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芳

《先驅》第69期，2003年（ 秋）

幾十萬人參加的香港七一反23條遊行以及隨後的系列集會，雖然沒有被大陸傳媒公開報道，其實對內地關心政治的人們是個很大震動。可以初步斷定，七一遊行是香港多數人近年不滿情緒的一次爆發。我們大陸馬列主義者如何看待七一遊行及整個反23條運動？香港的社會風波對大陸工農鬥爭有什麽影響？大而言之，香港能在大陸工農鬥爭中起什麽作用？筆者以爲，共產黨人應該從階級立場分析香港社會矛盾，從而回答上述問題，而內地某些跟在中港資產階級後面叫嚷「港人亂港自受其害」的所謂左派，其實不過是塗了些紅粉的國家主義大右派罷了。

中國大陸至今仍是一個完全沒有政治自由的資產階級專制國家，內地工農大衆的反剝削鬥爭也因此阻礙重重。沒有結社自由，工農想組織起來就得冒坐牢的風險（甚至讀書會或者工人俱樂部一類團體也不能隨意成立）［1］。沒有出版自由就等於被堵住了嘴，雖然目前工農的聲音太微弱，即使發出來多數人也可能聽不到，但我們是連發聲的機會也沒有。政府對互聯網上的言論也不放鬆監管，至今已有上百（可能更多）位作者因爲「禍從口出」而被捕。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香港得以在內地政治和維權鬥爭中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它近似上世紀2、30年代的租界，爲全中國的異端分子提供了說話和組織起來的空間。近年來中國階級鬥爭的許多消息都是從香港首先發出，然後才通過網路和電臺擴散到廣大內地；這兩年一些國際人權和環保組織在內地的活動也以香港爲前進基地。客觀上說，香港已成爲（包括左派在內的）大陸民間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氣窗。

正因爲如此，北京通過特區政府強化對香港政治自由的監控之舉，讓我們內地共産主義者格外警惕。如先驅社所說：23條立法草案使「任何人倘若批評中國中央政府，尤其是如果主張根本廢除現有的不民主的政制，就可能被控告犯了顛覆或煽動叛亂罪。揭發政府企圖掩飾的黑暗面，就可能犯了竊取國家機密罪。爲臺灣同胞或者某一少數民族的自決權辯護，就犯了分裂國家罪。可能被指控犯了上述罪行的書刊，被叫做「煽動刊物」。任何人「管有」或「處理」煽動刊物，就算犯了同樣的罪。……那些法律是懸在港人（主要是普羅大衆）頭上的刀，政府可以隨時用來傷害民衆」［2］。要補充的是，那些法律更是用來對付內地異端分子的，用來剝奪和破壞後者的資訊來源、與外界的聯繫渠道和後援基地。難怪專制反動腐敗黑暗的中國大資產階級政權對七一遊行怒不可遏，而它的在港輿論槍手對反23條運動百般攻訐［3］。從工農大衆的利益出發，支援香港反23條運動，就是支援我們自己。

有人說，香港的自由也是資產階級統治下的自由。這自然是大實話。保障國家安全法例（例如煽動、叛逆、竊取官方機密等）自港英殖民地時代即已存在，只是數十年來香港政治相對穩定，國家安全法例才不爲多數市民所察覺［4］。如果階級鬥爭激化到一定程度，香港也好，瑞典瑞士也好，統治者都不會手軟。但我想問：結論是什麽呢？一個工人不會因爲資本家提供的工作其實是對他的剝削而拒絕工作，因爲無產階級首先要生存下去，然後才能解放自己，雖然無産者（首先是先進工人）不會因爲暫時吃飽了而忘記自己受制於人的地位。同樣，當資本主義中國大陸把工農積極分子、維權活動家和僅發表了些反政府言論的網路作者們一批批投進監獄時，我們共產黨人更要珍惜香港這個氣窗，關死了它，內地階級鬥爭就會更容易被窒息。

