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然
《先驅》第54期,1999年11月
佔人類半數的女性,如何從與男子具有同樣的價值,甚或具有某種特定的優越感,而演變成隸屬於男子的不平等的狀況?這種變化何時開始?又是何因素促其使然呢?俄國的社會主義女革命家柯侖泰在其「新婦女論」一書中給出了答案。
「新婦女論」其新在於分析了為何婦女在經濟上和社會生產中的地位。然而此書的價值還不止於此。正如出版序言所述:「這書不但敘述了婦女地位的演變史,而且是一部簡明的社會經濟史。」我初打開此書時,就有諸多新奇有趣的觀點吸引了我。比如婦女為人類進化付出了額外代價,表現在人類從四足進化為兩足動物的過程中,女性因子宮不適合直立姿式而遭受了猿類沒有的分娩的痛苦。此類真知灼見在此後各章比比皆是。待我一口氣在一天內將此書看完,掩卷沉思,確實感到從中獲益良多。
人類的生產,可以分為物質生產和自身繁衍生產兩個方面,在此書中作為兩條貫穿的主線有著交錯發展的軌跡。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數目在早期是很少的,因為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期的生產,無論物質還是繁衍,都是以民族為單位的。而女性是氏族共同的母親,並且除生育哺乳時期外,同樣地參與狩獵和種植的共同勞動。我們可以看到至今留存的一些部落,如中國雲南和四川交界處的瀘沽湖摩梭人,仍然維持著以外祖母━━母親━━舅舅━━孩子為血緣承繼的家庭和沒有固定婚姻的走婚制。婦女在生產上的平等貢獻和在繁殖中的傳承作用奠定了她們在民族中平等甚或特殊的地位。這樣的社會形態保證了勞動力的最大投入和較大的生殖機會。
當人類數目已經發展到足以適應和克服自然的限制後,進一步增長的結果必然導致分工。婦女在生理上的特殊性決定了她們的「專長」和專職首先是生育,而生育這種生產方式是不具有規模效益(Scale Economics)的(即生育兩個孩子,在多數情況下,需分兩次完成,需要付出雙倍的代價)。相反地,物質生產卻有著規模效益的特質(即生產100雙襪子往往比生產50雙襪子,平均到單位代價上來得容易)。正因如此,分工的後果導致勞動更加專門化和更細的分工。而分工後的經濟必然要求互通有無,於是交換經濟產生了。保證交換經濟順利進行需要產權界定(根據經濟學中的科斯Coase定理),所以產生了私有制,這是勞動分工的一個後果。分工的另一個後果是生產的社會化,因為每一行業必須具有一定規模後生產效益才會顯著。於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從民族單位擴大成為社會大生產,而生殖則從民族單位縮小成為以奴隸主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婦女因為遠離社會生產而局限於狹隘的家庭生活中,失去了專門的勞動技能和廣泛的社會見識,因而社會地位下降,而私有制首次將她們變成男子的附屬。然而這種社會形態卻有效地保證了人類生產的擴大和自身繁殖數目的增加。
當人類數目更大,社會生產尋求進一步發展時,勞動中某些成果的不可預測性(比如莊稼收穫除耕種外也取決於氣候),和某些努力的不可觀察性(比如燒瓷工人是否盡了最大心力)的問題進而突出了。現代經濟學中對於這一類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指出了建立恰當的激勵(Incentive)機制的重要。在人類歷史發展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機制的形成。柯侖泰在「封建自給自足經濟中的婦女」一章中注意到「農民已經不必將自己全部的勞動生產物貢獻給領主……但有一部分生產物卻殘留在他們的手裡」。這是封建社會區別於奴隸社會的重大標誌。與此同時,我們可以觀察到,人類的物質生產和自身繁衍同時縮小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形態(多數西方家庭採一夫一妻制,而有些東方家庭保持了更小的一夫多妻制)。這對於人類的繁衍生產也有積極意義,因為繁殖結果不僅取決於數量,而且在於存活率和後天哺育的質量。至於婦女的地位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中是有分化的。柯侖泰注意到「英國在十四世紀的時候,五百個行會中四百九十五個是男女同等待遇的……啤酒的釀造也完全認為是婦女的事業」。然而在農村因為男子進行主要生產勞動,婦女進行輔助勞動(家務,養殖),則女性地位非常低下。
人類社會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是資本主義時代。柯侖泰正確地指出:「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資本主義的成熟形態,不是一時就突然出現的,它曾經過幾個階段」。她獨具慧眼地觀察到:「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歷史上用『文藝復興』的美名稱呼它。其實稱作資本主義的萌芽時代,反比較妥當」。「這種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大約是在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甚至━━十八世紀之中。這一個時代凡是沒有很多財產的人,都覺得是最苦痛,也是意味著全人類急轉突變的時代」。她注意到手工業經過行會手工業到家庭手工業到工資勞動三種生產狀態的演進,區分在於最初時,生產者和定貨者之間直接交換,繼而出現了中間經紀人包攬定單,再繼而經紀人也包攬了生產原料。於是出現了資本以契約的方式僱佣勞動力。