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先驅》第43期，1997年4月

倒數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的時鐘還沒有走完，鄧小平的生命時鐘先走完了。「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一件得意之作，即將首先施用於香港。鄧自己渴望活到今年，踏足於回歸了中國的香港。他這個願望到底不能實現。如果他真正忠於中國人民，沒有在1989年6月做出那另一件自鳴得意之作，相信今天對他深表哀悼的人會多許多，其中更會包括許多忠於人民而又有頭腦的人。

鄧小平很早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但是他的事業的頂點卻是在他73歲以後。在最後差不多20年裡，他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使中國轉入一條新的軌道，給這個階段的中國歷史打上了他的鮮明的印記。1976年之前，他的聲望和實際影響不但不能同毛澤東相比，而且明顯地比不上周恩來。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段，中國人民對他的評價變為高於毛澤東了。今天有可能還是這樣。擁護鄧小平改革路線的人有理由懷疑，倘若鄧小平的結局像劉少奇那樣，而周恩來能夠繼續生存而且工作多十幾二十年，他所幹的能不能比鄧小平好。熟悉情況的人有的覺得，鄧比周在黨內路線鬥爭中更堅強果斷、敢作敢為。周恩來臨死，也就是鄧小平復出主政的末期時候，在手術床上對鄧說，他比自己更強。這不是一句簡單表示鼓勵或謙虛的話。

鄧小平從18歲起，一直自命為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和列寧的信徒。他最後階段、也是最重要的事業，稱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大有理由拿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根據勞動人民的利害關係去衡量鄧小平的成就和功過。這樣衡量的結果，就跟剛才的評價不一樣了。

經濟發展與兩極分化

1978年開始按照鄧小平路線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令全世界注目。到1996年為止，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四倍多，居民消費水平提高了接近三倍，進出口總額增長了十幾倍。但是貧富不均的程度也同時迅速增長。有人（主要是高級官僚的子女、親戚和合作者）幾年間就弄到家財百萬、千萬、甚至億元以上。另方面數以千萬計的貧民流浪到數百里、數千里外，露宿街頭，尋求月入數百元的工作機會。許多兒童因為交不起每學期50元的學費所以進不了小學。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五位研究者的報告，1994年中國家庭收入高低的差距已經超過了美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最高的20%佔全體收入的44.46%，最彽的20%只佔6.04%。高低差距為7.36倍。農村家庭最高的20%佔48.79%，最低的20%佔4.59%。差距為10.62倍。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併計算，最高的20%佔50.13%，最低的20%佔4.27%，差距達到11.74倍（1990年美國家庭收入的差距為9.65倍）。兩極分化在1989年以後尤其迅速。這樣的發展顯然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而這正是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政策的實行結果。

社會的腐化

來中國旅遊的人，如果事先已經懂得社會主義代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他一定在中國開放地區的現實生活中嗅不到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旅客最容易感受到的，大概是治安的惡劣和公德心的缺乏。人們很容易碰到搶劫、偷竊或訛騙。中國官方的應付方法只有不斷實行「嚴打」，連單純搶劫、偷竊甚至賣淫都可以判處死刑。中國正式執行死刑的數目世界第一，有好幾年佔全世界正式執行死刑總數的一大半。可是治安還是越來越壞。那些被公審示眾的死囚，越來越多的表現出視死如歸而且對法庭根本藐視的神態。中國妓女不但受到嚴酷的法定刑罰威脅，而且常被公安人員任意非法欺凌，可是妓女騷擾旅客的程度還是令人覺得好比蒼蠅或者蝗蟲。今天中國社會腐化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正是中共統治本身（在毛澤東多年假冒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實行罪惡的統治之後，鄧小平轉過來提倡發財第一）。他們自然拿不出比「嚴打」好的治理辦法。他們說什麼建設社會主義道德規範，只能惹人譏笑。

偉大的創新？

鄧小平之死顯然比毛澤東更值得人民悼念。毛澤東臨死時已經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無論在人民還是官僚層裡面，都簡直沒有人還真正對他敬愛，尤其簡直沒有人覺得他晚年的所為造福自己所屬的階層。連四人幫死黨也不過同毛澤東互相利用而已。鄧小平不同，他的「改革開放」路線確實造成中國經濟上的進步，讓不少人明顯得益。但這不等於承認鄧小平確實是造福人民的偉大歷史人物，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路線。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一步步走向市場經濟：開放私人的經營自由，從個體經營到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都允許自由發展，最後連國有企業都讓市場（而不是國家的經濟計劃）來引導，國家只用經濟手段來調節市場，同時努力把國內市場同國際市場打成一片，對外資也大開門戶。鄧小平把這樣的經濟制度叫做社會主義，可算是一種創新的說法。但是這種制度和這條路線決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世界上早已有了充份發展的市場經濟，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英、美、法、德、日等先進國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你認為模仿他們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出路，這個步人後塵的路向也不算是創新，只能算是改邪歸正或者撥亂反正而已。

