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6期，2000年6–8月

在這六四十一週年將至的今日，民主運動似乎沒有任可跡象復甦。大學生與知識界中，即令間或有些火花，大多是旋踵而滅。「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如果我們囿於八九民運的「範式」，然後按圖索驥，自然是要失望的。反之，如果能夠換另一角度看看今天散佈全國的大小的工人經濟鬥爭，那多少是可看到一絲生機的。

救生網未備，先推工人下樓

八九民運失敗的惡果之一，就是使官僚統治集團更放膽地走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更放肆地借改革之名搜刮民脂民膏。反過來，即使有最好的經濟改革方案，一經過貪官污吏手上都要走樣。這是國企改革越改越虧損的最重要原因。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固然沒有「一包就靈」；九十年代的股份制改革同樣不曾「一股就靈」。國企虧損反而與日俱增。官僚層卻有本領把一切責任推卸給一億多的國企員工，強迫數以百萬計工人下崗失業。在九十年代初，政府曾經為「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而大造籲論。雖然實際上仍主要是拿工人作代罪羔羊，可是，至少表面上這個口號也有針對幹部的「鐵交椅」。而九十年代末呢，連這個表面功夫也省下來，純粹變成針對工人的「減員增效」、「人員分流」了。於是造成今天三千萬以上的城鎮實際失業者。（包括下崗工人。他們表面上仍維持同企業的關係，但由於已無工可做，而生活費也常常扣減和扣發，所以實際上已和失業者沒有很大分別）隨著經濟放緩及加入世貿，估計到今年底失業者會再增加千多萬。

在九十年代初，官方在口頭上仍然承認，在廣泛實施「破三鐵」之前，得先建立好健全的經濟保障制度，不然只會迫工人走上死路。可是，近年來，中央政府已實際顛倒了這個次序。本來，五十年代早已建立了社會保險基金。可是文革時期中共竟然悄悄全數挪用，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後得重新建立。可是至今仍遠未籌足。不少慣於無法無天的各級官員、企業幹部、私企老闆都視供款如兒戲。挪用基金、行政費比例太高等毛病更是時有所聞。1996年能夠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城鎮失業者只有三分一。（註1）如果考慮到那時正式能登記失業的只佔少部份，那麼，生活無著的失業者之多可想而知。可是，到了去年底，上述比例仍沒有改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承認，當年全國27個省及自治區中，只有7個籌足金額，尚欠50億元，以致「至少270萬工人生活困難」。（註2）

中共這一系列政策把工人推向絕境。於是抗爭事件有增無已。有官員向西方記者透露，1999年中國勞動糾紛達到12萬件，是1992年的8,150件的14倍。去年比諸1998年，則增加了29%。至於集體勞動糾紛（包括遊行、示威等），1998年達到6,567件，有251,268工人參加，是1993年的9倍。在北京，1999年上半年的勞動糾紛是1998年同期的兩倍，而集體糾紛則是98年的4倍。（註3）另外一個資料則顯示，1998年共有216,750次罷工，共計350萬工人參加，有627次是直接攻擊黨政機構，有459次發生了同警方的暴力衝突。（註4）

近期最激烈的抗爭發生在今年2月。官方全沒有報導。香港明報直到4月4日才引述外電報導。遼寧的葫蘆島市的楊家杖子鉬礦的「領導」要關閉礦場，以一年年資獲得560元人民幣的補償遣散工人。工人一不滿補償太少，二不滿幹部賤賣國有財產，幾經申訴無效，終於發生2.5萬工人示威事件。800公安出動驅散，引起了群眾騷亂，包圍了公安一天一夜。當局再派出防暴隊及解放軍才最後驅散群眾。

為尊嚴與社會正義而抗爭

在官方言論中，以及對工人一直懷有芥蒂的知識份子當中，往往視工人這些抗爭是「反對改革」，是要保留「鐵飯碗」，因此是保守的，不值得支持的。關於中共的改革是否真正進步的改革，反對它又是否必屬保守，姑置勿論。就事論事，直接因為被裁而發生鬥爭的事例恐怕不多。引起抗爭往往是官僚侵犯工人的最起碼的合法權利：

