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36期，1996年3月

1989–1991年在蘇聯及東歐的巨變，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破產。幾年後的今天，這個判斷似乎更加正確了。不過，如果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覺一些有趣東西。資本主義世界固然一直歡呼勝利，但是，諷刺的是，這次「勝利」是他們事先完全估計不到的。自冷戰以來，他們都預計不可能在可見將來贏得冷戰。事實上，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的情報系統仍認為前蘇聯的經濟良好，也有能力繼續與美國進行軍事競賽。至於蘇聯的統治者，雖然戈爾巴喬夫已經修正了赫魯曉夫的過份樂觀的估計（他在六十年代預言蘇將在八十年代進入共產主義），連蘇聯作為「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個定義也要修改為要「全面地完善」的社會主義，但是，作為一個在鋼產量、生鐵產量及拖拉機產量都超過美國的超級大國的統治者，他也完全沒有料到蘇聯會那麼輕易崩塌。

但是，對於托派來說，蘇聯之崩潰與復辟資本主義，實在不算在意料之外。因為托洛茨基早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著作，尤其是《被背叛的革命》一書，已經作過富於遠見的預測了。

勞動生產率與社會主義

有人或許會質疑，即使證明托的預見被證實了，那又有什麼現實意義呢？反正，這一切已成過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

不過，問題正在於，社會主義真的破產了嗎？蘇聯真的代表社會主義嗎？

當史大林在卅年代宣佈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完全勝利了的時候，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裡指出：

「今日的蘇聯，在技術，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還遠較資本主義國家為低。所以就今日的蘇聯制度，包含牠的一切矛盾在內來說，與其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毋寧稱為一種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準備制度。

在求得名詞的正確上，這裡並沒有一點學究的氣味。一種制度的力量和穩固，最後說來，是由勞動生產力決定的，即由與其他制度勞動生產力比較，孰優孰劣來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若是具有較資本主義更高的技術，那就會確切的自動的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不幸蘇聯的經濟，現在還遠談不到這一層。」（註一）

只有當蘇聯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已經高過資本主義，才能談得上社會主義一往不復的勝利。雖然經過幾十年的工業化，蘇聯已經大大提高了生產力，然而，直到八十年代，它的勞動生產率只及美國四成。當美國只花國民生產總值的7%用於國防的時候，蘇聯竟要花上25%。「社會主義」在競賽上輸給資本主義，最後分析起來，都是因為勞動生產率不如後者。而這個結果本身又反過來證明，蘇聯還不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不可能那麼輕易就給資本主義打敗。正如無法設想，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居然會倒退回封建主義一樣。現在來重溫托洛茨基下面一句話，尤其發人深省：

「但是，蘇維埃形式的財產關係（意指國有財產），建立在低下的勞動生產力之上，便只能說是一種過渡的制度，牠的命運，歷史還沒有作最後的衡量呢。」（註二）

歷史直到1991年才作最後的「衡量」，無疑比托氏所預期的要慢。然而，他指出當時蘇聯命運「歷史遠沒有作最後的衡量」，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不正顯示他的遠見嗎？

「一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歷史已經判決了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的破產。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要得到成功，不可能依靠一國工人的努力，更不用說單靠落後如俄國（或中國）的工人的努力了。社會主義革命需要至少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借用馬克思一句老話，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由法國人發動，由德國人繼續，最後由英國人完成。既然資本主義本身已立足在世界市場、世界分工之上，那麼，就不能設想作為比資本主義先進的社會主義居然可以立足在民族國家之上。托氏寫道：

「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可調和地敵對的社會制度之間的長期鬥爭中，其結果，最後分析起來，乃是由各自的制度下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決定的。而這一點，在市場條件下，乃是由國內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的關係所決定的。……我們不能用退回一個民族的、排他的經濟之內來逃避資本主義的圍堵。正因為這種排他性，使這樣的經濟會被迫以極端緩慢的步伐前進，而結果所碰到的壓力，將是更大而不是更小。不僅是來自資本主義陸軍與海軍（即外國干涉）的壓力，而且首先是廉價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壓力。」（註三）

