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

《先驅》第58期，2000年（冬）

因為我平時不太關心報刊論文，所以到今天才因一位老同事的推薦荐而讀到異凡先生的大作《因「先知」引起的話題》（1999年5期《讀書》）。所謂「先知」是指現已譯成中文的多依徹寫的托洛茨基傳的標題，把托氏稱為「先知」。我是景仰異凡先生的，去年曾以自己的一篇關於列寧的「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理論的文章呈異凡先生教正。異凡先生是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的著名研究員，不僅才學有加並且還掌握大量有關蘇聯歷史和國際共運史的材料。中央編譯局在這一方面的藏書恐怕連北京圖書館都不及其規模；例如北圖就沒有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著作的英譯本如《俄國革命史》、《被叛賣的革命》及《保衛馬克思主義》等，後兩種書可能根本就沒有俄文本。異凡先生很正確地指出，「關於托洛茨基的評論在我國似乎可以說還沒有真正起步。」由於異凡先生的帶領，所以我也來說幾句。

一、「不斷革命」理論並不「離經叛道」

在十月革命前，第二國際的革命戰略把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兩階段進行。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也是支持這一思想的。其著名的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就體現了這一思想。二月革命後列寧在返回列寧格勒之前，他的革命戰略思想就有了變化。他在4月7日《真理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中就明確地指出「目前俄國革命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又指出，「要向群眾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在《論策略書》一文中，明確指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完成了。」列寧同時又諷刺那些一貫死抱著革命兩階段論的老布爾什維克「只是無謂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動的現實的特點。」

由此可知，列寧的十月革命思想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當然，列寧是從當時的革命現實情況出發的，所以列寧在《論策略書》中特別援用歌德的詩句「我的朋友，理論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要求那些一貫跟隨他的老布爾什維克改變「兩階段論」的舊思想。托洛茨基則從歐洲革命形勢對落後國家革命戰略的影響這一方面作出了理論上的預測。他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國家中，民族資產階級特別軟弱，不能徹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如變革土地制度等），只能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完成本應由資產階級革命來完成的任務，並進而不分階段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但是相對於馬克思主義而言，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革命戰略絕不是「離經叛道」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堅持革命必須兩步走。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似乎表示了革命兩階段論的意思，但在經歷了其後的德國革命後，馬克思發現德國（遑論俄國）的軟弱的資產階級深怕工人的覺醒，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奪得政權後，立即「迫使工人，即在戰鬥中的同盟者，回到從前那種受壓迫的地位，」並和封建黨派結成聯盟。所以在馬恩撰寫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他們提出了忠告：「民主派小資產者只不過希望實現了上述要求後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部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可以說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理論來源。俄國當時的資本家比德國1848年時的資本家還軟弱，因為一些大企業的資本是外國資本。

不斷革命的意義可以概括如下：「俄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只有採取依靠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不僅把民主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且把社會主義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同時有力的推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

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的理論成就

異凡先生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托洛茨基不過是「一個戰地記者或寫過一些文學批評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因為如托洛茨基在1906年正式在其著作《結局和前景》中提出的「不斷革命」理論等都不在異凡先生眼下。但有些人是重視這一理論的意義的，如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作家安德森在其《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一書中卻認為托氏該書對於「為整個德國和奧地利密切注視著的1905年俄國革命，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造就了第一次科學的戰略性的政治分析，……它極其精確地指出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未來的特點和進展。」異凡先生對於托洛茨基「在1905年曾擔任了幾天彼得堡蘇維埃主席」的經歷也是認為「不足道」的。

事實上，列寧在提出其四月提綱時並未在理論上說明，為什麼在二月革命的兩個月中「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那時候連土地制度都還沒有觸動呢？難怪緊隨列寧的老布爾什維克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對此不能理解，進而公開反對十月起義，因而曾被列寧視為叛徒，因為他們堅持革命要兩步走。也許異凡先生在心裡是把他們兩位視為正經崇道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