━━工人下崗或失業卻拿不到應得的補償；

━━企業拖欠薪金、退休金、或下崗生活費，另一方面幹部卻依然高薪厚祿；

直接因為被裁而發生鬥爭的事例恐怕不多。引起抗爭往往是官僚侵犯工人的最起碼的合法權利。

━━幹部貪污瀆職；

━━幹部賤價賣掉國有或集體財產，化公為私，同時強迫工人失業；

━━幹部強迫工人集資入股後長期不發股息；

在各種勞動爭議中，以拖欠工資而引發的居多。工運學院的常凱報導，1994年這一類肇因佔八成，大多是在私人企業。近一兩年這類爭議可能仍居多數，但是由國企及集體企業欠薪引起的正在急起直追私企。官方承認，去年許多騷亂是因為國企有50-60萬退休工人拿不到退休金，60-70萬下崗工人拿不到生活費。（註5）更荒唐的是，幹部常常一拖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本來，下崗工人的官定生活費就很低，每月平均只有200多元，可是連這點微薄補償都拿不到或拿不夠。（註6）

一般工人都有超級耐性，一個月一個月地等。激怒工人往往是因為幹部依然大吃大喝，貪污腐敗。大陸有位記者寫道：

「部份企業在困境中尚未見曙光，可廠長高級轎車照坐，商品房照買，高檔娛樂場照去，手機更新得更邪乎」。（註7）

一個下崗工人說：

「企業不景氣很大的原因是廠裡的領導不廉潔。那廠剛說不景氣，就把廠給賣了半個，那錢準是給他們塞腰包裡了。中國現在就這樣。」（註8）

上述鉬礦的一個56歲工人解釋為什麼不滿：

「領導在欺騙我們。他們把部份礦產賣給的自己的朋友。他們把礦場的貨車全賣掉了，但我們見也沒見過這些錢。根本沒有把賬目公開。他們只是將錢大吃大喝花掉。而工人自去年年初就沒拿過工資。在我的那幢大樓裡，有些人要挨餓。」（註9）

很明顯，雖然工人不滿被裁，但是，如果不是官員的公然貪污舞弊及不公正的話，消極不滿是很不容易轉化為抗爭的。有個工人在電台節目中打電話給韓東方：

「工人下崗，是不斷的下崗，而企業也沒迎來半點生機。那麼……省長、市長、廳長、局長、廠長、經理，誰又聽過下過崗呢？那麼，這是不是端權力的大飯碗，吃權力的大鍋飯？」（註10）

官僚那種絕對無法無天最叫人深惡痛絕。按照法律規定，出售國企資產、實行股份制改革等重大決策，管理層必須諮詢職工代表大會。那些黨委廠長卻往往懶得召開。企業改為股份制，工人入了股，按理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可是幹部卻可以乾脆不召開，或者是不按法定程序召開。《勞動法》所規定的工人權利，比香港要強，可是，當工人拿著勞動法去質詢違法的廠長時，廠長冷笑著說：

「你活幹得不怎麼樣，《勞動法》倒懂得不少，我整天工作忙，不懂《勞動法》，它能給你飯吃，就不要找我去了，找《勞動法》去。」（註11）

官方工會名義上是維護工人利益的團體，可是，五十年代以來，中共動輒指責較為同情工人的工會幹部為「工團主義」、「對黨鬧獨立」，反覆祭起「黨的領導」的金剛咒，早就使工會完全馴服為廠長經理的幫兇。任何工會幹部膽敢幫助工人出頭同廠長說項，難逃被報復的命運。（註12）

官員麻木不仁令人髮指

工人是合法權利被剝奪淨盡而又申訴無門，才造成官逼民反。今天的中共官員真正已達到貪婪無厭，麻木不仁的地步。幾十年來的專制統治及運動，在官僚集團中形成了一種「自然選擇」的機制。唯有那些唯命是聽的奴才小人才能夤緣而上；而這些人一旦當上某單位的「第一把手」，就是一個小毛澤東，就照樣無法無天。反之，清官好官或任何正派的人卻是萬難立得住腳的。八九民運中趙紫陽的下場更清楚說明這點。

梁曉聲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引述一個官員怎樣對待申訴的下崗工人：

「他客客氣氣地請他們上一輛大客車，說拉到一處寬敞的地方去不受任何干擾地談。拉到哪兒去呢？大冬天裡，拉到郊外去，說到此處他笑了，顯出因自己的『聰明』而很得意的樣子━━廣闊天地，既寬敞，又無干擾。他說他是有所準備的，所以穿得非常暖和，不怕天寒地凍。而那些『下崗』工人則不同了，沒準備，穿得少，一個個凍得縮著脖子抱著肩，沒談上一個小時，就都凍得受不了啦，都說先不談了，要求快點兒上車回城……