十八世紀以工業革命為標誌的許多技術發明(如蒸汽機,鐵路)的後果之一是首次實現了機器代替人工成為主要生產動力,而機器是比人工更具規模效益的。後果之二是生產從為定貨者而生產(Make-to-order)先有定單再有生產,變成大規模地生產然後尋找銷售(Make-to-stock)。這兩方面的變化都大大促進了生產規模的擴大,我們再一次看到勞動分工的巨大效力。因而人類生產再一次從分散的家庭勞動社會化,而且擴展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這種物質生產形態的變化對婦女地位有何影響呢?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婦女並沒有被摒棄在社會之外,資本和機器巨大的生產潛力需要與之相應的大量勞動力,所以柯侖泰認為「資本主義把婦女引入社會的生產勞動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觀察,這個在手工業時代就已明顯了。隨著機器時代生產流水線的出現將勞動細分為簡單重覆的單元,缺乏經驗和訓練的女工得以大量湧入生產,甚至一度造成男工錯誤的恐慌,認為受到了來自更低廉價格的女工的競爭威脅。是否因為前所未有的大量婦女走出農村和家庭進入社會勞動,婦女地位就得到大大改善了呢?事實的回答是否定的。分析原因我認為有兩點。首先人口的膨脹已從不足變為負擔,直接影響到擔負生育專職的婦女其地位從神聖尊貴變成無足輕重。其次如果我們要問婦女問題是否可因物質生產形態的改變而得以解決,那麼我們顯然會意識到,婦女地位還決定於人類生產的另一條戰線,即自身的繁衍發展。雖然物質生產本身具有的規模效益在機器、技術推動下如虎添翼,人類的生殖和撫養卻受到自身缺乏規模效益的限制。所以當婦女因為生育請假或離職,或者平時因為照顧老人和孩子或瑣碎家務的拖累而分心,她們在社會生產中的貢獻和地位便不可能同男子相同。
柯侖泰寫作此書時正值俄國革命大功告成,社會主義建設初具規模時,所以她作為革命後的福利長和婦女工作領導人,在書中提出了許多有創見性的設想,也報道了許多當時付諸實踐,行之有效的成績。例如她提出:「廚房和結婚分開,這和宗教與國家分開同樣,是婦女命運史的重大變革」。「母性對社會的義務,只是生育健康有能力的孩子……對子女以後的種種,都是集團的事」。「『母性』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社會的職能」。宣傳集體的習慣、概念、見解……組織,不僅是生產,也是消費組織。」在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通過更多的歷史經驗和更深的了解,從中看出這些設想和做法的合理因素和局限性,設想和實施家庭勞動社會化除了本著如前所述的從另一條生產戰線上徹底解放婦女的良好願望,也是與當時蘇聯戰後急於擴大生產和人口的特殊情況相一致的政策。柯侖泰在書中明確指出:「蘇聯的生產力向上的發展,主要的還是在組織新生的勞動力方面著手」。因而戰後超過了人口半數的婦女應該全數投入生產,而她們撫育子女和操持家務的勞動便由政府集中管理,以減少重覆勞動的浪費。然而在這個理想藍圖中,人的激勵機制被忽略了。柯侖泰注意到「個人經濟與國民經濟的利益不一致」,然而她堅持「道德律是從集團的利益為依據。」這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過於樂觀而行不通的。生兒育女和家務勞動中有更多的難於觀察和不可測量的方面,這也許就是歷來家務勞動沒有計算在社會生產總值中的原因之一。當家務勞動被強行社會化,公共大食堂、公共住宅、公共託兒所很容易出現「吃大鍋飯」、「損公肥私」等現象,這恐怕也是柯侖泰當時也始料未及的。
然而柯侖泰在此書中反覆闡述的觀點,即「婦女的地位,全看她在國民經濟中所盡職務而定」,仍然是富有啟發意義的。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拓展她的觀點,指明人類生產分為物質生產和自身繁衍兩方面,互為推動,互相制約,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兩股力量。勞動力是物質生產的一個要素,而人類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所以其繁衍推動了物質生產又受制於物質生產。人類歷史上兩種生產形態的發展互為影響,有時人口發展需要解放物質生產力(如技術革命),有時生產力需要又會改變家庭形態(如戰亂後)。當前信息技術正在取代大機器成為物質生產的最重要要素,因為信息更易搜集和分享而減弱了不對稱性,這種技術是否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家務勞動真正社會化的夢想呢?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突飛猛進已經幫助人類解決了生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會不會發展到影響關係的生殖規律和家庭形態呢?
柯侖泰提出的不同於西方女權主義的婦女解放原則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即「並不是要她們做和男子同樣的工作,而要保持母性的利益」。相信佔人口半數的女性會繼續這位先驅者的探索,那就是:「怎樣才能使家庭、結婚、職業融洽而沒有衝突?怎樣使婦女從煩瑣的家事中跳出來,使她獻身於科學,從事她喜歡做的事情,發揮她的能力與勞動以獲得無限的權利?」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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