群衆運動與所謂外國干涉

七一事件後出現了一種聲音，對特區政府多年來「興資滅無 」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避而不談，卻百般強調所謂的外國干涉。在內地某些以左派自居的人士中，類似的論調不僅沒有遇到迎頭痛擊，反而可以聽到不少附和之聲；更多的左派保持著曖昧的沈默。筆者認爲，對七一遊行的立場問題，首先是個牽扯到大是大非的問題，即共産主義者應該如何對待群衆意志和群衆運動的問題。一個大的事件乃至運動出現後，不去分析研究引發事件的社會原因，卻躲在角落裏竊竊私語，使著眼色暗示什麽驚天內幕，或氣勢洶洶沖上前沿要「揪出一小撮」，這哪里有一點共產黨人的氣味！？只有那些對資產階級精神灌輸的魔力崇拜到家的人，才會以爲群衆即是群氓，群衆性街頭運動則是牽線木偶，只能永遠受幕後主使者的擺佈。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蔑視這些「陰謀論」、「控制論」的炮製者及其追隨者。我們認爲，階級社會的現實矛盾及其發展才是工農以及全體無産大衆思想和行爲的總根源。我們看到的是，最近五年香港群衆（包括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被統治者損害得很厲害，前者的利益動機要求它反擊，所以全世界才看到了七一事件。

那麽，國外資產階級傳媒爲七一遊行拍手叫好，美英駐港機構大聲助威，美國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嚷著要求「現在就開始爲推動香港的更大民主而採取行動」，反動老窩梵蒂岡教廷在港代理人爲七一遊行煽風點火等等，又是怎麽回事？這要從中外資本的競爭性並存關係中找原因。香港和中國民主化問題與少數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乃至國內高官在西方的匿名存款和地産一樣，一直是國際資本與中國資本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即使是被董建華當局捧在手心裏的港資內部，也有些人因爲少吃了幾口奶而對老董不滿呢！更重要的是，西方資本之所以較大膽地要求香港民主化，還因爲前者自信被「薯條+劉德華」餵養多年的港民，根本不具備堅決進行階級鬥爭的能力。

值得慶倖的是，至少到目前爲止，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七一事件是國際及香港資產階級大規模輿論及組織動員的結果［5］。甚至北京政府在港頭頭之一曾鈺成也被迫一臉窘相地表態：「七一遊行的籌備和動員過程，歷時逾月，其間有帶著某種政治目的的外國勢力在「推波助瀾」，毫不奇怪，但這不可能成爲群衆運動的主流，不足以改變 遊行的性質」［6］。

關於「外國干涉」的叫喊，還引出另一個極重大的問題。即如何看待階級鬥爭的國際化問題。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系統，它的兩大産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都帶有國際性。在階級鬥爭中，承繼馬列道統的左派從不把來自國外無產階級的支援看成是「干涉」，只有國家至上（即本國統治階級至上）的維持現狀派，才會把參加國際運動看成是一種原罪。某些中國「左派」一聽到對中國資本的抨擊就大叫「外國干涉！」，可是當中國石油資本在蘇丹對當地群衆趕、殺、燒、奸的時侯，當南非和澳大利亞的中資企業雇傭的本地工人罷工的時侯，他們到哪里去了？大紅面具之下，隱藏的不過是資產階級秩序党的一張張幹黃老臉而已。

香港共産主義運動與內地密不可分

有人可能會說：「香港人當然應該反抗大財團，逼後者拿出些錢來改善生活也不錯，可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它的市場競爭能力與大陸比起來越來越居於劣勢。今天還有三千億的儲備，十年後呢？坐吃山空，香港人那時怎麽辦？」我們共產黨人並不認爲香港的全部難題只在於大富豪們不肯「有錢大家賺」，放點血出來就沒事了，這種想法當然很幼稚。香港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因爲它曾是大陸工人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貿易的中轉站。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不僅讓東北和華北的經濟一團糟，也結束了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也曾是國際勞動分工的週邊生産基地，現在它已完全被內地所取代。既然香港經濟陷入了結構性危機，它的遠景很可能是長期的衰退和停滯，而香港人的日子很可能會越來越難熬。當然，金字塔頂端的狂歡派對還會繼續，也許一部分殷實人家會陸續移民（包括移民內地），但大多數人只能留在原地苦挨。香港的政治化不可避免。當地左派的任務，是在擴大本地影響的同時更加積極地與內地工農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本地尚存的政治自由，大膽地「干涉」全中國的階級鬥爭，爲在中國和全世界建立一個沒有老闆和商機的自由社會貢獻力量。這才是香港多數人的真正出路。