他又笑了，彷彿在傳授一個對付『下崗』工人們的好經驗。

他說一個工人要求按照國家規定發給自己「『下崗』生活費，而他這樣回答：『下崗』生活費是發給家庭生活困難的『下崗』工人的，你家有電視、冰箱、洗衣機，你自己有手表、自行車，所以你只不過是『下崗』了，還遠遠算不上家庭生活困難。你先賣東西過日子吧，什麼時候你家裡確實再沒什麼東西可賣了再來找我申請補助……

他第三次笑了。」

作者聽了惱得用粗口罵那個官員。（註13）

目前所有這些鬥爭仍處於自發的、分散、孤立的鬥爭的階段，似乎很少有跨單位的行業性的聯合鬥爭，更不用說政治鬥爭。即使如此，它們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當前的經濟鬥爭意義不小

實際經驗教會工人，即使只是維護起碼的合法權利，往往都要採取抗爭。所謂「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從中共立場來看，這些鬥爭當然是壞事，但是，它還沒有打算採取完全鎮壓的手段。這是因為所有這些鬥爭不具有直接政治的成份，又非常分散，對中共統治不構成直接挑戰，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挑戰；其次，工人的要求本身合情合理合法，中共要立即鎮壓未免出師無名；其三，中共害怕肆意鎮壓會引起更大鬥爭（註14），尤其因為中共知道（甚至比工人自己還要知道）工人的力量是學生與知識份子無法比擬的。工人是生產的階級；而社會不可一日不進行生產。只要他們一罷工，就足以使整個社會陷入危機。幾十年的高速工業化使中國工人階級數量已經到2.5億，同3.5億農村勞動者相比已經不少。但工人的潛力遠超過表面數字所造成的印象。相對農民而言，工人創造了七成的國民生產總值，八成的財政收入。如果為數只有幾百萬的工人尚能在廿年代的中國發動大革命，在上海起義中打倒官僚軍閥，那麼，今天中國工人一旦覺悟起來，力量自然非同小可。綜合幾方面因素，使中共高層一直對工人鬥爭採取較容忍的政策。去年底朱鎔基說：『下崗工人的抗議「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能簡單粗暴、激化矛盾，更不能用專攻手段對待人民群眾』」。（註15）目前的形勢不利中共高度鎮壓，而這一相對容忍的政策又暫時有助工人繼續發展這些鬥爭並在多數情況下得到局部勝利。這些局部勝利多少打擊一下下級官員的威風，這對於恢復人民的鬥爭信心裨益不少。

其次，工人階級這些分散的經濟鬥爭具有發展為民主鬥爭的潛能。世界150年來的工人運動史與國際政治史表明，工人階級一向是民主鬥爭的最主要旗手。各國普選權之獲得無不是工運的鬥爭成果。中國工人階級曾經在1925-27年的大革命中也曾經有過輝煌的民主鬥爭成果，只是給斯大林斷送而已。然後，幾十年來，中國工人階級又處於中共的長期壓制下，變成消極、依賴。目前與日俱增的經濟鬥爭卻多少有助把工人從沈睡中喚醒。而喚醒工人的，不單單是甚至有時不直接是被迫下崗，而首先是出於對不公正及官僚貪污瀆職的憤恨及對人類尊嚴、社會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等等。而這些訴求邏輯上必然發展為民主與法治的鬥爭。尤其因為，中國的官僚，從下級到上級，早已結成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集團；一個九品芝麻官的貪污只要順藤摸瓜，不難觸及到一品大員，十足像大觀園中，即使是一個小小丫頭，背後都可能有大小靠山，不可輕易得罪。誰鐵定心腸要去得罪，那早晚都要準備好直接同當權派作民主鬥爭。而這點恰恰是不少今天仍對工人抱著防忌心理的知識份子所沒有注意的。

種種弱點有待克服

要目前的分散的、自發的經濟鬥爭發展為自覺的工人運動的民主鬥爭，自然仍需克服許多障礙。除了高壓統治外，這些障礙包括：

第一，卅年長的單位制度使工人普遍存在消極依賴心理。在毛時代的勞動制度下，工人談不上是什麼「主人翁」，相反，他們仍是被壓迫者，是因為工人固然一面享有就業保障，另一面他們也喪失了擇業與轉廠自由，更不用說工會自由了。許多人只注意前半而忽略了後一點，才錯誤以為工人是特權層一份子。幹部在對待工人時採取十足恩主的態度，而工人也慣於在碰到問題時，要麼耐心等待「國家解決」，等不了的就自謀出路，或找關係說情。這當然更容易讓幹部以「恩賜方便」的方式分化工人。到今天，「鐵飯碗」已經丟了，可是那種恩主與「受恩者」的關係仍在起作用，仍在促成工人的無能感，並大大制約工人的集體反抗。

