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38期,1996年6月
去年夏秋間在北京流傳的一份萬言書,據說是由一位與鄧力群關係密切的「左派」人仕所寫。他最近又寫了第二份萬言書了。第二份的全文仍無由見得,但多少也引起注意。從別人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兩份萬言書都是針對資產階級。第二份還看不到,且不去談它。第一份(以下簡稱萬言書)毫不含糊地指出,新生的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一個自在的階級,而且正在向自為的階級轉變,遲早會向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挑戰,要求「分享乃至獨佔國家政權」,「因此資產階級應是今後十年內我國國內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對象。」
官僚資本,隻字不提
萬言書認為在每年流失五百多億國有資產中,不少是化公為私的,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財產,因此,「可以認為,我國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主要是全國人民四十年辛勤勞動的血汗喂養起來的。」這些逐步壯大的資產階級,日益要求分享政權,包括用賄選方式去爭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他們更大肆賄賂官員,令官員在勞資衝突中偏坦資方(第二份萬言書也特別強調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造成勞資矛盾尖銳)。
不少人因為萬言書這些論調而譏之為「極左」,認為它要恢復毛澤東時代那種極權統治,甚至拿它同文革路線相比。這恐怕不是事實。叫它極右比叫它極左來得正確些。萬言書的一般語氣自然會叫人聯想到「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時代,可是,稍為留意一下就會發覺二者畢竟有很大分別。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之後,就採取了逐步消滅資產階級
財產制的政策,而且最後發展到連小商品生產和交換都大大限制的地步。相反,萬言書承認,「現階段私有經濟具有積極作用,應該允許其存在和發展」,只是認為要對其「消極作用」加以限制,將之控制在「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補充地位上」。可見,萬言書同現在許多走資派的分別,並不是前者反對走資而後者贊成(更不是代表了一邪一正的分別),而是走資路線怎麼走,是在保持相當多國家控制的前提下緩步放寬私有經濟,還是大大削弱國家操控、大大發展私有經濟的路線。
如果說萬言書上述論調可能只是門面說話,未足為憑,那麼,它那特別對之沉默甚至隱暪的東西就更能說明問題。它反覆指責資產階級怎麼吸吮民脂,怎樣賄賂收買黨幹部等等,反覆指出私人資本怎樣野心勃勃,可是,它一句也沒有提及另一個更為窮凶極惡的資本集團──官僚資本。現在各級官僚早已不僅僅是「貪污腐化」一詞可以形容,甚至連「官倒」一詞也顯得落後了。現在各級官僚──而且不限於企業單位,還包括事業單位及各個行政部門,從軍隊到公安,從海關到工商部門──都不僅在流通領域倒買倒賣,而且是在各個實業部門自建公司,自行掙錢;具體形式,有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都離不開化公為私,「公私合營」的原則。私人資本同官僚資本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事實上,私人資本如果沒有當官做老爺的人當後台,或至少同他合作,一般都不容易掙大錢。所以,萬言書只談私人資本如何如何壞,卻一句不談官僚資本如何壞一百倍,未免有點厚此薄彼吧?為什麼要隱暪官僚資本呢?它們不敢暴露官僚資本,本身不就已經是暴露了自己對官僚資本的坦護嗎?這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制度有哪些相同?如果不同,不就說明萬言書不代表極左立場嗎?
右的國家主義
到了今天,真正堅持實行那種「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的黨官,恐怕已經是稀有動物了。陳雲以至萬言書的立場,同民陣的分別,並不在於一個要實行毛式體制,一個要實行市場經濟,而是在於一個要讓官僚集團始終獨掌政權,同時使國家資本主義在同私人資本競爭中壓倒對方(客觀上也就是助長官僚資本);另一個則主張政治和經濟都自由化,讓私人資本壓倒國家資本,同時也多少開放一點政權給新興資產階級參與。一些人以為萬言書還是過去那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的立場,多少是因為萬言書那種國家主義的氣味──一切國家至上;國家對社會的管制越多越好──以及言必「無產階級專政」等。可是,第一,國家主義原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獨有。法西斯主義在這方面(國家崇拜、極權主義)本來就同史大林、毛澤東主義是一樣的。如果說史、毛同法西斯主義有不同,而且前者有時還會起一點歷史進步作用,那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在國內廢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法西斯主義卻是幫助大資產階級壓碎工人運動。到了現在,官僚集團不僅容許資產階級復活和發展,而且首先讓自己「先富起來」了。而原先還有點就業保障的工人階級,現在就逐漸淪為新的賤民。所以,到了這一步,萬言書那種國家主義,就更談不上任何進步作用,而且更進一步同法西斯主義靠近了。到這個時候如果還有人承認中共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那是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為資本服務的官僚專政。
萬言書對資產階級的批評
萬言書所要捍衛的「專政」,不多不少,也正是這種專政,而且首先是為官僚資本服務的專政。至於私人資本,官僚自然也要在許多方面服務它,尤其在壓制勞工權利方面服務它,可是同時官僚向它索取高昂的代價,而且對於私人資本的勃勃野心加以限制。普通人民雖然不必特別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野心操心,可是,由於中共的專制統治不限於針對資產階級,而且首先是拿來針對工農群眾,學生以至知識份子,所以人民要堅決反對中共的官僚專政,爭取自由民主,有時也不妨同資產階級結盟。萬言書把自由民主一概冠以「資產階級」的定語,好像資產階級才需要自由民主,而無產階級是不需要的──這恰恰暴露了他們對工農群眾的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的天然仇恨,恰恰揭穿了他打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招牌是冒牌貨。
不過,萬言書對資產階級的批評,不少是符合事實的。有些人連這樣一點也否定,或者對萬言書簡單地嗤之以鼻,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直以來,民陣之流不斷製造神話,把新生資產階級(他們叫作「中產階級」)抬高為民主旗手。可是,事實上,他們雖然在對待工人階級方面顯出一切專橫傲慢,可是在面對官僚專政的時候,卻完全暴露自己對官僚的依附性和軟弱性。1990年的民陣宣言,便反覆強調,他們最希望的,不是由人民起來廢除中共統治、建立徹底民主,而是「中共黨內的開明力量自覺承擔起民主改革的使命」而已。萬潤南那種主張「中產階級」實行官商勾結、用「金錢來腐化這個政權」的「貪污促民主」論,更進一步反映新生資產階級那種膽小如鼠和投機性格。所以,萬言書擔心資產階級會為獨佔政權而鬥爭,實在是過慮了。他們那裡有這個膽子!回頭看看那些香港資產階級怎樣對中共奴顏婢膝,就不難知道,大陸的新生資產階級的表現決不是偶然的了。其實,萬言書表面上針對得資產階級限厲害,很有可能只是一種發動黨內鬥爭奪權的借口而已。與文革不同的只是,文革時所謂「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捏造,而現在資產階級的的確確復活,而且在中共黨內也有不少代理人。
對於人民來說,不論是官僚還是資產階級,都不是什麼救星。不能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自由民主只能由人民用集體力量去爭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