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43期，1997年4月

鄧小平死後，輿論一般都是對之稱頌有嘉，即使略有批評，總的來說也不超出鄧對自己的三七開的評論，不超出他功大於過的評論。

所有那些從經濟改革中發了財的大大小小官僚可以這樣說；所有充滿奴才心態或者順民心態的人可以這樣說，但是，站在普羅大眾立場上而奮鬥的人卻不能這樣說。

官僚資本的締造者

說鄧小平搞經改有功，不搞政改、以及六四屠殺有過，雖然比一味歌頌鄧好些，可是這種分析把鄧的這兩個方面截然分開，好像鄧當年反臉消滅北京之春，關押魏京生、八六年及八九年鎮壓群眾運動，統統都與經濟利益無涉。他們總是不自覺地把鄧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貌似相反的表現當作是某種政治人格上的分裂━━「他是開明的，只是開明得不夠」━━而完全忽略，上述兩種貌似相反的表現實質是相成的，是互為表裡的，是統一的。連鄧自己也是這樣看的。所謂「雙手都要硬」論就是明顯例子。之所以要在維持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資本主義改革，恰恰就是為了在進一步擺脫人民監督的條件下去發展首先有利於官僚集團的物質利益的「改革」。只有在消滅了人民一切批評的聲音之後，在掩盡人民的耳目之後，鄧才會放心搞經改，因為他的經改的實質，就是讓各級官僚通過經商而化公為私，或是通過經商搜刮民脂。可以說，鄧小平對官僚集團的最大貢獻，就是為官僚資本之復活締造了條件。大家知道，官僚資本自晚清發軔以來，到了民國時代曾經發展到大大阻礙正常經濟活動的地步。中共的建政消滅了官僚資本，可是，當初誰也想不到，幾十年之後它竟然在鄧小平手中復興了。在改革初期，中共官員的貪污大抵只是以索取消費品為限，然後，就發展為索要金錢。到了八十年代中之後，官員早已不滿足於被動的受賄，而是自行投資創收了。於是官員經商，遍於大地。從中央大員到九品芝麻官，從公安到解放軍，莫不興辦公司謀利；形式可謂五花八門，各顯神通。主要形式自然是以部門名義興辦實業，實行「國有私營」，虧了是國家的，盈利是自己的；也有官員私下經商，或者掇使親戚朋友經商的，總之都是實行權錢交易；也有政府部門向「掛靠」的私營企業提供保護而獲得企業贈送無償「官股」一份以致幾份的；還有利用批文、雙軌制等倒賣倒買的官倒。總之，今天中共官員是無官不商，無官不貪。鄧小平的子女、女婿就有好幾個是頭號官商。

這個日益龐大，日益不知厭足的官僚資本集團，以更高速度吞噬著國有財產和人民的血汗錢。官方刊物也承認，從1982到1992，多達五千億元國有財產流到私人口袋。至於通過壟斷市場、不公平競爭、攤派等等方式刮去的民脂民膏，誰也不知道多少。

在任何的公開文件中，在任何冠冕堂皇的領導人講話中，都隻字不提的官僚資本不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欺行霸市，而且實際上左右了經濟改革的一切實際措施。任何重大改革舉措，都打著人民利益為幌子，同時又都以滿足官僚資本的特權為其核心。價格雙軌制之所以遲遲不取消；優待外資而歧視本國國有企業的稅收政策之所以拖到最近才開始改變；明晰產權的改革，一變而為搞股份制、再變而為以搞股市投機為主；發展第三產業結果變成以發展娛樂、商業、飲食為主、而完全忽略被中共也視為第三產業的教育、科研事業、醫療衛生；整頓市場變成為政府官員大搞翻牌公司等等，這無一不說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究竟是為誰而改，為誰而革了。這一切也說明，為什麼鄧小平非要屠殺任何敢於批評與揭露的人民不可了。畢竟，政治專制，是為官僚資本集團的經濟改革而服務的。

兩極分化下的經濟增長

鄧小平的政治資產，在於他統治下的中國，近廿年來都有平均達9%的經濟增長率；有人因此說鄧締造了經濟奇跡，說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畢竟是功勞啊。

大量事實證明情況絕不那麼簡單。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大概可以說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是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情況就開始逆轉了。社會財富無異是急劇增加，可是，真正得益的是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而廣大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份子的生活不是沒有改善，就是改善得很少。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這很容易從堅尼系數中得到印證。它從1979年的0.31急升至1994年的0.434。不過，這個官方數字是不可靠的。有國內學者估計現在已超過0.5了，比許多資本主國家都高得多。1994年佔總人口10%的貧困人口只佔銀行存款總額的3%，而10%最高收入者卻佔了40%。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實際收入近十年來都增長很少。至於工人階級，仍然在崗的工人，工資增長一般比農民的收入高一點，但同時，那為數達千萬的、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的「下崗」工人或失業者，就已經陷入赤貧了。至於地區差距，也日益拉開。以廣東與貴州為例，二者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2.1倍擴大為3.62倍；珠海與最窮的一個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竟相差17倍。已經有人指出，中國的地區差距之大已經同前南斯拉夫差不多了。