「蘇維埃經濟之依賴於世界經濟，這個觀念現在被共產國際視為『反革命的』了：社會主義不會依賴於資本主義！不肖門徒輩很狡猾地忘記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立足在世界分工上面的，恰恰在社會主義底下，世界分工才達到其最完全的發展。在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裡，經濟建設，無論其本身如何重要，仍舊是殘缺的狹隘的和矛盾的；不能達到一個和諧的新社會之高度。」（註四）

「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生活愈長久，則社會結構也就墮落得愈深。延長的孤立，不可避免地，將不會歸結於一國共產主義，而是歸結於資本主義的復辟。」（註五）

「工人國家的正確政策，不能單單簡化為民族經濟的建設。如果革命不能沿著無產階級的螺旋式去擴張，它就一定一往不復地沿著官僚的螺旋式，在一國範疇內收縮。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不能變成為全歐以致全世界的，那它就一定走向自己的崩潰。」（註六）

「（史大林）的新教條宣佈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基礎上建立，只要沒有（外國）干涉便行。從這個教條，可以而且必然引伸出對外國資產階級採取合作主義政策，以便避免干涉，而這就會保證社會主義的建設，也就是說，就會解決主要的歷史問題。共產國際的各國黨的任務，因此只具有輔助的性質，他們的任務是保護蘇聯免於干涉，而非為奪取政權而鬥爭。」（註七）

在1928年的時候（上文寫於1928），官僚層還只是把各國共黨變成「輔助」蘇聯的工具，到了卅年代，它就公然的出賣各國革命了。

一個歷史怪胎

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一國之內完成，局限一國的工人國家遲早失敗。——這，嚴格來說，並非托洛茨基的獨有見解，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是，說到所謂「失敗」，不僅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就算是十月革命後的頭幾年，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那裡，都天然地以為是指資本主義復辟。這當然不錯，但是這畢竟只是最後分析起來是如此，而不是即時如此。蘇聯最後還是復辟資本主義了，但那畢竟是在史大林上台差不多七十年之後的事情。這中間七十年，蘇聯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它的歷史前途怎樣？工人階級對它應採取什麼態度？只有托洛茨基的「墮落工人國家」的理論才能作出最完滿的解答。

就革命本身而言，它的確失敗了。史大林上台後，絞殺了工人民主，屠殺了一百萬共產黨員，其中首先包括一整代的老革命家，拋棄了最起碼的社會主義原則。不過，另一方面，這個「失敗」又未走到底，資本主義還未復辟，而且史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國有財產。對於這樣一個看來既反對社會主義又反對資本主義的極權統治怪胎，托洛茨基認為它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生產手段的國有，這一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須前提條件，開展了生產力迅速生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都已經歷了澈頭徹尾的墮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一種反對工人階級的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為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成為全能的特權等級——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就是在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註八）

工人國家的兩重性質

工人國家的墮落，並不是簡單因為史大林的個人品質，是「個人崇拜」等引起的。墮落本身有深刻的歷史根源，托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寫道：

「社會主義的國家，縱然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如美國建立起來，也不能即刻供給每個人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因之還要被迫去鼓勵每個人盡可能的多多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鼓勵的責任，自然落在國家的肩上，而在國家方面，也不能不採取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按照勞動來支付的方法，雖然加以種種修正和改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寫道：『資產階級的法律，……在共產主義社會初期，還是避免不了的，此時，社會還在經過長久的勞苦，從資本主義社會蛻化出來的那種形式。法律永遠不能高過於經濟結構，以及由此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