如何進一步開展反23條運動？

目前對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是香港當地的共産主義者和其他左派。大致說來，筆者以爲當地左派應該在已動員起來的群衆中詳盡地、不厭其煩地宣傳開展反失業、反減薪、反私有化和外判化運動的現實性。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我不能妄下結論，比如到底有多少群衆真的動員起來了；他們的社會成份等等，對這些問題香港同志最有發言權。當地左派面臨的任務，在我看來，是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爭奪對運動路線的影響（暫且不必高調地談領導權）。七一熱浪之後，有不少迷信資產階級形式民主「一選就靈」的香港人正在要求儘快推行普選特首和普選立法會議員，卻避口不提在普選總統的阿根廷，幾個當選總統持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讓一半勞動人口丟了飯碗。再說，港府一再表示，普選是早晚的事，中央對此也點了頭［7］。左派要當仁不讓地打破「普選」這個鬥爭框框，把鬥爭向前引入經濟領域，並努力提倡群衆性直接施加壓力的鬥爭方式。先驅社的同志已經提出「要真正達到目的，往往需要把行動升級……從事更高級的鬥爭方式需要有一個比現在強大百倍的普羅民主派，……更重要的是，即使暫時未能達到目的，這次運動已經振奮了人心。……所以普羅大衆更應該利用目前比較自由的條件來發展民主運動。以退爲進，分化反對派陣營，把反對廿三條的訴求偷偷扭曲爲改良廿三條。所以，普羅大衆必須擦亮眼睛，堅持目標，充份利用忽然增多的時間把運動深植於基層，爲不久將來的較量做好準備，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這些議員政客身上」［8］。對這番話我暫時沒什麽好補充的，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2003年7月21日

PS：七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一個現象：某些內地「左派」對中國資本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親密合作（比如同以色列的多年軍事合作以及近期的朝鮮危機斡旋）默不作聲或高聲讚美或出謀劃策，而每逢中外老闆狗咬狗的時侯，則旗幟鮮明地站在本國老闆一邊。這個現象說明，全面系統地清算左翼陣營思想領域的第五縱隊，比如「維持現狀主義」、「國家就是美的主義」、「想反帝就得愛政府主義」「老闆飽了等於你也不餓主義」等等資本家說客伎倆，是先階段中國馬列主義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附注：

［1］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控制相對薄弱而階級矛盾特別激化的某些內地農村地區已經出現了一批半公開的農民組織。

［2］見2002年12月12日《先驅社反對23條立法的聲明》。下面是23條立法草案上的相關條款：「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爲，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3］比如香港《文匯報》7月9日發表了題爲《23條立法決不能延遲》的社評，叫囂「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7月14日代表中國官方的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發表署名文章倒打一鈀，聲稱「特區回歸中國後的難題並非由行政主導制引起，而是向行政領導層施壓掣肘的各團體造成」。

［4］見「香港人權監察」的相關文章：《廿三條、國家安全法與香港人權：一顆待爆的計時炸彈》。

［5］2003年7月15日《信報》「調查指市民自發參與七一遊行」。調查稱「大部份市民是自發地上街，而不是被宗教人士或政黨動員……有團體發起遊行，各方即自動回應，……六成受訪者更認同香港的民主運動缺乏領導」。調查的結論是「七一遊行是自發動員多於組織動員，好處包括……號召覆蓋面廣泛、動員網路個人化，不容易爲權力中心瓦解等；弱點是缺乏緊密組織、抗爭行動難以持久、參與者較難快速制訂應變策略」。

［6］見7月24日《 明報》曾鈺成署名文章《中央對遊行 未有負面定性》。

［7］7月19日胡錦濤接見董建華時表示，香港政制問題應按香港實際情況，以循序漸進原則推行 。

［8］見2003年7月8日新苗網劉宇凡文章《不要讓政客模糊了反廿三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