鄧小平所設計的發展計劃打算分三步實現。第一步，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增長到雙倍）。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變成1980年的四倍）。第三步，在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換句話說，就是希望大約50年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才達到今天的台灣或韓國的水平。大家知道，在本世紀50年代初（以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時為準），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都和中國大陸差不多，同樣屬於落後國。按照鄧小平的戰略計劃，中國大陸要再過50年才趕上人家今天的水平。即使你有理由認為實現這個計劃也可算是偉大的成就，恐怕也很難說這個設計本身是偉大的創新吧？如果鄧小平不愧為偉大的設計師，那麼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豈不可以算是更早的偉大設計師？

中共自然不甘心承認正在步韓國和台灣的後塵。它一直說中國所走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韓國和台灣是資本主義。可是，不要問姓資姓社，不是鄧小平又一偉大創新嗎？事實上，鄧小平的路線同台灣、韓國一樣，是姓資不姓社的。這個判斷的理由，前面已經說了一些，以下還要進一步說明。如果注意到政府的專制、官商的勾結、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利用、以及對外來投資的依賴等方面，你會看出鄧小平路線同台灣、韓國的道路是多麼相似。

發展與外資

最近18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很高。1979-83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8%以上。84年起，大多數每年都超過10%，只有89-90連續兩年只有4%左右，86年是8.8%，91年是9.2%，96年9.7%。大家知道，以前在1952-57期間，也曾平均每年增長達到9%。近年跟以前的情況有一點很大的分別，就是現在有大量的外資投入。從1979到1996，實際利用外資總數達到2,875億美元。外資流入的速度越來越快。1988年起每年超過100億美元，而93-96年增加到每年3百多、4百多、5百多億。這些數目的意義到底重大到什麼程度呢？可以拿它們同當年中國政府財政總收入來比較一下。84年以前，每年外資流入的數量大約相當於財政總收入的3-4%，85年達到7%以上，86年起超過10%，92年跳到25%，93年又跳到超過40%，94年超過70%，95和96年都超過60%。

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分析大量外資流入的意義，只想指出幾點。第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在這麼龐大的外資支持下取得的，所以不太值得自傲。第二，國際資本的勢力正在中國迅速增長，有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危險，尤其因為它們最近幾年越來越重視投資於基本建設上面，甚至取得以平方公里計的大片土地的開發權。第三，中國經濟能夠得到國際資本這麼垂青，會是社會主義經濟嗎？

市場與社會主義

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之下，終於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他們宣佈一種新理論：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市場經濟。這種理論的證明，說來說去無非是簡單的一兩句話，例如：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至於市場與計劃在社會主義制度裡和資本主義制度裡怎樣不同呢？他們只有說：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國有和集體所有）經濟成份佔主導地位的。這種理論不但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不符合資本主義的歷史事實。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的理論，無非就是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所得出的結論。

在採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之前，中國經濟中也有市場，但是市場的範圍有限。有時候市場的範圍很小，連個人生活消費品的市場都受到很厲害的壓制，結果不但消費品供應不足，人民生活困苦，連整個經濟的發展都大受妨礙。實行改革後，消費品的生產很快完全市場化，這是十多年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至於生產資料的生產，過去實際上是不受市場影響的。這方面的生產機構差不多完全國營，由國家的計劃支配。生產的品種和數量，產品分配給哪些企業使用，都按計劃調撥。雖然也要算價錢，其實並非真正的買賣，只是同一主人（國家）的不同部門之間的計算而已。一個企業能夠獲得多少生產資料（尤其是固定資產）的供應，並不決定於它本身的財力，而是由國家的統一經濟計劃決定。可以說，那時基本上沒有生產資料的市場（除了很小的部分開放給農民和其他個體戶購買所需的以外）。改革開始後，生產資料的生產也逐漸市場化了。終於在確定採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時候，定下了連生產資料的生產也要全盤市場化的目標。這個目標如果達到了（實際情況怎樣，我還不清楚，現在只能從理論上來探討），國家就不再企圖制定全盤的國民經濟計劃，不再具體規定各個生產部門和各企業單位的生產指標，而改為讓它們到市場上去碰頭，在市場引導下運作和發展。那時國家的經濟計劃只剩下一些重點新投資的安排。另外由政府監聽社會經濟的運行，發現有危機徵兆時才採取所謂宏觀調控的措施，主要是採取金融和稅收的手段。這樣，實際上，哪個企業和哪個生產部門興盛或衰落，就看它是賺錢還是賠本，賺賠是多是少，換句話說，就是為利潤而生產，讓利潤率來支配一切。這就是確確實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好景的時候，大家拼命擴張，然後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產過剩的危機。周而復始。儘管大部份的大企業仍是國家所有，也不能改變整個經濟的運行規律。因為那些國有企業同樣受市場支配，同樣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而不是在全盤的計劃指導下直接為滿足居民消費的需要而生產了。雖然十八年來中國還沒有出現過全面的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個別生產部門已經發生過這種危機。種種現象都表明，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化正在迅速進行。舊制度的殘餘越來越難維持下去，而官方要清除它們的意向早已確定。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騙人的招牌而已，主要是用來替中共一黨專政辯護。我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可以稱為復辟中的資本主義。