列寧在解釋這幾句重要的話時，加上幾句說：在分配消費品上，採用資產階級的法律，必然要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因為法律若沒有一個機關強迫人們遵守的條規，那便毫無用處。他又說：『在共產主義之下，不僅資產階級的法律，還要殘存一個相當的時期，並且一種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國家，也要殘存一個時期！』這種極有意義的結論，已被現在的御用的理論家完全忘記了，牠對於了解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上，卻有決定的意義，或者更確切的說，對於此種了解的第一步，有很大的幫助。只要以社會主義的轉變為己任的國家，一天還要被迫以強制手段來保衛不平等，即保護少數人的物質特權，那牠就一天還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縱然沒有資產階級。這些話既不是恭維，也不是責罵：牠只是以事物的真名稱此事物而已。

工人國家從最初即直接帶有兩重性質：在牠保障生產手段（資料）的社會公有上，牠是社會主義的；在生活品的分配上，牠採用資本主義的計算價值的方法，以及從這種方法所發生的各種的結果，牠又是資產階級的。對於工人國家性質這種矛盾的說明，也許會使那些教條主義者和煩瑣學者駭怪起來，我只好對他們抱歉了。

工人國家之最後的面目，要由牠的資產階級的傾向和社會主義的傾向之間，相互關係的變遷如何而決定。若是後者戰勝，那事實本身就應該意味著憲兵的最後的消滅，亦即國家解體成為一種自治的社會。僅僅從這點看來，就可明白蘇聯的官僚主義問題有何等重大意義，不但在牠的本身，而且以牠作個象徵來看！」（註九）

即使是一個健全的工人國家（具有充份民主，不平等趨於縮小，群眾逐步參與管理國家），在相當的時期內仍然少不了職業官僚。而職業官僚，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分配標準的反映，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傾向於反過來加強這個標準的作用。所以托氏說：

「即使是最革命的官僚仍然在相當程度上是工人國家內的一個資產階級機構。當然，這個資產階級化的程度以及發展的一般傾向具有決定性的特徵。如果工人國家的官僚化得以消除，國家逐漸消亡，那就表示它的發展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踏進。反之，如果官僚變得日益有權勢，變得日益專橫，具有特權和保守，那就表示工人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傾向在增長，而社會主義傾向削弱了。換言之，工人國家自其興起的第一天起便在一定程度上固有的內在矛盾，並沒有按照『常規』所要求的那樣遞減，而是在增長。」（註十）

要使社會主義傾向壓倒資本主義傾向，首先意味要使國家機關逐步消亡，職業官僚日漸消亡，而這不僅需要革命領導有一套正確的綱領和政策，從頭起便注意警惕官僚化，而且更需要有充足的生產力，一面改善工人生活、縮短工時，另一面大大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群眾管理國家的原則。可是，孤立的俄國在經過三年的內戰之後，無法提供這些物質條件。國家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在日益加強，而官僚就日益集大權於手：

「官僚統治乃是建立在社會缺乏消費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鬥爭這個基礎之上。若是店鋪裡的貨物很充足，那麼購買者要甚麼時候去，就可以甚麼時候去。若是貨物很少，那麼購買者就不能不站成行列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長了，就必須派一個警察去維持秩序。這就是蘇維埃官僚權力之起點。牠『知道』甚麼人可以得到東西，而甚麼人必須等待。」（註十一）

官僚的性質

既然官僚層已經高踞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那就表示資本主義傾向處於上風。事實上，托洛茨基認為：

「斯大林主義官僚，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階段」（註十二）

有些人質疑，斯大林不是自1928年起便消滅富農，如不斷擴大國有財產，實行計劃經濟嗎？這怎麼還能說它代表復辟的第一階段？

誠然，官僚具有保衛國有財產的一面，因為這是「他們的權力與收入之來源」。（註十三）

「史大林的作用……具有雙重性質。史大林為官僚服務，因此也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但是，他不去保衛其社會基礎——官僚按照自己的利益正在利用此一基礎為自己謀利——就不能為官僚服務。在這一限度內，史大林確乎保衛國有財產免使其受到帝國主義攻擊，免使其受到那過於急躁的而且貪得無厭的各層份官僚（的侵害）。然而，他保衛的方式卻在為蘇維埃社會之普遍破壞作準備。」（註十四）

