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化

《先驅》第41期，1996年12月

一個議論一下時政的學生，也終於被判十一年徒刑了。在江澤民的中國，中外資本可以自由經商、自由剝削工農，官僚可以自由貪污、化公為私和玩忽職守；在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中共可以保證馬照跑、舞照跳，鹹片照拍；可是，人民就是不得過問國家大事。於是，一方面，聯合起來的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從工農身上榨取巨量物質財富，形成經濟發展的表象；另一方面，人民的精神上的奴役與貧困、公德的敗壞與私慾的橫行，卻達到了空前地步。一方面，在政治及經濟舞台上長袖善舞的，盡是阿諛奉承的官僚與暴富的大款，另一方面，一切正直的、以天下蒼生為念的仁人君子在鐵窗內受盡折磨。這，就是我們那個講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祖國了。

政治專制與經濟自由的矛盾統一

許多人雖然嘆息中共如此蔑視人權，可是他們總會說，中共怎麼壞也好，它搞經濟改革還是有功勞的。也正因為這樣，中共的統治是會長期穩定下去的。

在這兩點上他們都搞錯了。在他們而言，政治專制與經濟自由化是分開的。恰恰在這個關節眼上，他們搞錯了。在中共眼中，這兩方面恰恰是統一的，互相配合的。沒有政治專制就沒有經濟自由化；政治專制是為經濟自由化服務的。反過來，經濟自由化本身又呼喚著、鞏固著政治專制。這就是鄧小平強調「兩手都要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四項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原因了。

要知道，現在中共所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種經濟自由化，不是工人階級自由地經營國有企業、自由地運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不是農民自由地、不受官僚盤剝地進行個體或集體經營，也不是知識份子自由地研究學問及提出意見，而是官僚自由地化公為私及橫行霸道，中外私人資本自由地剝削中國工人及中國資源。這樣一種經濟自由化，只有在消滅人民任何批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一百年不動搖」地繼續下去。

這種富有官僚資本色彩的走資路線，在一定時期內能夠促進經濟發展，這是要承認的。可是，誰若以為，只要經濟能夠發展，中共的統治就會永遠穩定下去，那就大謬不然了。有各種各樣的經濟發展。像中共現在那種建基於高築的債台與狂熱投機、同時又嚴重忽略農業、教育、科研及人民生活保障的這樣一種經濟發展，一種始終以外延擴大（大量增加投入來增加產出）而不是以內延擴大（通過效率提高達到增產）為主的經濟發展，是註定要不久將來引發社會及經濟危機的。

其次，但重要性不減於上述那點的，乃是這種經濟發展是建基於高度剝削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的基礎上的。這種徹底的社會反動與倒退，正在引起更大的反感與反抗。而中共的加強專制雖然暫時有效阻止各種局部反抗匯合起來，可是，專制本身所造成的整個民族的精神上的墮落、冷漠與不負責任，又倒過來進一步加速社會機體的瓦解、種種正常的社會紐帶的斷裂，從而也進一步蠶蝕立足其上的中共政權。

經濟發展阻止不了政治危機爆發

由於官方輿論的一片歌功頌德，由於經改而使不少知識份子及其他社會階層上升為「中產階級」，成為既得利益者，由於世界資產階級對中共走資的衷心滿意，所以一般人所見的仍是中共穩定統治、經濟穩定發展的表象。然而統治危機的諸般因素，像白蟻一樣，確實不可挽回地在蛀空中共的統治基礎。

國民生產總值的繼續增長，本身沒有能力抵消上述的動亂因素。一個政權能否生存下去，從來就不單純決定於它統治下的國家是否有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下反而爆發群眾革命，歷史例子倒有不少呢。1905年的俄國革命，是在俄國經歷了20年的高速工業化之後爆發的；1968年法國革命也是在戰後長期繁榮中爆發的。

所以，不必擔心群眾會不會有一天起來反抗中共的暴政；值得擔心的倒是，群眾是否能夠按照一條正確路線奮鬥到底。現在不少海外民運份子一聽到革命二字就要敬謝不敏，覺得這兩個字必然同濫用暴力、血流成河聯繫起來。其實，革命也同樣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像孫中山、毛澤東那樣把武裝鬥爭放到首位的革命的確會血腥得多。可是，世界現代史上有更多革命是不流血或流血極少的。1979年的伊朗革命，1986年的菲律賓革命，1989年的羅馬尼亞及東德都是成功推翻舊統治者而又流血極少或沒有流血的革命。其實，革命的首要特徵，是群眾心理，從馴良怕事一改而變成勇於伸張自己的意志，而且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自己的主張，而不是廣泛的暴力。所以革命通常都含有武力威脅的內容，但卻不一定包含廣泛使用武力。因為一個不怕犧牲、勇於反抗的群眾，往往就能引起原有統治集團的軍隊倒戈相向、使舊統治者自動崩解。在這一類革命中，關鍵的不是武器本身，而是群眾的反抗意志。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革命。最專制最腐爛的政權，都決不會自動撤出歷史舞台。只有像使用外科手術割去癌腫那樣、運用革命手段除去專制政權，才能使十一億人民真正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