復辟過程裏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又對無産大衆和部分小資産者的生活（已經和正在）造成哪些傷害？與此相關的維權運動有哪些走向？在「反強（迫）拆（遷）」「反對掠奪性開發」呼聲漸高的今天，共産主義者有責任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並儘快找到自己在維權運動中的位置。本文就算是投石問路吧。

錢從何來？

地産起家的億萬富豪、錫華集團董事長張傑庭說過：「中國的企業家跟騙子有什麽區別？我覺得就一點，你成功了就是企業家，敗了就是騙子」［2］。據不少傳媒批露，地産商發家的主要秘訣就是官商勾結瓜分國家資金：比如說某地産商「先以100元買一塊地，然後找相熟的測量行將其價值高估至200元，再抵押給銀行換取貸款；接下來，以這200元的銀行資金再購入同值的土地，重復以上步驟賺取400元的貸款……遊戲玩家必須同時和銀行與地方政府保持親密接觸，原因很簡單，土地的使用權在地方政府的手裏，要向他們申請，而錢則在銀行，需要向銀行借貸」［3］。以12億身價躋身2000年香港50大上市富豪的上海萬泰集團董事長錢永偉，就一度是頗爲成功的「玩家」［4］，但與國內真正有背景的地産大王相比，錢董只是小兒科。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家族到上海經營地産，得以批到黃金地段的廉價地皮，全賴上海政府和銀行的支援。上行下效，這個「商人、政府、銀行三結合」發財模式很快流行全國，官僚資本和私人資本在房地産領域熱火朝天地發展起來了。只要「朝裏有人」，地産商們甚至連土地出讓金也不必交，今年六月初爆出的周正毅案就是經典例證。

在幾十年工人國家大框框約束下，中共官員專橫有餘、斂財不足；資本主義復辟後幹部們個個想把權力兌現爲資本。國有土地可以說是目前最大的一筆國有資産，專家估計其靜態價值高達25萬億人民幣左右，當權者自是不肯放過狠撈的機會。於是，各級官員來者不拒，見肉就撲，城市地也批，農民耕地也批；機關企業所屬地也批，私人宅地也批［5］，配合著地産商們掀起了一場當代圈地運動。拿北京來說，市政當局在陳希同時代就出台了「危改（即危房改造━━許注）用地『先劃撥、後出讓』」的土政策，實際上賦予了北京市、區兩級政府任意成片劃撥土地的權利，使土地開發後的收益幾乎全部落入開發商及其政府後台手中，也造成國家土地出讓金的巨大損失。陳希同早就稀哩嘩啦垮了台，但打著「危改」旗號的掠奪性房地産開發卻在北京繼續發揚光大著。據知情者介紹，至一九九九年年初，僅北京一地「衆房地産開發公司（絕大部份爲政府背景或權勢人物背景）侵吞的北京市民財産已達952.7億元人民幣（以被拆遷居民的名義做假賬再轉入小金庫等），另外還有侵吞的國家土地出讓金差價434.5億元人民幣」［6］，這還不算那些天文數字的銀行貸款。近五六年內地爆出的醜聞巨案，幾乎無不與房地産有關，遼寧「慕馬案」、成克傑案、廈門遠華案、楊斌案等等都是如此［7］。

「三結合」的道路順風順水地走了近十年，中國的金融系統也快成了「呆壞帳」、「違規貸款」的同義詞。據2003年2月20日央行公佈的《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披露，在央行抽查的全國商業銀行20901筆房地産貸款中，「發現違規貸款和違規金額分別占總檢查筆數和金額的9.8%和24.9%。違規金額總數高達366億元」。這僅是一次抽查的結果［8］。