三、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成就作過兩方面的高度評價。其一是大大地發展了生產力，其二是把世界的經濟活動聯成了一片，按現在的時髦話來說便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這第二方面的成就往往被我們所忽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革命的國際主義口號的經濟基礎正是聯成一片的國際性經濟的客觀存在。所以對革命的可能性的評估也要從世界經濟形勢出發。列寧和托洛茨基也和當初反對起義的季諾維也夫等一樣很知道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們深知，十月革命的意義絕不能是在俄羅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倒是有很多理論家曲解他們的意圖為：通過十月革命在俄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他們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可能會推動各先進西歐國家革命勝利，這是十月革命的真正意義。然後由西方勝利了的工人階級及其政權來幫助俄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種思想在列寧當時是沒有爭議的，布哈林為第四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起草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決議明確地肯定了這一點。（1）在20世紀初，考茨基也有這一看法：「俄國革命不能立即導致社會主義的制度設施。俄國的經濟條件還不接近於成熟。」但是俄國革命肯定會給歐洲其它部分無產階級運動以強大的推動力。因這一推動而激發的鬥爭會使德國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考茨基又說：「這麼一種結果（按：指無產階級在德國取得政權）會影響全歐洲。它會導致西歐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這又反過來創造東部歐洲無產階級縮短發展進程的可能性，並且仿照德國的先例，可以人為地（artificially）設置社會主義制度。」（2）考茨基這一意見的內容很清楚，不必另作解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和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理論都與當時的歷史和思想背景有關聯。這就是托洛茨基從國際關係整體來考察一國革命的理論，也是異凡先生所說的：「托洛茨基的悲劇……最突出的是他始終堅持世界革命的理論。」「世界革命」是要求從世界的形勢來觀察一國的革命，並不是要求各主要國家同時革命。

四、托洛茨基對俄國革命有失敗可能的預言

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論絕不是革命必勝論。其中也包含著革命可能失敗論。在1922年國際共產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上述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決議後，托氏有如下一段發言：「在政治計算中，時間因素是不能不考慮的。如果我們讓資本主義能夠在歐洲生存一個世紀或半個世紀，並且蘇維埃的經濟政策還必須去適應這一形勢，那麼這個問題便會自動解決。這是因為，讓歐洲資本主義這麼生存下去，那就是假定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衰落，資本主義振興的新時期的出現。……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歐洲資本主義在今後幾十年中如生存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俄國就會陷入深淵。至於它是否會經歷一個『民主』的階段，或者在其它形式中失敗則還是一個次要問題。」（3）托氏在其1925年的論文集：《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結束語中，又慎重地提出：「在下一個十年中如果在世界市場上能建立均衡，就好象在1871-1914年期間那樣，那麼全部問題就會呈現另一種性質，……它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的基本估計犯了錯誤。這意味著資本主義並沒有完成其歷史任務，而當前的帝國主義階段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衰落階段，不是它的最後的痙攣，而是資本主義新的繁榮的來臨。」（4）托氏認為資本主義重新對俄國造成的威脅可能來自軍事對抗，也可能來自資本主義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對國家的外貿壟斷的破壞並從而破壞整個經濟制度。因為托氏一方面主張外貿壟斷，一方面主張進入世界市場，參與國際分工，因為封閉型經濟只能使俄國越來越落後。

對俄國革命失敗的預言也是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類關於失敗可能的預言，列寧也有過，但不如托氏的預言這麼逼人。倒是斯大林和布哈林顯示出一種在單獨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盲目信心。

五、蘇聯建設中的經濟計劃，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異凡先生的話題還涉及蘇聯在列寧逝世後國內建設中的路線鬥爭，我們覺得異凡先生沒有把這些問題的實質指點清楚。

應當說路線鬥爭的兩派是：一派（托）認為單獨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蘇聯的任務是發展工業，組織合作化生產，不使農村和城市個體生產者發展資本主義，等待並對付世界革命形勢的變化。另一派（斯、布）則有信心地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具體政策方面似乎有天壤之別，但是不可否認，他們都認為單憑國內力量，正確處理工農關係就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列寧在世時，曾和托洛茨基一起反對過布哈林放棄對外貿易的壟斷的企圖。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對待農民的政策，也即是如何實現工農聯盟方面有重大分歧。

布哈林不願意討論在國有制經濟和私有經濟並存的情況下，是否應當由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與世界市場相通的價值規律這樣的理論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工業的增長是由農民需求的數量和質量變化決定的。農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由農民的經濟狀況、水平及其生產力的發展來決定的，而這種需求要有一個積累過程。由此，他認為富裕農民（他不愛用「富農」一詞）對妨礙他們積累和僱工的措施表示不滿。由此他進而聲稱：「總之，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所有的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只有白痴才會說，窮人們總是和我們在一起的（5）……發展富裕農戶的經濟是為了幫助貧農和中農。」布哈林後來看清楚對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艱巨性時又說道：「我們的結論是，即使在這樣低劣的技術水平上，我們也能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可以像蝸牛這樣步前進，但是這仍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並且能建成社會主義。」（6）

布哈林故意不說清楚，農民需要的數量和質量是什麼？其實農民所需要的是他能把自己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所能換得的價廉物美的外國工業品。所以布哈林在客觀上是要求鬆動對外貿易的壟斷，事實上在列寧逝世後他也的確已經起了這樣的作用。

