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風

《先驅》第41期，1996年12月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在農村進行了經濟改革，打破了以往生產大隊的生產模式，改而推行承包制，恢復以家庭為生產單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更清晰地顯現出來。城市的經濟改革則自八十年代中起較大規模地展開，這對城市工人的生活保障產生巨大的影響。與此同時，國營（現稱國有）之外，外資的大規模投資設廠，私營企業興起，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使中國工人的隊伍更為龐大，亦更為複雜。而一般而言，新興的企業工人，更缺乏應有的生活保障。筆者只打算在下面把一些工人的情況簡要地提出來。

工人的生活

一）職業保障的崩潰

1986年10月1日，國企開始逐步實行勞動合同制，這個制度打破了國企工人的終生職業保障。合同制的實行，意味著國企工人在合同期滿後可被解僱。這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的謊言不攻自破。

不過，相對而言，國企雖然實行合同制，政府還是不敢貿然大規模地裁減人員。反之，私營、外資企業、鄉鎮企業的工人，他們的職業則毫無保障。

二）高企的失業率

現時中國城市戶口工人失業超過五百萬人（失業率約3%）。不過，這並不包括下崗工人在內。據估計現時國企富裕工人約二千萬人，其中大部份處於下崗狀態。只拿到基本工資（只佔正常工資的一半左右），甚或更低，這些工人過著半失業的生活。

此外，農村則有高達一億三千萬的剩餘勞動力。他們是每年數以千萬計的流動人口的主要來源。

三）社會保障的崩潰與重建

過往，城市工人的生活雖然水平較低，但卻受到頗為全面的保障，諸如勞保醫療、住房、養老等，而這些保障主要為國營企業提供，而企業則獲政府支持。

但是，隨著經改的進行，政府實行廠長責任制等政策，虧損企業便沒有足夠資金為工人供活保障。如拖欠養老金、醫療費無法報銷等。而新興的企業，則不會也難以為工人提供近乎社會保障式的生活保障。

中共於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推行社會保險。可是，至今普及面仍然很低。

失業、養老保險，參與的多是國企工人，其他企業的工人往往由於企業沒有參與，而無法享受保障。而失業保險的法規則不把民工納入保障。此外，醫療保險基本上在大部份地區還沒有舖開，低收入的工人生病，往往因沒有錢而得不到醫療。工傷保險方面，雖然覆蓋面較廣，但私營企業、外資及鄉鎮企業的工人工資，仍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補償。

住房方面，政府所推行的房改政策，是最為工人抗拒的政策之一。政府推行的所謂房改，往往只是把工人的積蓄搾取出來，去購買工人原本向企業用低廉租金租住的房子，又或者改交高租金。工人家庭一般則買不起市面上的房子，而即使是政府推出的解困房（解決住房困難戶），售價高得工人窮二十年積蓄也不一定買得起。

四）工資保障問題

政府雖於九五年全面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但仍有不少工人的工資缺乏保障。其一，虧損國企的工人，工資被拖欠嚴重。其二，最低工資制度在外資、私營、鄉鎮企業得不到落實。在珠江三角洲三資企業中的民工，超過七成的民工的平均時薪，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標準。

五）企業管理與工人

中共一直聲稱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而在企業（國企、大集團企業）層面，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可是，職工代表大會雖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從來不能履行其職責，職代會一直被廠長及黨委所操縱。隨著經改的進一步發展，廠長經理的權力愈來愈大，職代會愈來愈徒具形式，有些國企甚至把其毀掉。國企中工人的民主管理權利更被漠視。

而在非國企，由於政府與企業主關係密切，企業主採取苛刻的管理，也得不到法律的制栽，不少新興的企業彷如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初期的血汗工場。

工人的抗爭

當工人面對權益遭受嚴重侵犯時，部份工人終於起來抗爭，自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工人的抗爭浪潮此起被落。

而這些抗爭一般組織化程度很低，而且難以進一步深化。而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中國唯一的合法工會，在工潮取態多是消極，它往往扮演著政府機構的角色，協助打壓工人。只有極少數的例子，少部份的基層工會支持工人進行抗爭。

至於工人的抗爭，不同企業的工人，其抗爭模式和訴求均有所差異：

一）國企、大集體企業工人

國企、大集體企業工人當遇到勞動關係糾紛或權益受侵犯時，往往先嘗試從黨內建制的途徑要求解決，如工會、勞動局等。而這些工人進行集體行動時，其代價也較高。帶頭抗爭者可能會遭受清算，重者被送往勞改，輕者失掉工作，連帶失去一切的生活保障。因此，國企、大集體企業工潮較常發生的情況是工人被嚴重拖欠工資，連生活也有困難時才爆發。

不過，國企、大集體企業近年來，工人的抗爭訴求也更趨多元化，並往往具有經濟民主的思想。諸如抗議廠長／經理濫權，罷免廠長／經理。要求落實民主管理等等。此等抗爭抗衡了官僚企圖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

二）三資、鄉鎮、私營企業工人

這類企業中，以民工佔大部份。由於這類企業往往不遵守勞工法例，因此，工人的抗爭多為爭取法定最低工資、改善工作環境、反對苛刻管理等。這些抗爭往往可找到法例作為爭取權益的依據。

民工站出來抗爭，其付出的代價多較國企的城市工人低，因民工根本沒有社會保障，他們失去的只是一份工作，他們的職業本來也就沒甚麼保障。因此，涉及民工的工潮較頻繁。而且，民工有在體制外發展自己組織的傾向，如珠江三角洲一帶有民工的同鄉會、打工者組織等。

工運的發展

國企工人的抗爭往往帶有經濟民主的訴求，但是國企工人還是未能有效地組織起來。而外資企業、私企、鄉鎮企業的工人則直接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勞動條件，所顯現的是鮮明的勞資對立關係。

可是，無論是國企工人抑或非國企工人的抗爭，至今還未能形成橫向的聯合發展。而中國工運的發展如何，除了受中共的經濟政策影響外，這將受下列因素的影響：

1.國企工人能否成功奪取基層工會，繼而形成基層聯盟，這個因素有利工運的左傾化。因為國企工人的抗爭，其中一些重要的訴求將包括反對化公為私，反對經改對生活保障的衝擊，而更多地強調工人的經濟權利、經濟民主，抗衡官方的右傾經改路線。

2.非國企工潮的不斷湧現，可能催生獨立全總之外的獨立工會。

3.體制外右派知識份子及海外主流「民運」人士能否成功介入工運。這個因素可能導致中國工運的右傾化，而重蹈波蘭團結工會的舊路，不過，這個可能性不大，波蘭團結工會難以在中國重演。因為經過十多年的所謂經濟改革，工人已對國內的化公為私的私有化政策、貧富懸殊、貪污強烈不滿，對於自己的生活變得愈來愈沒保障也感到憂慮。因此，他們不會像波蘭工人那樣對右傾的經濟政策抱有幻想，以致波蘭團結工會成為了一個右派力量，推行對工人不利的經濟政策。故此，中國獨立工運重走波蘭團結工會的舊路可能性不大。

4.體制外左翼人士能否結盟，並結合獨立工運。

5.當中共政權受到巨大衝擊，或內部產重大權力鬥爭，除了有利工運發展外，全總體制內改革者，可能分裂出來，成為一股獨立工運力量。

上述的各種因素並非要對中國未來工運作出什麼的預言，而是希望藉著對各項因素的考慮，探索未來工運的策略和介入點。當然，中國工運的路向和策略，需要中國工人的實踐探索，需要其同盟者的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