維權活動的産生和現狀

讓房地産商們懊惱的是，他們在打通官家和銀行的環節後，還要剷除一批害人蟲，才能清靜地享受「輝煌創業」帶來的果實。這幫「害人蟲」就是被圈地皮上的居民。想開發地皮，先要征得現有住戶的同意（即適當補償後者）才行，這筆補償費是個不小的數位。怎麽辦？馬列先賢告訴我們，爲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不惜冒殺頭的風險；當代中國老闆通常打破的是別人的腦袋，所以更加勇於「大膽的試、大膽的闖」。全國各地的房地産商們對相關群衆日益倡狂地採取騙、趕、打、嚇的招式，即使面對大都市居民也往往照打不誤，減少或乾脆不向後者進行補償，以求降低開發成本。首善之地的北京，房地産開發項目特多［9］，拆遷也成了讓無産大衆心驚肉跳的一大公害。

如今拆遷是個什麽樣？先聽聽專家和傳媒的說法：在北京，「一些開發公司（或專門代理拆遷以獲得高額利潤的拆遷公司）……欺騙居民進行搬遷……乘拆遷戶不在家，就去揭瓦片、拆房子，造成既成事實。採用……恐嚇、毆打等方式，逼迫居民搬遷」。房地産商常用的法子，是唆使手下的民工或保安組織的「棒子隊」出頭打人，或收買警察、城管大隊等官方暴力機關到場助陣，或多管齊下。不肯承認即成事實的住戶有的被捆，有的現金、物品被搶走、家電被砸，更多的人被打傷。不少人家在沒有見到任何文件（包括拆遷許可證）和簽定任何協定的情況下，就被強拆。報警通常毫無作用［10］。

壓迫日甚，報官無用，民衆早晚會自己起來維護被侵犯的權益，這是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不過，鑒於大陸工人鬥爭還處於守勢，鑒於維權活動自身的一些（不同於工人鬥爭的）特點，鑒於主流知識界及其操縱的社會輿論極端保守，維權性質的反強拆鬥爭（以及維權活動總的現狀）並不讓人樂觀。目前反強拆鬥爭用三個字即可概括：打官司。一位強拆受害者━━北京的徐永海醫生苦口婆心地強調說：「維護老百姓權益，使老百姓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只能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那些政治色彩明顯的方式只能使老百姓害怕，使他們遠離。面對‘拆遷’，用不配合、上訪、寫文章的方式，老百姓可以學習，但用‘遊行示威’的形式，老百姓就不敢效仿。面對失業，可以上訪、可以上街，但要建立‘獨立工會’，老百姓這些需要你幫助的人就會遠離你」［11］。這種觀點在反強拆人士中有很大代表性。

雖然拆遷戶打官司通常不是敗訴就是根本不被法院受理，大量拆遷戶仍堅守著「有理說得清」、「守得雲開見月明」的信念，在訴訟路上長年奔波著。據《瞭望》雜誌報道，從1992年起，有關北京城建問題的群衆上訪事件驟然增加，以1995年爲例，1至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這一時期各種上訪批數和人數的46.5%和43.2%，其中多數涉及拆遷安置問題。2000年2月22日，一萬零三百五十七個被拆遷居民簽名的行政訴訟狀被送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這就是著名的北京市被拆遷居民萬人大訴訟［12］。今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靜安區法院開庭審理被拆遷戶的訴訟案，二千一百五十九戶的六名代表控告「靜安區政府指示房地局與周正毅勾結，侵犯剝奪他們回遷原居住地區的合法權益」。不少拆遷戶久病成醫，連記者都誇他們「相關法律素養不比專業律師差」，可惜就是打不贏官司，因爲我們生活在一個商業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

維權運動能否做到以及是否需要與政治脫鈎？我們共産主義者認爲，正是資本主義復辟這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大的政治，導致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推向了市場；市場化經營的結果是多數人的日常利益（根本利益暫且放到一邊）被普遍忽略和戕害；群衆的反抗則以維權活動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受到來自資產階級朝野暴力和輿論機器的巨大壓力。這幾件事一環套一環，它們作爲一個整體就叫作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所謂「合情、合理、合法的維權方式」並非沒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它不過是把老闆們認同（但自己未必遵守）的情理法度當成群衆行爲的天然標準而已。

