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倫•伍德著

《先驅》第70期，2003年（冬）

本書英文原名Retreat From Class（《從階級退卻》），寫於1984-1985年，批判的對象是某些在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名下，卻從階級政治轉向話語政治的“後馬克思主義”思潮。艾倫•伍德借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一詞總括這一思潮，而加上“新的”（A New True Socialism，簡稱NTS）。譯者認爲“階級的退卻”“是一個現象層面上的描述”，故棄此取彼，作爲書名。不過在我看來，“從階級退卻”一語相當精警，所描述（或暗示）的是實質而非現象層面（該思潮的原則：“拒斥了階級政治的首要性，寄希望於由‘新社會運動’來進行的‘民主鬥爭’”），可視爲本書宗旨，且不只適用於所謂後馬克思主義，也適用於後現代主義，甚至適用於更早期的第二國際之後的種種修正主義、“新修正主義”和以“人民陣線”、“人民同盟”取代階級立場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而譯者改用的書名，反而容易給讀者造成誤解。

“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特點是：

1. 淡化以至否認經濟對政治的決定意義。在NTS的“最後一位先驅”尼柯斯•普蘭查斯那裏，經濟只具有“最終的”決定性，而在當前的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則“決定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獲得獨立的支配性，即決定了經濟和政治的脫離、不相干。階級和政治之間亦無必然聯繫。拉克勞、墨菲等人則繼續把（二手的）馬克思主義理解爲技術決定論，經濟主義，或“簡單的、機械的、原始的決定論”，並加以批駁、捨棄，而擁抱“偶發性”、“具體性”和“特殊性”。在這條路盡頭，我們就看到了“話語政治”，看到在後現代主義中舉目可見的“歷史與政治的隨機性”。

在第七章對G.S.瓊斯關於憲章主義運動研究結論的分析中，艾倫•伍德指出，“經濟與政治範疇的明確區分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徵，這是由其佔有剩餘的方式所決定的……對於剩餘的佔有是通過純粹經濟的手段進行的。”它以“公平交易”的工資勞動的面貌出現。只要不對私有財産和剝削的權力形成挑戰，資本主義“能夠把正式的法律平等和政治權利擴展到生産階級中去，甚至是擴展爲全民選舉”。憲章主義把社會邪惡歸於政治原因，因爲當時的英國處於“資本的統治並沒有完全擴展到勞動過程本身……剝削仍是一種強迫性行爲”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剝削力量依賴於法律地位與直接擁有強制的政治與軍事力量的程度━━也就是說，經濟的與政治的力量結合起來的程度。”“一旦勞動屈從於資本，一旦控制勞動過程的鬥爭在有利於資本的情況下得以決定性的解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關係仿佛就純粹是‘經濟的’。”憲章主義正是在這一變革中衰落的。

瓊斯的研究並不能推翻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關聯，對歷史唯物主義不構成挑戰，並且和她的理論相矛盾。和其他NTS一樣，她的“理論體系更多地不是取決於歷史調查或歷史分析，而是取決於選舉政治的邏輯。”

2. 社會主義鬥爭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鬥爭，或以“激進民主”取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不再如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所認爲的那樣是必須打碎的“禍害”，而是當成中立的、可塑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現存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延伸。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爲，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産物，無產階級必須打碎國家機器。列寧把國家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之初一個不可避免的禍害，是一個從一開始就應當趨於消亡的東西。從國家作爲階級壓迫的強制性機器來看，這是對的，而從歐洲共産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國家卻成了“中立”的，現在就可以加以利用以達到社會主義目標的工具。佩理•安德森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一些薄弱和缺陷，包括沒有“發展一種有關國家結構的政治理論，來同西方競爭”。在本書第十章，作者對未來的國家觀作了約略的探討，大致論點是：資本主義國家階級中立性的外表源於生産者與生産方式的完全分離，以及直接獲取剩餘價值的能力集中在私人手中；無階級社會仍然需要某種代議形式，存在公共權力，也就可能存在國家，代表，權威、屈從；社會生產關係的計劃必須包括每一社會層面上的“政治的”計劃以及制度化的措施，以防止統治與剝削關係的再現；仍有必要監督權力並防止權力濫用（在這些方面，自由主義可以借鑒）；國家必須屈從於社會，等等。