第二，由於中共慣於無法無天，不屑也不願普遍宣傳按工人應享的法定權利（更不用說貫徹了），所以工人普遍對合法權利無知，而這十分不利工人的反抗。

第三，大多數發生鬥爭的單位都是虧損、停產、破產或即將私有化的企業。這是不利工人的，因為工人的力量來自對生產及經營的直接控制。但這一重要鬥爭條件恰恰不存在於上述企業。

第四，目前的鬥爭仍多數局限於個別單位，似乎很少有跨單位的聯合。消息封鎖是聯合的一大障礙。其次，這種分散性又同仍未產生一批最有思想的先進工人層份相關聯。由於很少知識份子想到要聯合工人鬥爭，要產生先進工人層就尤其困難。如果這局面沒有突破，那麼，所有這些分散鬥爭就難免於旋興旋滅的命運，即使能獲得短暫局部勝利，終歸也是發展有限。

抗爭的下一步發展

可喜的是，工人中總有少數以天下為己任的、最有抗爭覺悟的份子正在默默耕耘。跡象之一是工人的自發的非正式組織似乎與日俱增。據上海工會管理幹部學院的柏寧湘的研究，僅1999年上半年，北京就發現30多個職工的非正式組織，比1998年同期增長23%。過去這類組織較多在南方的私營企業的民工中出現，以地緣、親緣為紐帶，組織「同鄉會」、「兄弟會」等，有些曾經發動過罷工。近年這類組織更開始打破地緣、親緣的局限，改為招收一般工人，例如「打工仔協會」、「下崗工聯誼會」、「個體勞動者協會」等等。現在似乎國企工人也開始迎頭趕上了。在種種困難下，這類組織一般不穩定，能長期堅持的不多。中國目前的工運水平仍很低；但無論如何，工人從蒙昧狀態中已經開始醒覺。越來越多較有思想的工人已經在緊張摸索出路。大致上初步的奮鬥方向可能包括下述各點：

1.充份了解現有法律及政策所規定的工人權利，並且向工人作廣泛宣傳。在要求當局落實權利時首先適宜採取一切合法申訴途徑。但與其說視此為希望所在，不如說是為了暴露其缺陷並為下一步抗爭行動奠定理據。有一種意見認為，工人目前只宜採取合法手段，不可上街遊行示威，免招鎮壓。但事實證明遊行示威受鎮壓並不多，甚至不少獲得局部勝利的。所以申訴與抗爭二者並不對立，相反，可以巧妙地結合起來。總的原則是可以嘗試用合法途徑申訴，但不迷信任何法律程序、任何清官可以根本解決問題。相反，應當盡量鼓勵工人只信賴自己的團結與抗爭。在中國這樣缺乏法治的地方，只有直接行動才是最可靠手段。近年，遊行、示威、罷工都已發生過不少，1998年底更發生過工人接管工廠，自行生產的事件。當年11月，洛陽市一間水泥國企被市政府賤賣給私人，800多名員工繼遊行抗議無效之後，趕走新來的經理，接管工廠自行生產。市政府被迫擱置私有化，而工人後來有否停止行動則不得而知（註16）。這樣的直接行動正是工人所需的。

2.要把分散的、孤立的經濟鬥爭發展為跨單位甚而是行業性的鬥爭，首先要工人多少有了組織。而這點恰恰又是中共所最不能容忍。所以，有心人目前雖然應各依其特殊條件努力促進各種層次的組織（可以是面向較多群眾的組織，也可以是只面向較為覺悟的先進工人，不一定只限前者），但是避免正式打出任何旗幟（例如獨立工會），可能是比較聰明的做法。其次，打破官方的消息封鎖，盡量把分散的鬥爭的消息廣為傳播，也是目前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3.除非統治階級明顯出現統治危機（例如領導層分裂，或者是出現繼承問題），否則，目前的經濟鬥爭不容易迅速發展為政治鬥爭。但是，在目前艱難時期，即使只是積累小勝，意義也不小。其次，即使多數鬥爭暫時只能維持在經濟性質上，這也不表示根本放棄政治活動。例如，在同工人的私下交談中，可以而且應該巧妙地作更深入的政治解釋，傳播民主思想。