托克維爾管用，還是臥軌罷工管用？

許多自由主義活動家們近年來頗有「爲人民服務」的架勢，替民工抱不平、呼籲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譴責房地産商毀家沒商量的暴行。筆者不想說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是僞君子，但我們不能不看到民權風和憲政風的風源在哪兒。這股風的原動力來自中國資本主義站穩腳跟後，自我調整的客觀要求。從國有資産中淘到N桶金後，大資產階級盤算著再接再勵「把企業做大」、「把市場做大」，這一切都需要對行政、立法和司法機器進行大的改造。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早晚要導致政治權力的再分配，私人資本越來越大膽地抓住每個機會要求新的權力份額，甚至那些商業黑幕爆光事件也被民間老闆巧妙地轉化爲擴展政治影響的工具。「周正毅在內地和香港總共擁有四家上市公司，海內外成千上萬投資者有必要也有權利知道，大股東兼公司事實上的最高管理層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13］，私人資本的代言人理直氣壯地質問著，要求正式獲准進軍傳媒業。

自由主義者企圖控制維權運動的另一個原因，是出於對社會大動蕩的恐懼。他們擔心老闆們一味追逐暴利可能會玩過了線，引發無法收拾的大麻煩，比如土地財産的大兼併、大壟斷和城鄉出現大量無地流民和貧困人群等等，最終危及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長治久安［14］。正是這種種顧慮，使自由主義作者們急於修建行之有效的社會防火牆，比如關注和介入包括反強拆鬥爭在內的維權運動，並試圖把運動納入對資本主義小罵大幫忙的建設性軌道中去。

近年來很活躍的自由主義作者━━中評網主編蕭瀚在爲強拆戶一灑同情之淚後，馬上替資本家叫起撞天屈來：「開發商似乎成了罪魁禍首，我倒覺得不能全怪他們，……他們的本質就是追求利潤，要求他們仁慈就像建議蚊子吃齋念佛不吸血改行吃草一樣不現實」［15］。蕭瀚重復的其實還是資產階級主流文人的老生常談：資本主義制度、老闆和各種「開發」是萬古不變的，是和日月星辰一樣自然而然的東西，我們只能想法子適應環境，不可有讓他們「人間蒸發」的蠢念頭。好吧，既然老闆的專職就是吸血（你們當學者的不是說老闆都是成功人士麽？敢情成功就是喝人血），我們「低素質人口」咋辦？趴在地上仰著脖子讓它們吸？！蕭瀚袖頭一挽把主菜端上來了：「從來沒有哪個憲政國家的憲法會保護非法獲得的財産，憲政制度保護私有財産的動因和目的就是杜絕財産的非法轉移」。真是比王菲唱得還好聽。

美國是無數當代自由主義者向往的憲政模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大學者胡適就成天價念叨「英美憲政」；可我們也都知道，美國黑人在內戰後的一百年裏一直是二等乃至三等公民（他們甚至算不上公民，因爲據前總統林登•約翰遜的說法，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個黑人即使有博士學位，也極可能被政府以「不識字」爲由拒絕授予選民資格）。四十年前，美國南方大批黑人無故被打、失蹤、住宅被燒、店鋪被砸，不是電影橋段，而是血淋淋的事實！請問憲政保護他們了嗎？

蕭翰們一定會說，老皇曆啦，總提它幹嘛？自由主義者不敢也不想承認下面的事實：美國那幾條保護自由的修正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成功人士賞給大家的，而是美國工人運動和民權運動幾十年裏一點點爭來的。得天獨厚的美國如此，階級鬥爭長期尖銳的歐洲更不必說。多數法國人生活明顯改善出現於1968年5月兩千萬人總罷工之後；在社會長期兩極分化的義大利，1969年爆發的一千萬人總罷工促成了資方對勞方的一攬子讓步；在韓國，80年代中後期的百萬罷工潮迫使當局廢除了反工會惡法並全面提薪，才讓90年代的「野蠻女友」們多少有了些舒心日子。一句話：從古至今，老百姓想過點好生活就得起來鬥、就得搞群衆性直接行動，而不是眼巴巴指望廟堂上的憲政改良，否則的話，「憲政」也好、「陽光管理，杜絕暗箱操作」也好、「建立嚴密的反欺詐性財産轉移的法律體系，建立嚴厲的訴訟、判決、執行體系」也好，「制定公平、明確、穩定的物權劃分和公正公開的交易規則」也好，都無非一張紙、幾串字罷了。