一方面是把經濟和政治割裂，把政治鬥爭局限於選舉鬥爭，另一方面把革命主體由工人階級換成“人民”（甚至包括非壟斷的資產階級）。於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被懸置，在實際行動上變成了議會鬥爭。就像貨幣的統一面貌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一樣，選票的統一面貌掩蓋了階級力量真實的鬥爭。

歐洲共産主義的策略正是如此：他們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下的寡頭政治力量與跨階級的“人民群眾”的“新的對立”視爲較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更基本和壓倒性的，於是在實踐中，驅使運動前進的力量“看上去就是要從避免資本與勞動的衝突的必然性與可能性的策略上入手”。既然從理論上把鬥爭限制在現存制度和國家機器的框架之內，就必然在實際上處處維護“現有的鬥爭手段”，即議會政治，從而和社會民主黨一樣，更傾向於同工人階級鬥爭處於對立的地位。

這不禁讓人想起羅莎•盧森堡的一段話：“在知識界的全體庸人看來……文明乃是良好的街道照明，嚴格遵守鐵路時間表和乾淨的衣領，而他們把議會的石磨卡拉卡拉不斷地在轉動看成是政治自由。”

3. 工人階級不具備革命潛力，在社會主義鬥爭中沒有優先地位。其理論與表現多種多樣：由於工人階級爲物質利益所驅動，其本質是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經濟主義的”；越是獨立於階級的物質狀況的群體，越有“回應理性的、普遍性目標的能力”；極力從理論上壓低工人階級的成份和地位。既然否認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鬥爭的主力，剩下的任務當然就是：尋找革命的“替身”。於是，他們找到了“更加靈活”的“人民群眾”（高茲在《告別無產階級》中找到了“非階級的非工人”━━即將失業者、半失業者、當代社會生産的“多餘者”，等等；瓊斯找到了“專業化階級”，“公平正直的人們”）。知識份子被賦予決定性的角色，尤其當階級政治被“話語政治”取代之後，表面上獨立的甚至被當成新階級看待的知識份子的自我中心最終導向唯心和虛無主義，並徹底實現了他們爲工人階級而悲歎時所稱的“和現存社會的一體化”。

最後一點在加爾文身上表現得最爲完整和典型：社會主義社會“得以形成的本質前提是，高度的物質繁榮以及有著相當技術、知識和思維複雜性的市民社會。”（艾倫•伍德批駁道：知識複雜性跟剝削壓迫的社會關係並無不相容性）唯有資本主義可以提供這一條件，所以“在當前形勢下，左派的中心任務就是盡可能快地爲恢復繁榮發展創造條件……”（這一點，就是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一直在做的事情，具體地說就是調和階級矛盾，犧牲工人利益，阻礙甚至叛賣工人運動）也就是創造出越來越多“從赤裸裸的物質利益關聯中解放出來”，能夠“認同於左派所能提供的那種理性的人道主義政治”的人。窮人和勞動階級本身在知識和道德上的缺陷，以及對“自我意識”以及只有物質繁榮才能呼喚出來的政治行動的缺乏使他們只能産生純粹“防衛性的”，“經濟性的”和反革命的意識。艾倫•伍德稱之爲“柏拉圖式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說到底，就是完全取消社會主義者與群眾的結合。可是，在勞動階級達到“社會主義精英”們的要求之前，精英們就只好無所作爲了━━“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已經走到了社會主義精英論的盡頭”。然而，這種理論所反映的無非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熟知的製造理論的人和從事實踐的人自有階級社會以來的分離，以及佩理•安德森所說的“大學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遠離本國無產階級的生活”的狀態。這種分離、分工只能靠社會主義革命加以取消：“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包括藝術在內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相脫離；然而革命卻是體力勞動者的事業。革命的最終任務之一就是要徹底克服這兩種活動方式的脫離。”（托洛茨基《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藝術》）