4.促進工人的團結，須要有清楚的目標，亦即須要一個反映工人利益的當前行動綱領。綜合近年的經驗，將來這份綱領可能至少包括以下各個要求：

━━落實法律與政策中所規定的一切工人權利，特別是有關下崗、失業、醫療、支薪的規定；

━━落實有關職代會及工會的職權與選舉的法律；

━━停止任何形式的強迫入股、集資及押金；

━━虧損、停產、破產、出售的國企及集體企業須向工人公開賬目；

━━貪污腐化的幹部應以刑法起訴，反對只以「黨紀」、「嚴肅處理」等方式虛應故事；

━━企業領導經營不善，而上級單位聽之任之者，工人有權接管工廠自行經營；

━━在社會保險基金未籌足款項及未完善前，政府停止一切形式的裁員。

5.另一個當務之急的任務是迫使政府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但是，眼下一個巨大障礙是中共的宣傳攻勢，中共每天都在傳媒上反覆抹黑工人，把國企及工人當前的困境，都說成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例如中共指責下崗工人自己找不到工作因為挑三揀四，因為總想「一國企，二集體，不三不四幹個體」；解決困境必須靠工人自己「轉變過去依賴國家的舊的就業觀念」，更必須明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意味著風險、意味待遇、工作都要能上能下。結論就是，不要指望國家為所有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你們應當自謀出路，幹個體也好，找私營企業也好。工人民主派必須有力反駁這種讕言。工人要求轉業後的待遇不低於以前，你們就指責為觀念陳舊，那為什麼你們各級官員就只能上不能下？你們要工人在待遇上與最低微的個體戶相比，可為什麼官員卻總是相反，在奢侈待遇上總是朝最高的互相攀比？

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指出：為失業工人創造就業機會，是政府的天然責任，不能以任何形式把責任推卸給工人；工人下崗時要求新工待遇不低於以前，也是完全正當的要求，官方傳媒無權指責工人挑三揀四。

國企倒閉，根子在專制統治

中共傳媒又往往把國企虧損、破產的責任推卸給國企冗員太多。首先，何謂冗員？不同階級會有不同定義。對老闆來說，未能把工人的僅餘精力榨乾榨淨的話，現有工人數目都可算是存在冗員。但工人階級決不能接受這種定義。其次，大致上可以承認，今天中國不少國企，即使按最合理的標準算，也是太多剩餘人手。不過，要知道，這並不是工人自己所選擇的結果。過去工人連擇業自由都沒有，談什麼選擇？罪魁禍首是中共那套極反動的勞動管理制度以至整個官僚集中的令命經濟的制度。那時候上級官員總是隨便把人手塞給國企，不管這是否需要。官僚這樣做或是出於政治需要（工人都必須歸屬於某個單位，才能方便在人身上加以控制），或是出於利益需要（上級官員須要替其親朋戚友找工作）。再次，冗員過多恐怕不是現在國企大量虧損破產的主要原因，連次要原因也不是。

最值得指出的原因是國企的投資很多都是浪費或低效，因而無法創造較多就業機會。國企廿年來吸收了國家一半以上的投資，但國企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比私人企業遠遠不如。1985-1995年，國有工業就業的資本彈性（即資本的邊際增長所吸收的就業人口）僅為0.48，而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卻分別是3.3和6.14。（註17）那為什麼國企投資在創造就業上的效果那麼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一個是官僚政治，包括瞎指揮，盲目而重覆的建設，貪污浪費，管理不善；一個則是因為市場經濟下過度競爭所造成的生產過剩，產品賣不出。總之，冗員與其說是原因，不如說是結果。可是中共卻倒果為因，要工人做其替罪羊。

要真正解決國企的問題，矛頭要指向中共的官僚統治，而不應指向工人。而官僚貪污瀆職的問題，只有實行民主與法治才能解決。這個道理，工人其實並不難明。八九民運的後期，大批工人參加爭取民主，就已經說明這點。所以，如果有志之士投入目前的工人經濟鬥爭，要不忘逐步引導工人發展民主鬥爭的意識。其次，除了促進實際抗爭之外，還要進行理論及思想上的鬥爭，要為工人階級辯誣，要把中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只有這樣，工人階級才能洗脫誣蔑，抬起頭來理直氣壯地奮鬥。

革命：敬謝不敏還是……

目前形勢有一個特點：一方面工人的要求仍是很低，另一方面，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卻日益具有爆炸性。工人對官僚專制的反感與日俱增，其中最有抗爭勇氣的，就常常想到革命。韓東方在他的書的序中這樣寫道：

