嵐山

《先驅》第61期，2001年（秋）

在過去十多年的市場改革下，不少國企倒閉或出售，得不到下崗補貼或法定福利的下崗工人數以千萬計。他們大部份都無奈，不知如何是好，但亦有一部份開始組織起來，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

瀋陽老勞動模範為民請命

現年70歲的周毅（譯音），被指組織非法集會及引起社會動亂，於前年被送往勞改兩年。

周毅在1947年，他16歲時加入解放軍，1949年成為共產黨員。80年代中，他被選為勞動模範。他與家人過著簡樸的生活。

1995年，沈陽市政府停止向該市二萬名退休國企工人提供法定的退休福利，但另一方面，地方的黨領導卻蓋別墅、駕名車。自那時起，周毅開始組織抗議活動。隨後三年，他多次與退休工人遊行到市政府及北京遞交請願信申述困難。自94年10月至98年6月，他共領導過119次請願，參與的有一萬七千人。

經這些行動後，他們每月的養老金及其它補貼由96年的200元增加至2000年的近900元，但他們仍認為那是低於規定的標準。

周毅和他周圍的退休工人在沈陽很出名。他們數以百計的逢星期日在青年公園討論政治。慢慢地，他們還開始處理其他問題，例如協助那些被沈陽市政府非法收地的農民；有一間由私人開辦的“銀行”因嚴重貪污而倒閉，這“銀行”與地方官僚有密切聯繫。他們決定協助那些存戶。

更令地方官僚擔心的是，他們決定調查本地的貪污情況，而貪污是連繫到更高層。他們積極地調查，而公安的騷擾也隨之增加。公安竊聽電話，監視他們逢星期日在公園的聚會。

98年5月，周毅與他的同志到北京投訴當時的沈陽市副市長非法沒收屬於數千名農民的土地，以進行投機活動。回去後，周毅被沈陽公安局扣留兩星期，之後被開除出黨。而那副市長已被捕，等候貪污審訊。

99年4月，周毅等再到北京，此行是到公安部投訴沈陽一銀行詐騙數千名存戶巨額存款。5月初，他們準備投訴該市負責建築材料行政管理的最高領導人詐取四千萬。但出發前，周毅（連他的文件資料）便被帶去，完全沒經審訊便被送往勞改兩年。

與周毅並肩作戰的老同志當然非常氣憤，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請願投訴。

他們繼續作戰，在99年11月，發表了一份報告指控沈陽市長包庇貪污。

2000年6月，43名老幹部向周毅寄了一封公開信：“瀋陽黑暗的日子終會有過去的一天，我們的朋友周毅，你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讓我們從遼寧轉移到河南看看。

鄭州國企工人自行管理

2001年7月24日，車隊載著300人來到鄭州市發電機廠，他們衝開廠房大閘。廠內的工人一發現，於是按動廠鐘。數分鐘內近千名工人齊集，將那300名“入侵者”擊退。對於該廠的工人來說，這是一次小勝，但抗爭要持續多久仍未知曉。

事緣於1996年，這所國營企業的1800名工人得知工廠要關閉及解體，他們快要失業。他們初時以為在出售工廠後，可依照法例規定分到出售產業的相當可觀的利潤。可是一天晚上，當貨車開始將設備運走時，工人才意識到：廠長經理打算將設備及土地賤價賣給他們的朋友，利潤歸自己所有。

工人初時不知所措，一些工人在外面找了幾個活躍的勞工工作者提供意見，然後在廠內組織工人抵抗管理層盜取廠產。有工人領袖認為，現在工人是團結的，他們有信心取勝。

經過了5年來的抗爭，再經過7月份的小勝，工人說政府可能會與他們磋商，將工廠交給原有的員工。一個因抗爭而曾入獄兩個月的工人領袖說：“在96年，管理層說甚麼我們就做甚麼，但現在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能自己管理工廠！”

