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43期，1997年4月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裡呢？

中共一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一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一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佔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佔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佈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佔10%（個體經濟則佔8.4%）

表一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1996年第8期）

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僱佣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按照這個標準，那麼，資本主義經濟一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一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僱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僱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僱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僱工八人以上（註一）。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一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一定不只佔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佔全國22.6%，僱佣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一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佔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麼，「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註四）

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31.9%。資本主義成份佔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麼？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一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4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總產值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995年中國統計年鑑）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一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闆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裡。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佔人口數的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佔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年中共一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1988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一。（註七）不能確定這裡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一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200到300億人民幣）這其實是一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裡產生了第一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這是為什麼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額外減免稅收屬於一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干脆吞併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一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邵東縣鋁制品廠是一個合伙企業，共有8.5股，其中政府有一股。這一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里搞好關係，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徵地就很有困難。鄉里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10萬元，佔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一，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人民檢察院耐火材料廠、公安局水泥廠等怪現象。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游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一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35%，比國有企業的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箇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一個急進，一個緩進那麼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一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從1949到1978年，卅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佔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1978年農村人口仍佔87.5%，只比1949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一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江洋大海。不過，一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麼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一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由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一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衝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增長中的購買力的營養下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一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麼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麼，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佈要大規模拍賣、租賃一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今年剛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佈要把廿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讚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

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一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一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一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採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鑽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一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佔應評總數的九成。在一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862.6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60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一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一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一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台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係密切的私商形成一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一）

「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一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30萬元，年利4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一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

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一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至1992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5000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一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500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佔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一個時代，官員之化私，佔有消費品是次要的，佔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三可以多少反映一點情況：

表三   固定資產投資的資本來源比例（%）

所謂自籌投資，就是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三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麼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近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覆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係。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100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佔市場、拱抬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佔了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佔了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併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一種私有化，而且是一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15家合資企業產量佔全國總產量一半，但賣的都是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採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剌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在彩電行業，原來的國產名牌如長虹、熊貓、飛躍等等，一旦合資之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1000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一，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50種藥品中，有40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

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200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45%（金融資產達一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7%到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麼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一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佔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一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這完全是詭辯。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一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一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麼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麼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一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一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麼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一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一了，只是不是統一到政府手裡，而是統一到有關官僚手裡。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崛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你們不如干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麼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一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一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1988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佔領社會一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四），中國的各種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一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一半了。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一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一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你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你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你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你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你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你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你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崛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麼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一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四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2》、《中國統計摘要1993》第21頁，第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年11期的數據計算。

註釋：

註一：《大分化新組合》，朱光磊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26頁。

註二：《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文集》，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編，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63頁。

註三：同上，64頁。

註四：1987年1月18日的信報發表下面的一個表也能說明問題。大家不難解讀「集體擁有」的真意吧：

中國工業總生產中企業擁有權分布權%

註五：有人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實況。他們估計，從事實業的私營經濟的總資金為708.6億元，私人佔有的股份約為417億元，外資直接投資項目為1114.4億美元，三者相加，約在一萬億元以上，相當於國有資產的1/4。見《私有制與私有化》，胡培兆，載於《復印報刊資料━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6年第2期，49頁。

註六：《狂飆下的中國》，四川大學出版社，31頁。

註七：《1979-1993年中國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互補關係的實證分析》李洪斌，載於《復印報刊資料━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6年第11期，35頁及41頁。

註八：同註二，302頁。

註九：西安市在深圳創辦的一家國有企業━西有公司━資產價值六千萬元，竟以385萬元出售給一家私營企業。不少地方對出讓的工業用地只基本上收取政府徵用農村集體土地的成本價，甚至是象徵式或全免地價。有一家印染廠以一百萬元人民幣賣給港商，但一百萬只是固定資產價格，對於印染廠的全部無形資產未作價，至少值五百萬的土地也絲毫未作價。見《中國工人》，中華全國總工會出版，1996年第十期，頁5至6。及《國有資產是怎樣流失的》，王保喜，載於《復印報刊資料━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1994年第八期，65頁。

註十：山西太原市有個批發市場在改組為股份制企業中，將一千多萬國有資產無償劃給個人。《中國工人》，1996年第十期，6頁。

註十一：同註六，115頁。

註十二：同註二，302頁。

註十三：《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1994年第10期，24頁。

註十四：1992年，全國工業企業的機床利用率僅為55%左右；電視機、冰箱、洗衣機、塑料制品的生產能力一半閑置。這是各地盲目投資的結果。

註十五：《瞭望》新聞週刊，1997年第3期，7頁。

註十六：《國產啤酒名牌難見蹤影》，李敏儀，信報，1996年6月24日。

註十七：《『賣牌合資』現象掃描》，黃欣曄，《中國工人》，1996年第十一期，27頁。

註十八：「前不久，我國著名的冰箱制冷設備生產企業━楊子集團與德國博世━西門子家用電器公司簽訂了合資組建「安徽博西楊制冷有限公司」的合同。按合同規定，楊子集團使用的「楊子」商標以9600萬元人民幣轉讓給合資企業，轉讓期為50年，50年後再無償轉回楊子集團公司，50年後「楊子」商標也許早就被人們遺忘了。」

「美加凈」的例子更好笑。上海家化以每年一千萬元的價格把名牌「美加凈」賣給美國莊臣，有效期卅年。後來發覺吃虧，只得以每年一千二百萬元買回牌子，有效期也是卅年，總計要付出3億多元。俱見《中國工人》，1996年十一期。

註十九：胡鞍鋼是這樣解釋他所謂的市場指數的：「我們於是從投資、價格、生產和商業四個方面選取統計資料來編制中國市場化指數，以求適當地反映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變化特徵。有關數據列入表一━一。其中投資市場化指數是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的比重；價格市場化指數是指農產品價格中非國家定價的比重；生產市場化指數是指工業總產值中非國有經濟所佔比重；商業市場化指數是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非國有經濟所佔比重；中國市場化指數是由上述四項市場化指數加權合成的。」見《挑戰中國》，胡鞍鋼，新新聞出版部，台灣，1995年，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