當然，階級利益的衝突未必直接轉化或未必轉化爲明晰的政治訴求和詞句，並獲得政治手段。人們對政黨的選擇可能受不同原因（包括現實政治和政黨狀況）制約，而並不總能合乎其經濟需要，他們的選擇可能錯誤。非階級的集體身份━━性別、種族、倫理群體的成員、當地居民，等等━━客觀上也影響對政黨政治的選擇。最後，還有歷史性遺留對政治選擇的影響（人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歷史性存在”）。從這些意義上，經濟和政治“不相關”，或者說並不“一一對應”。但是，階級利益的衝突、剝削關係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核心內容。艾倫•伍德說道：“缺乏明確的階級話語，並不預示著也缺乏階級事實，及其在改變人的生活條件與意識時所産生的影響”，從上述的客觀現象並不能得出沒有階級利益這回事，或政治與階級無關的論點。這種論點之形成及其特別危險之處在於：它“從競選派別得以形成的機制或者選舉行爲的模式中━━如同NTS打算的那樣━━去描述‘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去概括社會主義鬥爭的條件。”“關鍵的問題是與推動階級利益並組織階級力量進行有效的政治運動的困難和形式相關的。……從馬克思本人開始，有哪些馬克思主義者曾經設想可以把工人階級的革命潛能轉化爲現實，但卻不需要政治組織與教化的努力？誰會否認工人階級內部總會有分化，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産生了分化，這就需要新的理論進展去把握它們，就需要新的可操作的手段去克服這種分化；伴隨著成功程度的不同，資產階級總是努力去加劇這些分化，還要強加入一些其他分化；資本主義物質上的成功，其結構的變化，其支持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努力，已經影響了階級結構的進程；因此，社會主義運動的任務就是要去克服這些分化與障礙。”但是，“新社會主義”者卻選擇了從理論上割裂實踐，不是設法打破和克服障礙，而是把階級、階級利益和階級衝突當成貝克萊主教的樹，從理論上把鬥爭目標轉移到“民主”，把鬥爭的力量替換成“人民”。

NTS在現實中的一大悖謬在於：他們反對革命暴力，而他們拒斥工人階級的藉口卻是工人階級沒有立即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既然工人階級並非革命的主力軍，他們的鬥爭當然就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可是，“工人階級好戰性的每一個里程碑，都伴隨著NTS理論的深入發展”。只不過“發展”的方向是：“每當歐洲國家的工人展示出新的好戰性時，就準備在理論上把工人階級從社會主義方案中排除出去，特別是在英國，每當好戰的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這種理論就會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裏，應當提及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對西方左派的吸引力。中國的近代革命建基於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戰爭，和城市無產階級幾乎沒有聯繫（工人階級以及早期共產黨的鬥爭在共產國際強施階級合作政策之後，終於在二十年代爲蔣介石、汪精衛所“背叛”，扼殺在屠刀之下）。而“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物質條件是極爲薄弱的，工人階級是很不成熟的，這就是毛澤東排斥“經濟決定論”、“唯生産力論”，企圖“不顧”經濟基礎而通過唯意志論實現“大躍進”原因。雖然文化大革命與“文化”無關，甚至毋寧說是“文化”的浩劫，但是對不明就裏的西方左派來說，該名詞意味著意識形態和文化鬥爭的獨立性，意味著“知識份子扮演人民群眾革命良知的角色”，可以取代“階級衝動和利益”，“說到底，如果有任何一種革命可以由知識份子來領導的話，那它必定就是一種‘文化’革命。”

4. 把社會主義鬥爭定義爲“民主鬥爭”，和把工人階級排除在鬥爭之外，是相輔相承的，結果之一就是“吸納中產階級的企圖”，訴諸以階級聯合爲中心、以選舉鬥爭爲目標的“人民同盟”而努力“把無產階級在西方社會內部的比重降低成爲少數”。這種努力尤其集中在關於“中間階層”（主要仍屬僱工群體、工薪勞動者）或中產階級化的爭論。法國共產黨把“中間階層”定義爲“一個無階級的灰色區域”，拒絕把“僱工群體融入到工人階級中去”。普蘭查斯的“新小資產階級”理論則對此提出批評，他“拒絕接受白領工人的無產階級化”，強調其“非生産性”特徵（這並非馬克思定義工人階級的標準），從而把白領工人從工人階級中分離出去。而決定這種劃分的不是“經濟的”、剝削性的社會生產關係，而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