這裡需注意兩點。一，是史大林的保衛國有財產的「方式」卻適足以破壞蘇聯，因此也是從長遠而言幫助復辟資本主義。是的，史大林消滅富農，進行超工業化，但正因為他使用的是官僚的專橫的手法，所以在卅年代造成社會、經濟、道德各方面的嚴重危機。農業的強迫集體化所造成的惡果更使蘇聯直到其崩潰之日也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是幫助復辟的作用。五十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暫時掩蓋了官僚統治對國有財產的破壞作用，可是其後的崩潰卻適足以證實托氏的預言：

「工業之增長和農業之歸入國家計劃，使得領袖們的責任無比困難起來，而且提出了品質問題；正在此時，官僚主義反而摧殘了創意力和責任感，無此二者即沒有而且不能有甚麼品質進步可言的。官僚主義的毒瘡在大工業方面也許不十分明顯，但輕工業，食糧工業，集體農場，地方小工業，以及協作社，總而言之，即是與人民相接近的那些經濟部門，都染遍這種毒瘡了。」（註十五）

「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特爾米多官僚。它的統治多延續一天，則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註十六）事實證明，在一個以硅及軟件而不是鋼產量為生產水平的標準的年代，蘇聯的官僚統治尤其變得無法忍受。

那是不是說，官僚只是在間接意義上促成復辟，而不是在直接意義上呢？是不是說官僚之保衛國有財產是它固有的不可易的本性呢？

托洛茨基不這樣認為。讀者要注意上面引文的第二個方面：史大林之保衛國有財產也是為了「免使其受到那過於急躁的而且是貪得無厭的各層份官僚的侵害」。這裡明顯地托洛茨基是把史大林同官僚各層份區分開來。要史大林本人直接來復辟資本主義比較不那麼容易，因為他作為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資格，固然一面幫助他騙過了許多敵手，使他的反動政策始終可以偽裝為社會主義的忠實延續。但另一方面，這個資格也使他很難取得世界資產階級的信任。何況，他向資產階級投降後，不會令他的權勢更大。加上蘇聯工人雖然到那時為止都沒有有力地反抗史大林的反動，可是，畢竟，他們還「沒有說出最後一句話」（托氏語）。所以他始終不曾選擇復辟資本主義。

至於史大林以下的各個層份，他們雖然仍然暫時在保衛國有財產（這是他們的特權的來源，）可是，嚴格來說，這不是官僚的固有本性。官僚的固有本性乃是攫取特權，壓制民主。而這種貪婪是沒有止境的。因此，為達到此一目的，官僚的反動行為也是沒有止境的，其中包括復辟資本主義。

托氏指出：假定「官僚們仍繼續統治著國家。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關係也不會凝固不動的。我們決不能希望官僚們會為社會主義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願的犧牲自己。現時，官僚們既然不顧那些太顯明的不便利而採行軍官階級和勳章，那麼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係上去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許會說，大官僚一點也不注意目前的財產形式是甚麼，只要牠能保證他得到必需的進款就行了。這種論斷，不僅忽視了官僚自身的權利現在尚不確定，而且忽視了他們的兒孫的問題。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囑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辣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個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們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勝利，那就是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佔有階級了。」（註十七）

官僚與私有化

在這方面，連曼德爾那樣博學的托派理論家也被官僚的「反資本主義」一面迷惑了。他認為，蘇聯官僚作為工人官僚，由於他們以國有財產為生，所以也自始至終都會保衛國有財產。他還薄責托洛茨基「低估了蘇聯大多數官僚對集體財產的關連程度」呢。不過，事實証明官僚並不會無限期地保衛國有財產。在今天的前蘇聯、東歐以至中國，官僚都在大規模地進行「欽選干部的私有化」呢。（nomenclatura privatisation）