其實，國內的主流傳媒時不時也哀歎「中國追求法治目標的最大桎梏，莫過於法律對強勢利益集團的讓步以至服從」［16］；民間「和平申訴派」（特別是在一線鬥爭的真正受害者）對自己那套情理法都完備的穩健自救方案也沒太大信心：申訴到猴年馬月算是頭兒？徐永海醫生在文章中歎息道：「老百姓打‘拆遷官司’敗訴，上訪同樣也是沒有好結果」，「申請遊行吧，可是結果也是如此」［17］（他本人的遊行申請就被警方藉口「該項申請將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被駁回）。北京的強拆受害人裏有警察、有中央電視台的攝影記者、有海歸的科技公司經理，房地産商連他們也不放在眼裏，其他草民更賤過螻蟻。不少上海拆遷戶幾年來集體上京十多趟，盤纏花了不少，收容遣送站蹲了好幾回，事卻辦不成。全國各地的拆遷糾紛與京滬的形勢大同小異。

共産主義者如何介入維權運動？

國內的左派到現在爲止，不但在組織上沒有成形，更在思想路線上陷於國家主義反動派的重圍中，與工人運動尚且不能很好地結合起來，遑論其他。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對維權活動採取一種自我取消的立場。鑒於成熟的政治立場一般要經過實踐的考驗，鑒於在缺少相當鬥爭經驗的積累的前提下，編寫左派干預一個廣泛社會運動應遵循的原則要點頗有閉門造車之嫌，筆者想介紹介紹類似情況下共運前輩的看法和作法，以資參考。

首先，維權活動（比如國內的反強拆鬥爭）通常爭取的是某個一次性目標（釋放冤假錯案受害人、得到物質補償、懲辦直接侵權的惡吏奸商等等），目標達到鬥爭即告終結。強拆受害者往往來自不同行業，社會地位不盡相同，唯一把他們凝聚起來的是那筆一次性補償，這同持續性極強的工人運動有很大不同；其次，很多黃金地段的拆遷戶希望在開發後回到原住地，主要是出於中心地帶的住宅賣價高、容易出租等考慮（當然這無可指責）。由於以上原因，拆遷戶的反抗一般帶有小心克制、委曲求全和竭力靠攏政府的特點，唯恐被抓住把柄造成損失，更不想陰差陽錯地成爲各派政治勢力混戰的犧牲品。

在妥協性大過鬥爭性、信官信法信名人卻很少信自己的氛圍中，共産主義者要儘量避免不切實際地幻想維權活動能夠輕易政治化和左傾化，否則就可能在付出不少心血和風險（不要忘了專制現實）後看不到預期效果而陷於消沈。我們能作的，是一方面提醒拆遷戶不要輕信商人和官府的許諾，鼓勵前者走直接行動的路子，另一方面及時全面地傳播有關資訊，把資產階級的罪行公之於衆。這樣一來，哪怕我們不能直接在拆遷戶群體裏取得政治影響，至少也揭露了統治者粉飾太平的謊言，客觀上有助於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覺醒。

其次，中外經驗證明，維權活動往往能動員起很多與具體受害者無關的人，特別是青年，成爲後者政治化的催化劑。就中國來說，房地産商業性開發的一大後果是對文化的無情破壞，這個問題在北京特別突出。事實上，我們中國人很可能正在經歷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而不自知：即北京千年古城的毀滅；而資本家留給我們的是一堆堆假闊氣的雜亂水泥殼子。以搶救文化（文物）、懲辦貪官奸商爲契機，給部分先進青年（不僅是大中學生）一個行動的現實目標，讓中國資產階級吃一記冷拳，左派就可能趁機擴大影響。至少這是個機會。