國企的投資很多都是浪費或低效，因而無法創造較多就業機會。國企廿年來吸收了國家一半以上的投資，但國企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比私人企業遠遠不如。

「工人們對貪官污吏們的痛恨，只有一個詞可以表達，那就是『咬牙切齒』！當我第一次聽到他們說『沒辦法，這個國家需要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時候，我還挺興奮，因為那時我覺得這應該意味著工人們開始覺醒了。後來當我每一次聽到的答案都是『革命』的時候，我便開始問大家，革命的代價有多大，以及誰付出的代價最大，是我們這些窮老百姓呢？還是那些已經富起來並隨時可以一飛了之的貪官呢？他們的回答大部份都是『管不了那麼多了』。直到後來多次聽到『我們現在就盼著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到時候把那些貪官污吏們統統殺光』的說法之後，我就實實在在的感覺到，我幾年前說過的『中國的工人問題將是一枚定時炸彈』這一擔心，真的不幸被我言中了！……

怎麼辦呢？難道沒有辦法避免爆炸麼？有！我提出的辦法就是讓工人們有機會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

這不僅能減少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減輕社會轉型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陣痛，更可以通過組織和選舉民主工會的實踐，來具體體會什麼是民主權利。……

但遺憾的是工人們似乎對我的說法沒有多少信心，他們說你的主意聽起來有道理，但是中共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允許我們組織工會，就更談不上什麼集體談判了。」（註18）

韓東方既要爭取工會權利及民民主改良，又要絕對避免社會衝突，避免革命。他以為這是兩全其美。他不知道，他這種主張恰恰將自己陷於無法克服的兩難中，因為二者常常矛盾。為什麼呢？這是由「中國國情」，由中共專制的性質所決定的。魯迅在談到當時的中國時說過，在中國，即使只是搬動一條板凳吧，有時都得一場革命才成。今天中共比諸國民黨只會更壞，所以這句話更為適用。當二者發生衝突時，他又會以何者為先？如果他始終奉爭取工會權利及其他改良為最高目標，而且非達目標不罷休，那麼，不論他自己多麼不願，這樣做恰恰在刺激社會衝突的加快來臨。相反，如果他奉避免革命為最高目標，那麼，在這種自我制肘中他根本無力爭得顯著改良。因為要避免革命，就最好避免任何暴力衝突。要避免任何暴力衝突，就最好避免任何遊行罷工，好了，到這一步，你究竟還有什麼鬥爭力量？

我們的鬥爭要盡量保持和平，但這個需要不應大到足以妨礙爭取目標。如果二者有衝突，就不能不寧願捨棄前者而取後者。當然二者並非時時衝突。工人民主派的戰士也必須拿捏好分寸，盡力使鬥爭手段同力量與形勢及運動利益相稱，既不超過它們，也不低於它們。超過它們，就會變成過激，引起反效果；低過它們，就會達不到目的。總之，民主奮鬥不能預先否定任何手段，包括革命。革命是人民在專制統治者死命佔住歷史舞台的時候，所能採取的最後手段。知識份子現在最怕革命，怕得比害怕專制統治還要怕的地步。這些知識份子很欽羡西方民主思潮。他們恰恰忘記了，西方民主思潮中，人民有權革命論一向是其中一個主題。從洛克到美國獨立宣言莫不如此。

把革命等於動亂，視之為必然引起獨裁的循環━━這也是沒有根據的。他們忘記了，現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沒有幾個是不曾經過革命而建立其民主制度的。柏林圍牆的倒下開啟了東歐與前蘇聯的民主化前景，可是，東德等國的政權轉換固然是比較和平（但並非沒有暴力衝突），但羅馬尼亞卻是經過一場革命才完成轉變。羅馬尼亞固然沒有一步變成天堂，甚至某些方面還壞些（主要是人民生活），但是也沒有陷入什麼獨裁━━革命━━再獨裁的循環。如果客觀一點研究幾百年來的革命經驗，只能說：革命並非必然帶來民主，但也並非必然帶來獨裁；有成功的革命，也有不成功的革命。我們至少應當好好吸收相對成功的革命的經驗，而不是盲目反對。

革命的路線並不排斥改良，也並不意味有理沒理非革不可。革命的路線只是說，要強調人民有權革命，要用這種主人翁精神去教育群眾，要保留這個權利作為最後手段。至於是否運用，那是另一個問題。最好不必運用；最好改良已經足夠。但是，人民不能憑主觀願望行事。如果專制魔王瘋狂反撲，人民沒有理由害怕運用革命權。在這個危急關頭，人民只有實行革命才能避免大災難。

