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堀祐造（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先驅》第67期，2003年（春）

編者按﹕長堀祐造先生這篇文章初稿在我們網上發表後，他又增補了若干有關王老對文學的見解及貢獻內容。現在發表的是新修訂版。

去年末，十二月三○日的早晨七點左右，我接到了電話。是從的我的同事，關根謙教授打給我的。他現在在牛津大學留學。我知道他準備采訪王老，他們已經互相聯系了。我一拿電話筒听了他的聲音，就猜得到王老身上發生變故了。因為不是重大的事情，早晨這麼早，他不會給我打電話的。果然， 他告訴我王老逝世的消息。王老是已經過了九十歲的老人家，而且我知道人應該有最後的日子。但聽到了這消息，我感到很悲傷，很遺憾。我十二月二六日，把一本剛出版的鄭超麟回憶錄日文版寄給王老了。在郵局投函的時候，我以為日文版不會來不及，過了三、四天，王老能親眼看到他老同志的書。沒想到王老這麼早就離開了我們。在英國的王老的外孫薛豐先生後來發給我的伊妹兒說，王老看過我十二月中旬寄給他的日本《托洛茨基研究》誌《陳獨秀特刊》，但他不能看到鄭老回憶錄日文版。因為他對我們這翻譯工作不惜予以協助，所以知道了他不能看到這本書，我覺得非常可惜。我在此衷心地表示悼念之意，同時我想對在九泉的王老致衷心的謝意。

我知道王凡西這個名字是一九七九年《雙山回憶錄》日文版出版的時候。當時我在大學讀書。買到了這本書，我就看過了。譯者是我在大學二年級讀書時候的漢語老師之一，矢吹晉教授。我覺得這本書很有意思。我這以前也對托洛茨基感興趣，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文學與革命》、《我的生平》等。因此我不能承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了。但關於中國革命， 我不能站在中國托派的立場。我在大學學習中國現代文學。像我那樣接觸到現代中國的人，大多是首先接受了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的正統性（雖然它有些缺陷），然後去考慮它含有斯大林主義的問題。所以看過王老的回憶錄之後，我的看法沒有改變。我記得好像王老也坦率地表明過托派政治路線的局限性（現在我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樣了）。但我覺得王老的話，很直率，使人感動，沒有假話。文為人， 文章表現著者的人格，我想王老是很誠實的人。彭述之先生的著作也在日本被翻譯出版過，我也看過這本，覺得值得參考，但沒有感動。我原來是個研究文學的人，王老和鄭老的文章，不管政治方面的還是文學方面的，都使我感動了。雖然像十月評論的先生悼念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那樣，王老他們圍繞抗日戰爭做過錯，但他們的文章對我來說總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大學畢業後，在一所高中教書了。以後我有機會再考入研究院了。這是我三十歲的時候。我開始研究有關魯迅與托洛茨基的問題了。一九八七年我寫了一篇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魯迅研究月刊》去年第十期把它才刊登了）。其後我還寫了几篇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我一直想跟王老通信，但沒有機會，時間過去了。一九九○年在日本開了紀念托洛茨基逝世五十周年的研討會，然後日本托洛茨基研究所創辦了。我也參加了研究所，有過几次機會翻譯王老、鄭老的一些文章。一九九七年，我從一個朋友聽到了王老的地址，第一次給他寫信了。那時，我准備寫圍繞《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論文。我想請王老指教。之後，到去年秋天為止，我跟王老繼續通信。我從王老收到了四十封左右的信。大多是我提出問題而他給我回答的。例如，陳其昌、鄭老、王實味、胡風他們的事和列寧著作的翻譯問題等等。通過這五年來的通信，我承蒙了他的很多指教。我記得一九九八年，我到紹興的魯迅故家去的中途，順便去杭州的時候，我把介紹江南風景的信和照片寄給他了。因為他的老家在杭州旁邊的硤石，他在杭州的中學讀過。他回信上說，“離家數十年，故鄉風貌常在夢中，此生當無重遊希望了”（同年十月三一日的信）。從二○○○年到二○○一年，我有機會在王老的母校北京大學研究。在當地，我查過有關王老肄業時候的資料。在肄業學生的名單上，我發現了王凡西、陳其昌、王思褘（就是王實味）他們的名字。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又發現了王凡西、陳其昌等的學生會活動的情況。紀念北大烈士的石碑上有李芬（在王實味的那很有名的《野百合花》上登場的烈士）等的名字。我覆印了資料，拍了照，把它們寄給他了。王老立刻覆信說，”前天收到您寄給我的信和《北大日刊》的覆印件，非常高興，謝謝。七十五、六年前的文獻讓我回想起當年的人和事，真是似夢如煙，感慨萬千。可惜我年老病廢，無法形諸文字了。我最近心臟與神經系統的病痛加劇。手腦都不聽指揮，不能與你作較長筆談，真是憾事。但我希望你能繼續來信，讓我知道一些故國與故都的近況”（二○○○年六月二八日）.我嘗試想象王老的思念。遠在英國，老家、母校、老友、他不能直接去看到了。但這是我想像不到的。有時候我把在日本發現的資料和書寄給他了。因為我希望這能鼓勵他。