最後，維權運動只是階級鬥爭的一條輔助戰線，共產黨人若沈迷其中，樂而忘（了工人階級的根）本，就是人們常說的撿芝麻丟西瓜。工人階級的群衆運動早晚要來，且不請自來，共産主義團體如不作好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到時非但當不成弄潮兒，只怕要扮死魚了。古今中外各個共産主義團體犯類似的錯誤也不是一回兩回，雖說今天中國左派是芝麻西瓜都還不在手裏，但打打預防針總沒壞處。

2003年8月2日

PS：徐永海醫生是所謂「家庭教會」的活動分子。近20年來，宗教影響在當代中國持續穩定地增長，已成爲社會政治文化生活裏的重大因素。如何對待宗教團體和信教群衆，以及傳播無神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等問題，是左派面臨的又一課題。

附注：

［1］僅以2002年「富比世中國百富榜」爲參照標準，一百名富豪中就有近半數涉足房地産業。位列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前十名的七個人都有房地産業，而前二十名富豪中有十人從事房地産業。

［2］見2002年5月20日《中國企業家》雜誌署名文章《錫華玩轉‘教育房地産魔方’》。

［3］見2003年6月19日《青年時訊》文章《問題富豪幾大套路》。

［4］錢永偉直到今天還積欠銀行十六億貸款濫帳，不久前遭香港廉署調查。

［5］曾有開發商聲稱，可以繞過國家規定，從十大渠道拿到土地，其中包括：中央駐京單位、各大兵種在京系統、國有開發企業原劃撥的土地；從各區縣出來的土地；城市工業結構調整後的土地；各區“危改“土地；郊區開發區的土地；綠化隔離帶的土地；小城鎮建設土地以及各種存量更改用途的土地。（《房地産導刊》2002年3月31日）

［6］見全國人大代表胡亞美1999年3月17日向九屆全國人大提交的《特級舉報信》。

［7］成克傑在一個項目中指示市政府將土地評估價每畝96萬餘元壓到55萬元，好處費就高達2000萬。原廣東省副省長於飛爲其女兒在香港註冊的皮包公司批地3500畝，轉手便賺2800萬元人民幣。「慕馬案」被查處後，官方承認從1997年至2000年期間瀋陽市行政劃撥供地竟占城市建設供地總量的77%。2002年是「土地黑幕」集中爆發的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全國立案查處土地違法案件11.14萬件，涉及土地面積28410.08公頃（其中耕地13481.76公頃）。處理結案105518件，涉及土地面積23910.71公頃（其中耕地10742公頃）。

［8］見2003年7月23日《中國經濟時報》文章《土地的秘密與開發商的門道》。

［9］北京市大規模的危舊房改造是從1990年開始的，迄今全市已累計投資400億元，拆除危舊房屋430多萬平方米，動遷居民20萬戶。市里已計劃在5年內再拆除改造303萬平方米危房。

［10］見吳良鏞院士主編的《當代北京舊城更新》一書（中國建設工業出版社出版）；1998年8月6日《中國改革報》文章《文明城市應當文明建》；2003年7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北京前老萊街居民遭棒子隊襲擊》。

［11］2002年5月28日徐永海《合情合理合法應是我們的唯一方式》。

［12］2003年4月23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問題多多積怨深深北京危改面臨叫停》。

［13］胡舒立：《周正毅案應有透明度》載2003年第12期《財經》（6月20日出版）。

［14］各級政府爲了商業利益不加補償地亂征耕地，是目前農民反抗鬥爭的一個重大原因。據國土資源部統計，「一些地區出讓土地中徵地費不到地價的10%，一些建設項目的徵地費標準還是10年前的水平；另一方面高價供地，牟取暴利。……據調查，前幾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每年平均在450億元以上，而同期徵地補償費只有91.7億元」。見2003年6月26日《明報》相關報道。

［15］2003年4月5日蕭瀚文章《爲徐永海一家的生存權呼籲》。

［16］2003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文章《危改比‘非典’還可怕》。

［17］徐永海2003年4月8號文章《獻出我們的生命可能是我們不得不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