改良主義的錯誤不在爭取改良，而在於夾硬去調和無可調和的矛盾，而且是以限制群眾的方式去調和。其錯誤在於預先繳械（物質上的械和精神上的械），預先放棄革命的權利，預先為群眾抗爭設定框框，上書：社會和平至上，群眾抗爭不得越雷池半步。不幸的是，群眾的自我設限往往不會得到專制統治者的善意回應。相反，它往往只會利用其善意來伺機全面消滅群眾運動與組織。八九民運就是這樣。所以，改良主義者以避免流血衝突始，卻往往以大流血終，只是這次流的血是人民的血而已。而這種專制者所發動的反革命流血（中共好以反革命之罪名害人，但在1989年它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往往比真正的人民革命的流血規模大上幾十倍幾百倍。1925-27年的中國，1965年的印尼，以至去年的東帝汶，莫不證明如此。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焦燥不堪、希望再來一次文革的工人，我們要說：對，人民有權革命，但是，是否運用，在何時及何種條件下運用，箇中大有學問。胡亂去革，只會給野心家利用而已。文革根本是假革命，真反動。如果現在再來一次文革，那只會更徹底敗壞革命名譽。現在當務之急，還不是直接革命，而是弄清楚正確的革命路線是什麼。其次，在目前實際行動上，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大力發展並超越經濟鬥爭（例如罷工），從中鍛練出一批先進工人的骨幹。只有這個條件具備了，才談得上其他。

要思考根本出路

中國工人階級要捍衛工作權利，今天尤須公開保衛國有財產，保衛國有企業，反對中共種種直接或間接的化公為私。但是，這個奮鬥在今天卻特別困難。過去廿年，中共打著「改革」的幌子對工人進行了一場巨大的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反動進攻。工人至今招架無力。這種思想進攻，可以用以下公式代表：

1.政府保障充份就業＝鐵飯碗＝人手只進不出＝國企冗員過多＝低效率

2.縮小收入差距＝平均主義（大鍋飯）＝工人缺乏勞動積極性＝低效率

3.公費醫療、房屋等福利＝大鍋飯＝浪費及低效

4.全民所有制＝國有企業＝所有主虛置＝人人負責，實即人人不負責＝浪費低效

5.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黨專政

在這五條公式中，沒有一個等式是經得起理論與事實的驗證的。我們在這兒不能詳加分析。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我們在此只能強調如下見解：充份就業、公費住房與醫療、國有制等等，同提高生產力，同真正的民主制度，不僅不是矛盾，而且是相容的。雖然近年世界時興右派觀點，可是西方不少左翼或獨立的學者專家都有著作有力論證其非。許多人根據過去幾十年大陸的失敗經驗來論證上述公式。可是，怎麼能根據一次上烤鴨店被騙被宰的可怕經驗，就不僅得出全世界的烤鴨師傅全是混蛋的結論，還進而得出烤鴨食譜本身是騙錢勾當？至少首先要問問：中共這位黑店主人兼廚師，究竟有沒有按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食譜下廚呢？根本沒有。只須指出一點就夠了：按照馬克思原意，國有化、促進平等、充份就業等等社會改造，須要工人階級以主體身份、自下而上地通過徹底的民主制度去推行，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義。反之，像中共那樣把所有這些「改造」都是由自己自上而下地一手包辦，而工人階級也變成「改造」的對象，那麼，擺脫一切民主監督的中共官僚是不能不腐化墮落成特權專制集團的。

只要能放下偏見，不難了解這點。本來，掌握了社會科學知識的知識份子，並不難明白它，也不難使工人明白。可惜，知識份子既然反感於中共的政治專制，期望民主改革，可是，在這場思想反動中，許多知識份子卻接受了這種右派立場，在精神上贊助中共而疏離了工人階級。受到幾十年長的假社會主義的鎮壓的知識份子，今天大多已經沒有興趣去分辨真偽了。他們（以為自己是）痛定思痛，決心從此背向什麼社會主義實驗，什麼工農解放，一心迎接資本主義文明。怪不得有位海外知識份子苦口婆心地勸告工人：不要做什麼「國家主人翁」、「領導階級」的夢了。工人的位置只能是、只許是資本家的僱佣工人，頂多讓你們享有工會權利吧啦。他們給工人開出的妙方就是私人企業＋議會民主。他們以為這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不知道這只是知識份子的幻滅情緒與新右派立場的混合產物而已。真正的歷史經驗卻是這樣：官僚社會主義固然無法給予普遍工人起碼的政治權利。可是，資本主義又何曾能保障工人有穩定的生活和工會及民主權利？