艾倫•伍德指出：“工人根據工作場所、産業、地區差異有所區分，加上資本與國家對他們的瓦解，在他們之間製造差異━━收入、勞動過程中的職能、性別、種族，並把差異轉化成爲分界的不斷努力”，“工業資本主義中的生産組織在勞動過程內部、在工人中間形成了不同的劃分，這不是取決於勞動的過程本身的技術需要，而是取決於其資本主義特點。這些劃分常常會有礙於統一的階級框架的形成。……但它卻不能在不同類型的工人之間充當絕對的階級障礙。”資本主義的運作，部分依賴於這種對工人階級的分化。而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這種分化並不能說明工人階級沒有共同利益，也不構成團結的絕對障礙，而只能說明，必須進行組織和協調，將共同利益轉化爲具體行動，並形成政治力量。

拉克勞承認“新小資產階級”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卻堅持重要的衝突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展開的”。“他使階級鬥爭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獨立的’學術訓練，在這種訓練中，每個階級的‘獨立的’學術精英爲爭奪非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素展開了艱苦的鬥爭，勝利屬於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知識份子能夠最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這些要素，以適合其自身的特定利益。”於是，拉克勞（和墨菲）以“激進民主”代替社會主義，以人民代替階級，把經濟與政治分離，攻擊“正統本質主義”（“階級還原主義”），否認物質利益而“只存在隨意建構起來的關於物質利益的觀念和想法”，最後，進入絕對唯心和虛無的“話語政治”，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演繹了。可是，“誰是說話的主體？”多元主體？民眾？可是他們的“社會角色認同”據說是由“話語”建構的。那麼，當然只剩下“知識份子”，據他們研究：“沒有一場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

艾倫•伍德反駁道：革命階級同樣不是“一群沒有理性目標的烏合之眾”，或受導師“操縱的無政府主義的群氓”，“如果革命的歷史證明了什麼的話，很明顯那就是，沒有階級因素就不會有階級鬥爭，也不會有革命，沒有一種革命曾經是由其領導者的行動與意願所決定，除非他們已經表達了某個被組織起來成爲一種潛在社會力量的階級的利益與目標，並且運用了這一階級的積極性力量。”十月革命期間“不需要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去喚起”的“工人對於麵包與工作的需要，士兵對於和平的向往，或者農民對於土地的渴望”以及他們清楚而理性的行動和組織（蘇維埃）可以證實這一點。

5. 關於民主問題。艾倫•伍德比較了美國的開國者對民主的恐懼和後來的“制憲開拓者”對民主的驕傲（民主含義的變更），歷史上（亞理士多德和柏拉圖）民主一詞的階級意味━━源出於古希臘的階級衝突，是指“窮人控制政府”，反映“平民的利益”，而新的含義則淡化了，變成“與人民權力的實質無關，卻與某種程式性形式以及市民自由有關”，變成僅僅是代議民主，它的含義根植於資本主義關係，而據此標準，人民權力的直接運用反而是反民主的。他指出：“嶄新意義上的”“自由民主的話語從此不僅不是使得某些屈從非法化，而且，正好相反，是把階級統治和剝削的關係神秘化和合法化，實質上是通過把他們重新定義爲自由和平等的個體之間的關係來否定它們的存在。”自由民主當然是歷史的進步，是長期艱苦鬥爭的結果，對資本主義的無節制亦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但自由民主並不改變資本與勞動的根本對立，而沒有組織和政治代表的工人階級是極易失掉既有成果的。資本主義民主的形式以及它得以運作的範疇（法律和政治而非生產關係的範疇），正在於階級利益的界限之內。事實上，社會主義民主決非資本主義民主的現有形式的擴展，它以階級的消滅爲前提，不可能容許剝削關係的存在，它包含著對社會關係的改造，建立在以自由聯合起來的生産者控制社會的基礎上。它不可能從抽象的“無根的民主衝動”開始，由“話語”製造者們無中生有地進行灌輸，在實踐上，“社會主義計劃必須首先代表某些階級的利益，並且反對另一些階級的利益”。