托氏早就指出：

「在蘇維埃社會一切階層之中惟有官僚層最完滿的解決了自己的社會問題，並且完全滿意於現存的狀況，所以牠對牠的政策的社會主義方向已經不提出甚麼主觀的保證了。牠之繼續保持國有財產，只因為牠害怕無產階級。」（註十八）換言之，官僚之不能把反動走到底，變成復辟，只是因為他們當時所處的國內外階級關係使然，而不是甚麼固有本質。一面是敵對帝國主義，另一面則是仍然保存著十月革命的記憶的工人階級。在當時，任何魯莽的復辟行為都會冒沒頂之險。但就官僚自己的固有本性而言，則總是在期求把現有特權「傳給自己的兒孫」，正式變為私產。曼德爾將「工人官僚」看得不可轉逆，是錯誤的。官僚並非天然地只會為工人服務（以惡僕的方式來「服務」）。這些「工人官僚」其實不難搖身一變為資產階級的官僚。今天這已經成為事實了。但托氏早就指出：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維埃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當中，行政長官當中，技術家當中，經理當中，黨部書記以及在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的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政黨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註十九）

「官療內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極小的少數，他們消極地反映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不斷生長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一貫牲來表現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準備充當買辦角色的候補人，並不是毫無理由的，認為新的統治層只有在同化於「西方文明」，即同化於資本主義的名義之下拋棄國有化，集體化和對外貿易的獨佔權，才能保證他們的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散漫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自由派的傾向，這些傾向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歸趨。」（註廿）

這幾行字簡直像是寫於九十年代似的！我們今天看看前蘇聯及東歐的情況，就不能不驚嘆托洛茨基的預見之準確。

是過渡社會嗎﹖

在卅年代，有人指出蘇聯已經復辟資本主義。托氏答道：這樣說仍然過早。蘇聯革命已經墮落，而且「墮落到某一時期是必然破滅的」，但是「這個事實正在演變的進程（墮落）中，且還沒有獲得穩定的形式。」（註廿一）

這個「進程」竟然花了七十年之久，使不少人在1989年之前一直受到迷惑，以致對蘇聯作出錯誤判斷，連曼德爾也不例外。他把蘇聯界定為一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社會，它由於世界革命之延緩及官僚權力對世界革命之壓制而使它凍結於那個階段。」（註廿二）

曼德爾說是「凍結」，然而托洛茨基卻說「蘇聯的性質尚未為歷史決定」（註廿三），「還沒有獲得穩定的形式」，但是，「墮落到某一時期是必然破滅的」。二者說法多麼不同！怪不得曼德爾對官僚之復辟資本主義完全是手足無措了。

其實托氏並沒有承認蘇聯是一個過渡社會：

「若將蘇維埃制度說做是過渡的或中間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拋棄那些既成的社會範疇，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內）和社會主義。這樣的說法，除了本身說不通以外，還會發生錯誤的觀念，以為現在的蘇維埃制度只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性。其實牠向後倒退到資本主義也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個更完備的定義，那必然是一個複雜的和麻煩的定義。」（註廿三）

關於這個「複雜和麻煩的定義」，我們不打算羅列於此，請讀者自行翻閱。總之，托氏強調，「蘇聯乃是介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矛盾的社會」，而且這個矛盾使蘇聯不可能永久凍結在「墮落工人國家」的階段上的。如果不是由工人革命來阻止墮落繼續，那麼墮落到某一時期是必然破滅的。

（在文章開頭，有兩處引文，可能會讓一些人以為托是承認蘇聯是過渡社會。一是說蘇聯「毋寧稱為一種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準備制度」。注意，這裡只是說過渡的「準備制度」，而不是過渡社會本身，購置船艇是過渡河海的準備，但並非過渡本身。至於第二個引文，說「蘇維埃形式的財產關係」，「只能說是一種過渡的制度」。這裡的主語是「財產關係」，即國有財產，而不是整個蘇聯本身。托只是說國有財產是一種「過渡的制度」，而不是說蘇聯整個而言是過渡社會。）