兩極分化之特別引起人民的深刻反感，是因為那些發了大財的往往並不是純粹靠自己的本領，而是依靠關係；而那些赤貧化的工人和農民，也並不是因為他們懶惰而致貧。

只有能兼顧縮小貧富差距的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模式，才真正值得人民擁護。如果鄧小平能做到這點，兌現他在1985年的諾言（「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人民就真正值得紀念他了。相反，兩極分化既然發展到如此嚴重，既然事實證明共同富裕是假，讓一小部份人富起來才是真，憑什麼再叫人民懷念鄧？

哪一門子的經濟發展

其實，就算所謂經濟高速發展本身，也並不像中共所吹捧的那麼偉大。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舉債（外債一千億美元、內債二千多億人民幣，再加上連年赤字），依靠對工農的超級剝削，依靠犧牲其他部門（農業、基礎產業、教育科研等等）、其他地區（西部及中部）、依靠賤售經濟主權及犧牲民族工業來吸引外資，依靠粗放經營（以大量投入來換取產出），而不是依靠提高管理及技術效率，不是依靠大力發展教育科研，不是依靠均衡發展（這意味要優先發展那些滯後部門，例如農業），不是依靠提高人民的文化及生活水平。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根本算不上是什麼創舉，更談不上偉大，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例如巴西、墨西哥等都實行過了，而且都在嘗過一段時期的繁榮之後紛紛爆發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在過去爆發過，在今後也會爆發，其嚴重性也只會更大。

自然我們不是全盤否定「改革開放」。毛式的命令經濟及閉關自守當然是死路一條。而鄧的改革路線在一定限度下也有正確的一面，例如容許個體戶的發展，恢復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擴大企業經營權，發展對外貿易等等。這一切都是必要的。可是，大概從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鄧實際上就不僅是走資本主義路線，而且是走一種惡質的官僚資本主義路線，結果使權力及金錢勢力在市場化改革中坐大為佔支配地位的力量。可笑的是，中共的悼詞還宣稱鄧是「共產主義戰士」。人民早就心中有數了：「社會主義只說不做，資本主義只做不說」；「赤裸裸的封建主義，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其實，越到後來，鄧小平就越無法自圓其說。「市場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這本身沒有錯。但請問，哪究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還有什麼本質分別呢？如果一個社會在基本經濟規律上都同資本主義看齊，哪為什麼不乾脆叫做資本主義呢？「一國兩制」━━可是，如果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何不乾脆讓大陸走資呢？反之，如果後者比前者優勝，為什麼不叫香港也走社呢？

許多人認為，鄧小平這種貓論恰恰是一種值得擁護的務實主義━━不要問姓資姓社，只要是有利於發展經濟便行。

所謂「實事求是」

我們倒要質問，這樣一種所謂「務實主義」，究竟有利於誰的經濟發展？是有利於官僚資本的經濟發展，還是全體人民都得到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的經濟發展？

事實證明是前者。既然國家正式規定的路線是「大膽闖，大膽試」，而有關改革究竟是什麼社會屬性的問題，不僅要自覺地拒絕考慮，而且不准人民討論，既然這樣，就等於替各級官員解除了一切道德及政治約束力，等於放任他們實行各種經濟冒險政策，放任他們藉改革之名橫徵暴斂。這就毫不奇怪，越是「大膽闖，大膽試」，改革越是「深化」，原本被禁而且也應該被禁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合法化了，或至少是正當化了：先是剝削合法化，接著，回扣啦，官員經商啦，「創收」啦，各部門的「小金庫」啦，股市投機啦，國土賤售啦，賭馬啦等等紛紛獲得平反。大概下一回就會輪到「攤派」、「三亂」的平反了。官僚這樣一種「大膽試」，「大膽闖」，自然最反對人家過問「姓資姓社」了。

「左王」之要問「姓資姓社」，當然是居心叵測。然而，那並不表示鄧小平那種說一套，做一套，那種拒絕考慮改革的社會屬性、甚至是禁止人民討論這個問題的主張，真正值得人民擁護。這根本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是真正實事求是，那只會使有關改革性質的討論更為必要，而非相反，因為任何「實」，都同一定的「名」分不開的，除非人人都變成了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禪宗信徒。問題只在於那加諸於「實」的名，是真名而不是假名，而不在於幻想使「實」擺脫「名」。好比有人賣「羊肉」，然而當人家懷疑地問「真是羊肉嗎？不會是狗肉吧」的時候，那漢子不去正面答覆，反而胡說什麼「不要問什麼姓羊姓狗了，反正吃得飽就是好肉」，難道能叫這種做法為「實事求是」嗎？難道能不懷疑他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奸商嗎？同樣，鄧一面指天誓日要堅持社會主義，另一面當改革日益變成官僚資本全面復辟的時候，卻宣佈「不要問姓社姓資」，人民能相信這是「實事求是」嗎？能不懷疑鄧在欺騙人民嗎？