在戰後幾十年繁榮期裡，西方階級鬥爭好像是大大緩和了，改良資本主義行得通論大大流行了。可是，七十年代以來，一切又走回頭路了。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總統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同時也是向工人階級權利大舉進攻的時代，並且到今天仍在繼續著。誰看不到這點，誰就瞎眼。現在，西方也越來越多工人質疑，是不是一定要我們工人大罷工，你們資本家才肯停手？（註19）

私人企業與議會民主，在資本主義相對繁榮時期，還可以勉強相容。但是，在目前的衰落時期，二者之間的衝突就日益增加，財閥的利潤同工人的權利的衝突更是日漸尖銳。套句老話，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關鍵是你站在誰的立場而已。有一位海外民運領袖在去年底西雅圖幾萬群眾反對世貿釀成騷亂後，指責示威者破壞社會安寧。可見他們雖然高喊民主，骨子裡不過是財閥代言人。

這邊廂，右派知識份子勸導工人老老實實為資本家打工，那邊廂，大陸的保守派（例如以《真理的追求》為代表）呢，表面上幫著工人罵資本家，可是，同情也好，指責也好，都只是引子，正文呢，卻是誘導工人憶甜思苦━━憶毛澤東時代之甜，思今日後鄧小平時代的苦━━誘導工人支持復辟官僚社會主義。他們故意忽略一點：正正是毛澤東主義大大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名譽，才會使鄧小平那麼容易復辟資本主義。所以，再搞什麼官僚社會主義，只會適得其反。

兩條都是死路。工人階級的真正出路，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官僚社會主義，而是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即通過建立工人民主政府來對整個社會及經濟進行全面的民主改革，確保當代已經非常高的生產力與非常豐富的財富真正為勞動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一小撮官僚與財閥服務。一種結合了國有企業及勞動人民的民主的政治及經濟制度，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這條道路自然也不易走。在廿一世紀，人類文明日益陷入巨大危機，而可靠的答案卻不多。工人階級自當努力摸索出路，可是，如果工人階級不能逐步爭取較多知識份子重新站到工人解放事業的一邊，那麼，新出路的摸索就更艱難百倍。因為任何重大社會改革都須要知識份子的協助。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如果認識不到工人階級身上潛藏的巨大的民主力量，不懂得依靠他們，那麼，他們所期望的民主與法治時代，再等一百年也是不會來臨的。可是今天還看不到工人鬥爭與知識份子的結合。道路仍是漫長的。但我們保持樂觀。至少工人階級的反抗已經多少開始，整個社會危機也在加速進行，在這個情況下，一定會有更多人重新思考，反省，得出結論。但願這篇文章也能成為開始解凍的新思潮的其中一滴水。

15/5/2000

註釋

1.《中國的勞動立法和工人權益保障的實施》，常凱，載《就業政策與權益保障》，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及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出版，1999年，香港，109頁。

2.明報，1999年8月29日。

3.華盛頓郵報，2000年4月23日。

4. China Labor Bulletin, Hong Kong. March-April, 1999.

5.金融時報，2000年4月3日。

6.明報2000年4月4日

7.陝西工人報，2000年1月29日。

8.明報，1998年3月2日。

9.華盛頓郵報，2000年4月5日。

10.《改革．舞弊．民生━━韓東方與中國工人對談錄》，第一輯，中國勞工通訊出版，1998年10月，香港。

11.《中國與世界》，2000年2月號，《企業改制與工人階級思想意識》

12.去年底及今年初的工人日報都有好多篇報導工會幹部被報復的事件，甚至有被砍傷以至被殺的。

13.轉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8年4月號，42頁。

14.韓東方那本書（見註10）記錄了一個工人的看法：政府對工人的遊行示威「很怕的，只要一堵，在幾分鐘內，最多不超過二十分鐘，市領導會來的，來了以後，都會給示威遊行的發一部份生活費。立竿見影的就給，讓工人有點飯吃,工人就好說話。」━━150頁。

15.明報，1999年3月6日。

16.明報，1998年11月10日。

17.《推出去還是引進來》，楊体仁，載《就業政策與權益保障》一書。見註1。

18.同註10。

19.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by Kim Moody, Verso, 1997,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