基層共產主義者的奔走努力

另一抗爭的例子出現在重慶。1997年一間錶廠被當地商人看中，表面上他想把自己的錶廠與該國營錶廠合併，實際上是要侵吞該廠的資產。後來工人知道了，堅決反對。他們雖然四年來沒收到過工資，但一直控制著該廠的土地。最近那商人與工人談判，希望將資產出售，然後與工人攤分利潤。

工人與協助他們的勞工工作者吳昆（化名）商量，吳昆堅決反對出售資產，他認為應該好好利用法律，起訴那商人，奪回工廠。之後，他立即去找律師代表工人。雖然很多國企要倒閉，但設備與土地還是可以出售的。工人並非一無可爭。現在工人是為了應有的、為了工作而抗爭。

吳昆大約50歲，參加過文化大革命，擁護毛澤東思想。四人幫倒台後坐了15年牢，九十年代初才獲釋。出獄後看到鄧小平的改革也帶來了貪污和工人下崗，深感不平，而且他自己也找不到工作。於是他決心暗中組織工人，並且得到一些朋友的幫助。

吳昆活躍於重慶，而另一位毛主義者李立群則活躍於鄭州。他三次訪問一批被裁員的陶瓷廠工人。李大學畢業不久，很年青，卻不像許多同學那樣追求個人成功，而是追求一個比較平等的世界。他被人稱為新左派。他告訴工人，廠方既然把設備以一折代價出售給自己的關係網，為甚麼工人還不反抗？工人多說不敢。他不能不感嘆，工人還未認識到自己的力量，所以這樣。不過，總的來說，抗爭是在緩緩增加，而不是減少。

根據中國人權及民運訊息中心的資料，1998年共有6萬宗勞工抗議，主要為國企工人，至1999年，已增至10萬。2001年7月9日，就有1萬名國營鐵路工人在吉林阻截主要幹線，要求提高工資。

中共最怕的，是工人自我組織起來，這代表它的一黨專政將會受到挑戰。中共可以邪教之名將法輪功信徒入罪，但工人本應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翁，它怎能把爭取應有工資待遇的工人入罪？

有些學者認為，政府壓制工人組織起來是怕像波蘭的團結工會會在大陸出現。如果工人沒有自己的組織，不會對中共的統治造成甚麼威脅，因此政府也可置工人的困難不理，甚至欺詐工人的法定權益，例如在鄭州，根據該市政府統計部門主管指出，鄭州下崗工人應每月取得170元人民幣，但自1998年至今，大部份工人每人只共拿到1000元。在處理工人抗爭時，政府會軟硬兼施，少軟多硬，在可能時發一點工資給工人，但逮捕那些帶頭的工人，93年帶頭組織自主工會的北京語言學院教授胡識根（譯音）就被判入獄20年。

公安部門也擔心那些獨立的勞工工作者，怕他們到各地建立基礎及日後的全國性勞工運動。重慶市公安局負責公共關係的官員表示，在失業率不斷上升之際，他們正需擴充隊伍。現在他們有近三萬名公安，估計共需六萬！當局提供較優厚的工資待遇吸引新人加入。

由於國家機器的密切監視，那些勞工工作者避免組織活躍的網絡，以及低調地工作。一名在北京的勞工工作者說：“我們只為工人提供意見，因為做組織工作太敏感了。我們研究工人的工作條件，找出怎樣做才是最好。我們只幫助那些來求助的工人。如果他們不要求，最好與他們保持距離。”

據另一勞工工作者吳昆表示，公安現在鎮壓示威者的經驗已很豐富。公安會先將示威的工人驅趕離街道，若他們頑固不走，就用卡車將他們載往郊區，當工人步行回到現場時，示威已告一段落。

但這方法持續有效嗎？公安發言人也不敢肯定回答：“工人的抗議是全國性現象，難以解決。”

有勞工工作者認為，當中國加入世貿後，會被逼進一步開放市場，對低效益的國企更添壓力，那時工人的生活會更艱難，工人更需團結起來。他們正等待中國入世！

2001年9月26日

資料來源：

1、紐約時報，2000年7月2日

2、遠東經濟評論，200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