二○○一年九月，我的宿願才實現了。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到他在里茲的家去，能直接拜見他了。去里慈以前，我去了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調查有關中國托派的報刊了。幸虧，能看得到報刊和几封他們跟托洛茨基的通信。我把給他覆印的這一套資料帶拜訪他了。他好像對這文件很感興趣。我回國後，就寄給我說明這些資料的信了。

我們翻譯鄭老回憶錄工作之中，遇到了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們首先查一查英文版（我們很感謝英文版譯者班頓教授），然後請鄭曉方女士指教，最後不客氣地請王老指教。王老每次給我們回答了。他身體不好的時候，讓人代筆回信了。

我跟王老通信的時間不那麼長，但是我覺得好像很長的時間。在我奉上他的文章中有寫錯的地方，他給我指正，而且他經常鼓勵我研究發展。我忘不了他寫給我的每句話。他對我們那樣年紀比他小得多的人，沒有擺架子的，沒有迎合的態度，總是很誠實。列寧逝世的時候，托洛茨基嘆息說，”列寧死了，他已經不在了”。我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但能體會他的感覺。借著托洛茨基的話來說，“王老已經不在了”。這事實讓我感到很悲傷，很寂寞。王老和鄭老常說，他們能以陳獨秀那樣偉大的人物為自己的領袖，覺得很榮幸。能認識到王老，親承謦欬，承蒙指教，我也感到很榮幸。

王老的生平、功勞，我不用在此再說。讀者都會知道的。但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我想加上兩三詞。對我那樣研究這領域的人，王老的文章很值得參考。例如《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胡風遺著讀後感》、《從魯迅的一封信看到陳其昌》以及《毛澤東思想論稿》中的一章《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等的作品是對重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來說，不可缺少的。這篇文章（《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嚴厲批評了毛澤東以他的《文藝講話》作為中共的文藝政策的錯誤。像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主張那樣，王老認為文藝創作跟政治活動不一樣，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因此作家應該有創作的自由。從延安時代以後，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在大陸怎樣壓迫了作家的自發的創作成就、甚至損害了有才能的藝術家和文學家，現在已經不用我們來說了。王老在這篇文章里，還指出了《文藝講話》所徵引的中文版列寧作品的誤譯（把「黨的出版物」誤譯為「黨的文學」。請參閱舊版的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毛澤東是根據列寧文本的誤譯去寫成《文藝講話》的。一九八○年代，在大陸出版了《列寧全集》第二版的時候，這個誤譯改正了。在這個過程胡喬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可以認為胡喬木是根據王老的這篇文章去請編譯局改正舊譯的（關於這個經過，我在2002年4月，已經用漢語詳細地發表過。也將要用日文發表）。除了上述的內容以外，王老敘述了有關胡風、王實味（都是王老上北大時代的同學）的事情，和魯迅跟中共的關係，等等。重新思想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時候，王老這篇文章是絕對不容忽視的。王老不但是中國革命的見證人而且是現代文學的見證人。他上大學時代跟徐志摩，劉半農他們交流過，向《語絲》等的雜誌投稿。一九三六年《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問題發生了，他在《鬥爭》和《火花》上寫了嚴厲地批評魯迅的文章，以《特別聲明》、《緊要聲明》的形式登載了。因為當時該信雖非魯迅自己寫、卻以魯迅的名義發表。他的著作還有《三齣小戲》。他不愧於文學家的稱號。

在大陸、也在日本，過去徵引他這些作品的研究者罕見。但我相信最近將來這情況要改變了。我已經把前兩篇翻成日文了，打算在日本《托洛茨基研究》誌下期《悼念王老的特刊》上發表。

有關王老的回憶，話說不完。對他的懷念也無限。但我漢語水平很低，難以表達我心中的全部，覺得很遺憾，很難過.同時我請讀者們的寬恕，因為我寫了很多我個人的事情。

最後我想說，“王老，您辛苦了，請好好兒休息休息。再見！”

二○○三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