托洛茨基等人認為，只有工業能提供價廉物美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時，才能保證布爾什維克對農民的領導，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抑制其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防止富農經濟對中貧農的吸引。因為農民不願意把自己的農產品和國產工業品交換，所以要限制和世界市場相通的價值規律自發地發生作用。社會主義建設的積累規律是：按照國內工業化積累資金的要求，而不按國際市場上價值規律，得是又要按農民可接受的程度，把國產工業品和農產品互相交換。其前提是嚴格地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這樣就能從農產品的對外貿易中獲取發展工業的資金。此外，便是加重富農的納稅負擔，並且在貸款、貿易和限制剝削方面立法，保護中農和貧農。即使如此，托洛茨基等人還是覺得在工業基礎很薄弱的情況下，在不很長的時間內改造農業生產，鞏固工農聯盟，等待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實在是件極為艱巨的任務。所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致批判托洛茨基對建成社會主義沒有信心，不相信國內力量，是右傾。

在1929年之前，斯大林是支持布哈林的路線的，認為據此便可建設成社會主義，於是他們聯合鎮壓反對派。先是把托洛茨基放逐到哈薩克的艾瑪──艾塔。但是當斯大林要驅逐托洛茨基出國時，布哈林則竭力反對，我們不知道他內心的動機。

由於執行了布哈林的路線後，富農仍是不和國家合作，年年都發生糧食危機。不僅城市發生饑餓，也不能為獲取發展工業的基金而出口足夠數量的農產品。所以斯大林就在驅逐托洛茨基出國的同時開始改變布哈林的路線。於是有了布哈林屈尊和已被打倒，但還被恩准居住莫斯科的加米涅夫的秘密會議。（7）在會見中布哈林認為「你想攆走多少富農都可以，但是你不能不和中農謀求和平。」可見布哈林已改變了他對富農能幫助中農和貧農的想法。這是他的理論的核心部分。加米涅夫對他持冷淡而懷疑的態度。

六、斯大林的「嚴格的計劃經濟和高速度工業化」

異凡先生感嘆地說托洛茨基的悲劇是拘泥於教條，除了拘泥於世界革命教條外還拘泥於「嚴格的計劃經濟和高速度的工業化方針。」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措施。」並說上述為托洛茨基所堅持的東西，「大體上沒有違背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這一段話的內在邏輯是，托洛茨基思想是大體上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托洛茨基是錯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在大體上也是錯的，也即本質上是錯的。

首先要說明的是，在單獨一國，尤其是在落後的俄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大前提上斯大林及布哈林和馬克思、列寧以及托洛茨基是完全對立的。在這前提下的其它措施怎麼能相互一致的呢？

在斯大林打倒布哈林後，大家都猜測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派的政見要靠攏了。但是大家也注意到斯大林對於被鎮壓的托洛茨基一派的態度仍然是嚴厲的。托洛茨基實際上處於到處流浪的狀態，法國、英國、挪威或土耳其等國都不允許其居留。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的政策改道，在開始時也持觀望態度。我們這些人已經積累了蘇聯從建立到解體的全部觀測資料。托洛茨基在那時候是不能像我們現時這樣聰敏的。即使如此，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工業化政策仍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在這短文中，我們只限於摘引幾條托洛茨基的意見。

斯大林的一切國內建設措施其實都體現在其「嚴格的計劃經濟」中。

對於斯大林的計劃經濟，托洛茨基有這樣的批判：「不可能有一位全能的人來記錄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各種過程，而官僚主義者正是設想自己是這種全能的人，所以他們企圖擺脫市場的制約並取消蘇維埃的民主監督。

無數的經濟活動參與者，國家和私人，集體和個人都要提出他們的要求和顯示各自相對地來說的力量。這可以從計劃委員會明確的統計數字中表達出來，也可以從供求關係的直接壓力中表達出來。計劃要由市場來考核，在很大的程度上也由市場來實現。……各部門制訂的計劃必須通過商務計算來證明其經濟效率。……作為計劃內容的各種活生生的利益之間的鬥爭把我們引入政治領域，政治是集中的經濟。蘇維埃社會的社會集團組織是，也應當是：蘇維埃政權、工會、合作社以及至關重要的組織，即執政黨。只有通過如下三個方面，即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的相互作用才能有過渡經濟時期的正確方向」（8）

其它如各部門應按比例發展等意思其實都已經包括在這一段論述中。只有按比例進入市場的商品才能保持供銷平衡，實現原訂的計劃意圖。托氏認為，不按比例發展是極大的危險，比低速度還危險。