6. 以“新社會運動”代替社會主義運動。雷蒙•威廉姆斯這樣表述對“新社會運動”的看法：“在過去的30多年當中，所有重要社會運動都在有組織的階級利益與制度之外開始。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婦女運動、人權組織、反貧困與無家可歸者運動、反文化貧困運動等等，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即這些運動是從那些以利益爲基礎的組織沒有時間━━或者是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的━━去思考的需要與感受中形成的。”這些運動，當然有其局部的獨立的意義，有許多在傳統社會運動的視野之外，是左派政治必須加以分析、考慮和表明立場的。但是，戰爭與核毀滅、生態災難、婦女之受壓迫、大量人群的邊緣化等等，正是資本主義機器不斷再生産出來的罪惡。當這些運動避免與資本主義秩序及其階級體制交鋒，它將被容許，但不可能挖到社會的病根：“這些運動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某種意義上，給它們以特殊力量的東西，也使得它們拒絕成爲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一根本的社會改造的承擔者。這些運動並沒有反映一種新的集體身份認同，而且也不打算形成一種由消除階級間利益分化的新的反資本主義的利益所驅動的新的社會動力，它們並不構成存在於資本主義秩序和對於和平與生存的威脅之間聯繫的基礎。相反，這些運動的組織統一和對於大眾的吸引，取決於從現存社會秩序以及互相衝突的社會利益中抽象出和平問題或者是生態問題。”最終，這些運動之被容許，取決於它們遠離社會問題核心的程度，也就是孤立或妥協的程度。

這些論調事實上是緊密相關，自成一體的。對選舉至上主義者來說，階級身份的認同當然要讓位給模糊的人民（選民）身份，議會鬥爭當然無求於組織工人階級日常的實際鬥爭，強調階級利益反而可能失掉一些選票。

這就難怪“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充滿了對階級政治、勞工運動，對無產階級歷史使命及其鬥爭能力的不信任，甚至對共産主義（至少是它的一些根本原則的抛棄）。共産主義可信性的危機當然是無可否認的。但是艾倫•伍德指出，新社會主義者經由後馬克思主義走向反馬克思主義有著自己的邏輯，並不能歸因於1980年代後期的“戲劇性事件”，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本來就“極爲脆弱而又疏離”，而在早期的後馬克思主義和今天的後現代主義之間也存在一種不可打破的連續性。“一切似乎很明顯，‘後馬克思主義’不過是通往‘反馬克思主義’的小小驛站而已”。

如果說本書較局限於純理論的批判，那麼第十二章《結論》則針對這些左派對1984–1985年英國礦工的罷工、柴契爾政府發動的階級鬥爭的態度進行更爲現實的批判和分析。“純經濟的”罷工改變了政治領域，“揭露並直接面對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國家、法律、警察”；“經濟”鬥爭滋長了工人的階級和政治意識，“帶來新的技巧，培育了新的態度、關係、團結以及組織形式，並反復衝擊著‘經濟’範疇與政治範疇之間的界限”。而NTS卻抱怨他們“不能把階級的主張表述爲國家主張”，“完全沒有考慮到在一個國家的統一體內，相互競爭的階級、地區、種族和宗教如何能夠彼此調和等問題”（伊格納第夫）。艾倫•伍德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左派所需要的是一種國家統一體的語言”，根本就是站在建設毫無社會主義成分的議會黨團”的立場上的論調。當NTS繼續否認工人階級及其利益的時候，“敵人是醒著的”，反動的“新托利黨對此毫不猶豫地說：我們是階級的鬥士，我們渴望勝利。”

在本書發表之後十多年即1998年所寫的導言中，作者更尖銳地指責新的後左派，在他們的理論中，“資本主義無可替代，階級政治所擁有的空間比起在後馬克思主義中更小……一種始自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強烈反抗性衝動的思想傾向，卻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缺點與矛盾衝突自大蕭條以來最爲暴露無遺時，向資本主義投降了。更甚的是，種種跡象表明，一個階級政治的新時代正在形成。如，許多國家的勞工運動展現出新的面貌；人們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過程中走上街頭。然而，當前新左派對此卻毫無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