官僚統治危機與投降帝國主義

蘇聯的官僚層的統治雖然比托氏所預期的要長，可是，它的危機還是最終爆發了。經濟的增長日益與官僚統治不可調和，因為官僚「摧殘了創意力和責任感，無此二者即沒有而且不能有甚麼品質進步可言」。官僚可以照搬西方的大工廠，可是，經濟越發展，就越碰到品質的問題，「而此問題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們所能操縱的。」（註廿四）蘇聯經濟自七十年代日益停滯。全面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八十年代末終於爆發了。「一國社會主義」完全破產。群眾對官僚的挑戰日益嚴重。當腳下的根基崩塌時，官僚的「相對獨立性」忽然消失了。它為了拯救自身的特權，終於決定拋棄國有財產，向帝國主義靠攏。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工人階級早已經大大喪失了十月革命的記憶，而這一點使官僚在復辟這一方面不再那麼「害怕無產階級」了。相反，葉利欽等打出的什麼「市場經濟」，什麼「把人民財產歸還給人民的私有化」，工人初聽起來還似乎很好聽呢。工人的思想混亂大大幫助了官僚復辟。

托洛茨基早就說過：

「史大林主義的政治制度之不可避免的崩潰，只有在這個波拿巴特主義之被清除，是經由無產階級的先鋒的自覺行動所造成的情況下，才會帶來蘇維埃民主之建立。在其他任何一種情況下，取代史大林主義的只能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註廿五）

1990年以來在蘇聯所發生的事情正好是這樣。既然工人階級沒能起來打倒官僚，重建工人民主，那麼，處於重重危機中的官僚便一定復辟資本主義。

托洛茨基連復辟的具體方式也作了精確的預測：

「如果蘇維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計劃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與其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破裂。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牠們會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會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場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的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伴著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註廿六）

結語

工人國家的雙重性質上的矛盾，終於解決了，不過，不幸地不是以社會主義傾向勝過資本主義傾向的方式來解決，而是以後者壓倒前者的方式來解決。然而，對於一切追求一個自由和平等的社會的仁人志士來說，仍然沒有悲觀的理由。我們在這裡不能作深入分析（關於對今天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的分析，請參看先驅社出版的《為人民社會主義奮鬥》一書）。我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的著作至少會提供一些正確的分析方法，幫助我們思索世界工人運動的前途。他對蘇聯的分析，也可以使新一代的社會主義者吸收蘇聯墮落的歷史教訓，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形成一個新的奮鬥力量。

註釋

註一：《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春燕出版社，45頁。

註二：同上，57頁。

註三：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1927, Pathfinder Press, p.334

註四：《俄國革命史》，中譯本，第三冊，323頁。

註五：《被背叛的革命》，261頁。

註六：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3-34, p.102

註七：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Pathfinder Press, p.61

註八：《過渡綱領》，中譯本，44頁。

註九：《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50至51頁。

註十：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7-38, p.66-67

註十一：《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101頁

註十二：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40, p.66

註十三：《被背叛的革命》，217頁。

註十四：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7-38, p.65

註十五：《被背叛的革命》，239頁

註十六：《過渡綱領》，48頁

註十七：《被背叛的革命》，221頁

註十八：同上，219頁。

註十九：同上，220頁。

註廿：《過渡綱領》，中譯本，45頁

註廿一：《論蘇聯國家性質》，十月書店，14頁及5頁。

註廿二：Internal discussion Bullutin, no.7, 13th World Congress

註廿三：《被背叛的革命》，222頁

註廿四：《被背叛的革命》，239頁

註廿五：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35, p.182-3

註廿六：同廿四，218–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