托氏還特別指出提高勞動人民的實際收入和改善其生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意義。

在西方國家，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也是一種計劃，計劃便是預期因國家的干預而發生的預期後果。在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蘇聯，國家不可能沒有計劃。在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反對計劃，托洛茨基曾為此而鬥爭過。後來斯大林倒是制訂了指令性，不民主的計劃。但是這種經濟計劃能等同於上述托洛茨基所期望的那種計劃嗎？馬克思也談到過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難道斯大林的計劃也等同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談的計劃生產嗎？我們覺得這兩者是不同的計劃。斯大林的計劃僅是表達官僚統治不容冒犯的那種有其鞏固官僚統治的政治目的的計劃。我們在上面已經摘引了托氏對計劃的意見。

關於集體化，托氏的意見也是很明確的：「集體化的實際可能性絕不是來自農村生產的瀕臨絕境，也不來自政府部門的管理幹勁。這種可能性只能來自現存的生產資源。這就是工業對農業提供大規模生產的必要裝備的能力。這些物質條件現在是缺乏的。集體農莊設置時所使用的裝備其實只適用於小規模的農業經營。在這樣條件下的急速集體化具有經濟冒險的性質」（9）托氏並指出這種急促集體化造成的農民宰牲口或毀壞農具等巨大損失，認為這無異是對農民的掠奪。那麼斯大林的集體化措施和托洛茨基設想的集體化措施能夠是一樣的嗎？馬克思也說過農業領域的集體生產，這也和斯大林所做的是一樣的嗎？期間的對立其實是很明顯的。

異凡先生沒有談到一個重要問題。斯大林那據異凡先生說是得到托洛茨基肯定的集體化和高速工業化的政策在實踐中的結果究竟是不是建成了社會主義呢？這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斯大林當然自稱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可是托洛茨基在自己臨終前的最後一本著作中明確地指出：「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階段。」（10）

事實上在蘇聯建成的是國家所有制社會，在其上的是官僚政府。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把社會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然後在國家消亡過程中，國家所有財產也就歸社會所有。雖然馬克思並未指出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措施和過程。但是什麼叫社會主義這一個問題是很清楚的。十月革命後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已歸國家所有，土地也歸國家所有。但是由於斯大林的政策是鞏固國家所有制，終止國家所有財產向社會所有財產過渡，所以不能算是在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我們在這裡當然不討論在其它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並未被列入在《宣言》中被馬恩批判過的那幾種社會主義。

托洛茨基並不幻想在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卻想在蘇維埃民主基礎上保持社會不分化出一個資產階級，但是他在初期還不能設想國家所有制得到鞏固之後國家性質的變化。斯大林的國家是不會有意識地領導社會通過新經濟政策，通過組織合作生產向社會主義大方向前進的。托洛茨基被暗殺前終於想到了這些。

一個新型的經濟制度或新的生產關係在客觀上是為了向更新的制度過渡，而斯大林的制度只是為了倒退，向舊日的資本主義過渡。對於這一點我們的理解應比托洛茨基更聰敏、更清楚。事實上我們還不很聰敏，不很清楚。

本文只為說明托洛茨基的一些歷史事實及其和斯大林和布哈林之區別，不論及其它。

注釋：

（1）貝拉‧庫恩編《共產國際文件編》，第一冊，第453-454頁，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編譯。

（2）以上考茨基意見均見托洛茨基：《不斷革命以及結局和前景》英譯本第105頁，Merit 出版社。

（3）托氏這一發言後來被收入《共產國際第一個五年》英文版，第491頁，Monad出版社。

（4）托洛茨基：《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英文版），第59-60頁New Park出版社。

（5）這一段話引自布哈林（1925.4）《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中譯文見《布哈林文選》上冊，第368頁。但這一句中譯文為「只有白痴才會說，我們應當永遠貧窮。」我們從英譯：「that 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因為英譯文切合布哈林認為富農會幫助中農和貧農的理論。英譯文引自R. Day翻譯的Bukharin：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第197頁，Spokesman出版社。

（6）轉引自Erlich：《蘇聯工業化大辯論1924-1928》（英文版），第78頁，牛津大學出版社。

（7）加米涅夫做的會談記要，見《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第147-170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編。

（8）摘引自托洛茨基（1931）《蘇維埃經濟在危險中》（英文版）該文被收在A. Nove編，《市場和社會主義》（英文版），第145-172頁。Edward Elgar出版社。

（9）托洛茨基《被叛賣的革命》（英文版）第38-39頁。

（10）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中文版第603頁，齊干譯，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