看看中國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化的趨勢。雖然國有企業直接私有化的不多，但是在全社會的固定資產總投資之中，來自國家預算內的資金現在只佔很小的比例。從1993-95（96年的資料還沒有），每年只佔3個多百分點。除此之外，其餘的投資都屬於資本主義性（受利潤率支配）的，而它們佔了絕大部份。這也可以顯出資本主義勢力的迅速增強。

鄧小平領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重建資本主義，並且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幹得比所有其他國家原先佔統治地位的共產黨都更成功。這就是他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他得到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衷心欽佩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說鄧小平是走資派，那是誣蔑之詞。但是後來鄧小平以實際行動證明了他真正變成了頭號走資派，而且當得起「偉大的」這個形容詞，如果在今日的世界擁護資本主義，讓它繼續生存五十年、一百年，還可以算是偉大的歷史性事業的話。

一國兩制的評價

既然鄧小平已經親手基本上實現了在中國大陸重建資本主義制度，那麼，所謂一國兩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一國之內長期共存共榮）的偉大設想，就不過是美麗的神話而已。至於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之後仍舊保存某些與大陸不同的體制，那並不等於本來意義的一國兩制。美國各州在法制上都有相當的差別，在馬克思的時代德國萊茵河區域的法制也跟其他地區不同。

一國兩制本來可以成為中國政府收回港澳的一個偉大政策，那就是真正尊重港澳居民的民主自治權，回歸後無論在政治、法律還是經濟上，都讓港澳居民真正以人人平等的民主方式決定採取什麼制度，北京政府不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港澳。我們先驅社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這樣的合理要求，呼籲大眾去爭取。但是中共堅決地反其道而行。他們連彭定康迫於形勢最後在香港實行的一些微小的民主改革都不能容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死硬地要把殖民地較早時期那種惡法惡制恢復起來，迫使香港居民永久接受一種比港英末期更赤裸裸的官僚與大資本家的聯合專政。這方面也充份顯示了鄧小平的真面目。

鄧後展望

到今天為止，鄧小平關於接班人的安排明顯地比毛澤東有效。但是人們很普遍地都覺得，江澤民的所謂核心地位是否真正穩固，至少要等到下半年開過中共第15屆代表大會才有分曉。現在江澤民的處境當然比毛澤東死後的華國鋒好。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勝過當年，江不像華那樣受到四人幫和元老們兩方面的重大威脅。但是江澤民的威信不足，這點跟華國鋒一樣。人們不知道江澤民有什麼特別的功勞或能力而當得起核心。他上台之前的突出作為，只有89年4月間濫權封閉屬於積極的改革派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6月間不顧許多國家首腦的求情，悍然殺死三名燒車的抗議者。也許這就是他獲得鄧小平賞識的原因。如果他的地位穩固了，會不會在這方面表現他的特長呢？

在鄧小平統治的最後十八年裡，他一直強調穩定至上，但事實上中國的社會關係和居民的思想都發生了急劇的改變。中共真正要求的穩定，只是它自己的專政特權的保持不變。起初，人民普遍歡迎那停止「階級鬥爭」，專心經濟建設的號召。後來卻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中變得不穩了。現在二十多歲的人，對於文革以及其他打著革命與社會主義旗號的運動已經沒有親身的經驗，反倒有一部份經歷過89年的風波。他們的見識和二十年前的青年很不一樣了。他們未必能相信穩定和經濟建設就是一切。現實裡有太多的問題和太多的矛盾迫使他們去思考。鄧小平那套一面叫人不要問姓資姓社、一面又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做法，最終只能引起人們懷疑和獨立思考。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已經不能好像毛澤東時代一樣地控制人民的思想。鄧後的時代，不論真正當權的是誰，相信更做不完全控制人民的思考。如果統治集團裡面發生巨大鬥爭，群眾的獨立行動會更快出現。前途到底是光明還是黑暗，不是決定於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而是決定於群眾的行動；主要不是決定於群眾運動的遲早，而是決定於群眾是否已看透資本主義和一切假冒的社會主義的醜惡性，找到真正能夠創立自由、平等、沒有剝削的社會的道路。相信到了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候，這個問題大概已經有分曉了。

（附註）文內的統計數字，根據：（1）中國統計年鑑，1995；（2）中國統計摘要，1996；（3）第8屆全國人大第5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預算報告，及國民經濟報告。

1997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