站在人民立場上，理應考慮目前改革的社會屬性━━它有利於哪個集團？它要建立的是什麼樣的一種社會？━━而不是相反；只有充份考慮到這點之後，人民才能理解到改革對自己的全部利害關係。「左王」的錯誤不在於要求考慮改革的屬性，而是在於他們所了解的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充滿專制與封建意味的假社會主義（其實，「姓」資「姓」社的提法，本身就充滿封建味），也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也只會把這種假社會主義強加於人民，絕不會讓人民真正有獨立思考和討論的自由。要對付這種假社會主義、真專制主義，不能靠禁止討論，相反，只能通過真正自由的辯論，才能揭穿「左王」。鄧小平採取相反的做法，只能說明，他自己的立論與居心同樣是見不得光的。這樣一種專賣假貨，而且對於任何關於真假的討論都要棒殺的官僚奸商作法，居然還有人吹捧為「實事求是」的典範！

鄧後的政局

蓋棺論定。1979年鄧小平以人民救星的角色重登舞台；1997年則以屠夫、騙子、官僚資本締造者的惡名踏下舞台，雖然現在人們還沒有充份認識這點。至於鄧後政局，人們紛紛猜測，究竟那個終於擺脫兒皇帝的身份的「江核心」，能不能坐穩江山呢？他會不會堅持鄧路線呢？整個政局是否穩定呢？

江澤民自然在不少地方比當年華國鋒有利得多，不過，誰若以為，單靠鄧小平的扶持，以及其他元老們的凋零，就能令江穩坐江山，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不僅黨內人事派系的矛盾仍然起作用，而且整個統治集團、整個社會的各方面的矛盾也在起作用。在統治集團內部，各個官僚資本集團、各個政府部門的官僚，為競逐市場、利潤、地盆而發生的衝突日多；同時，盡管整個官僚集團都以走資為樂，可是，在具體的改革措施上，誰都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據，誰都不服誰，實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之，統治集團的內部離心力空前膨脹。在社會上，由於官僚腐敗、兩極分化所引起的階級矛盾及對中共的反感也在繼長增高，同時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冒進政策也為危機之爆發預埋了炸藥。各種各樣矛盾所交織而成的力量遠超過江澤民戀棧的力量。一句話，江澤民的祿位還是要由鬥爭來決定的。

不過，不論人事上的變數多麼大，大體上不論中共哪一派當權，都不會根本改變走資本主義的路線，頂多是略加修改而已。據說，鄧死不久就有「左王」的第三份萬言書流傳了。其實，只要對前兩份萬言書稍加分析，便不難知道，他們怎麼「左」，也不會「左」到回到毛時代的路線。他們很起勁地攻擊私營資本家，但對於官僚資本卻刻意隱瞞，曲線迴護，請問這難道是那不斷警惕「黨內資產階級」篡黨奪權的毛澤東主義陰魂的證據麼？不論是從前的陳雲與鄧小平，還是現在的鄧力群與江澤民，大家都很起勁的捍衛一黨專政，包括捍衛中共黨政官員在市場化改革中大撈一把的特權。所分別的只是在對待私營資本及外資方面，一個比較嚴苛，一個比較寬鬆而已。

自然不能排除當權派會在日後稍為放鬆政治控制，但大體而言，要平反六四，如果沒有來自強大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單靠統治集團內的為數極少的開明官員的努力，也是不大可能的。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就更不用說了。

經過八九六四的失敗，群眾性的政治民主運動恐怕不一定能很快興起。但是，農民與工人的局部性經濟抗爭，不僅過去幾年一直持續，而且今後一定會繼續發展，有可能發展為局部性的民主鬥爭。不過，能夠形成一個強大的群眾性民主力量並足以取代中共統治，這樣一種局面，現在還遠遠談不到。主要的障礙不是群眾本質上缺乏政治熱情━━八九年已經證明群眾是能夠廣泛而不怕犧牲的參與民主鬥爭的━━而是群眾思想上還很混亂，沒能提出一條真正指向解放的道路。而那本來比較有條件從事這種探索的知識份子，卻普遍接受了「補課論」（補資本主義的課），也普遍地疏遠工農群眾，同時加緊靠攏新生資產階級，盡管後者從沒表現出任何民主抗爭精神。雖然近年開始有人對此作出反省，可是畢竟呼聲微弱。在這個情況下，堅持一條真正把權力交給人民，並且讓人民能普遍提高生活及文化水平的仁人志士，還要作長期艱苦的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