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33期，1995年6月

有關鄧後繼承人的問題，存在各種各樣的猜測。有人說「江落石出」，意謂喬石將會取代江澤民，或至少會利用人大系統同江抗衡。有人說萬里將會在鄧後成為改革派先鋒；有人說原來楊尚昆不算壞人，也有可能在鄧後推進改革。至於江澤民，雖然沒有多少人叫他改革派，但是也對他最近的打「虎」寄予希望，並且認為他此舉使他取得民心，樹立了權威，不至於做華國鋒第二。

要丟掉幻想

所有這些猜測，或許都有若干道理。擺脫了大家長的第三代領導人，與仍然活在大家長陰影下的時候相比，可以是大不相同的。不過，如果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自我改良身上，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因為，相反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結果可能是誰也不肯進行民主改革，反正現在看不到一點跡象；也有可能在進行了第一步之後便走回頭路。鄧小平當年不也是這樣嗎？

中共在鄧後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這種可能性當然是有的。但是，即使這樣，如果沒有人民的民主奮鬥的呼應，他也注定失敗。要知道，中共的多數幹部早就墮落成一個特權官僚集團，其中的反動保守勢力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沒有人民民主奮鬥，任何黨內最高領袖的民主改革都不易貫徹，甚至大有可能成為趙紫陽第二。

怎樣評價「改革開放」？

但是，要人民煥發出新的政治熱情，不能僅僅提出一般的民主要求，而且必須同時高舉保障工人、農民的生存權利的旗幟，才有可能吸引工農群眾參加到民主運動中來。雖然直到今天，國內很多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仍然不願意走結合工農的路線，但至少也有小部份知識份子開始明白工人階級可以起的巨大作用（事實上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工人），進而提出一些工會性的要求（設立社會保障、增加工資、增加就業機會、工會自由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必要、非常有用的，不過，同客觀形勢所要求的相比，就遠遠不夠了。

現在國有企業大批停工、半停工以至破產，工人大批失業、半失業，工資又追不上通脹，社會福利被削減，而農民既受剪刀差（註一）之苦，又受官僚亂攤派的欺壓。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共那種官僚資本主義的所謂「改革開放」路線的結果。不根本否定這種路線，而是著眼於提出工會性要求，就像是醫病只針對病徵，而不針對病源那樣，一定是無實效的，頂多只是稍微減輕一點苦痛吧了。

自然有不少人是基本上肯定中共十六年的經濟改革的。他們說，改革開放使人民享有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空前的經濟自由；中國經濟十多年來都以高速發展，等等。

首先，他們忘記了，總產值連年高速發展，並不等於總體經濟的均衡發展。十多年來，高速發展的只是部份加工工業，尤其是投機性事業，而基礎性部門及教育科研等，卻始終低速發展。何況，即就高速發展的部門而論，也只是建築在龐大外債內債上面的。外債一千億美元，內債，單是國債券就達一千三百億人民幣，還沒有計算每年的財政赤字。靠借債來高速發展，而結果就是債台高築、經濟衰退，這種情況，在整個八十年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經歷過。中國再這樣下去，重蹈覆轍就難免了。

其次，說改革開放使人民享有空前的經濟自由，抽象而言並沒有錯，但具體到不同層份的時候，結果就大不相同。抽象來說，人人都有發財自由。但是，實際上只有官僚和資本家才有種種條件發大財，而大部份知識份子，更不用說工農，最多也只是多了點兼職自由、出賣餘糧的自由而已。但不要忘記，另一方面，現在官僚也有更多自由對付人民，包括自由開除工人，自由削減社會福利，自由地向工農亂集資亂攤派，更不用說在政治上自由地專人民之政了。

兩極分化在發展

中共的經濟改革路線的本質，現在應當看得清楚了。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的時候還說：

「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佔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事實是，這兩條都沒有堅持。

先說兩極分化。官方數字也承認，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從1981的1.7倍擴大到1990年的2.5倍，農民的貧富差距從1978年的2.9倍擴大到1990年的4.5倍。（註二）其實，這些數字同現實還是有差距的。第一，上述數字不包括91至94年的數字。而恰恰在這幾年內，中共官僚的貪污腐化以及官商勾結的情況發展到駭人聽聞的程度。一方面大陸仍有八千萬人吃不飽飯，另一方面卻竟有大款以比賽撕鈔票為樂，以吃幾十萬人民幣一桌酒席為榮。其次，無法知道上述數字是怎樣算的。實際可能遠不止此。比如說，有一個調查表明，佔總人口不到5%的個體戶有26%的存款，平均來說，是農民家庭的13倍，是城鎮居民的3.9倍。（註三）官方的數字不敢列出官僚及高幹子弟的存款。有人說，北京十二戶最大額的存款戶中，就有十戶是高幹子弟。

十六年的經濟改革的結果，就是促成了資產階級的重新崛起，尤其是促成了官僚集團變成為官僚資本集團，侵吞了巨額的國有財富。在這十六年中，官僚侵吞國有財產的方式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初則只是一般收賄，到了八十年代中以後，開始大規模的官僚經商、官商勾結。而近年則進一步從事金融及地產投機。

官方研究員也承認：

「我國由於價格雙軌制所形成的物資、資金、外匯的價差達4000億元左右，其中40%落入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人手中去了。」（註四）

換言之，單是從雙軌制而來的財富，每年就有1600億元入了官僚或與他們勾結的私商的口袋。

怪不得人民編了兩句順口溜來表達他們對中共的「改革開放」路線的立場：

「經濟活，壞現象。幣值貶，物價漲。搞死搞活都一樣。」

「毛澤東壞，毛澤東壞，毛澤東一塊頂一塊。鄧小平好，鄧小平好，鄧小平一塊頂一毛。」

如果有誰還認為要支持中共進行那種經濟改革的，那客觀上他只是官僚資本和私營資本的代言人而已。中共每一次進一步擴大市場化的時候，都許諾人民，他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一方面是為了獎勤罰懶，另一方面則是維持公平競爭。現在看來，這只能是一句笑話。既沒有民主監督，又沒有法治約束，這樣一種市場經濟，只會造成官商勾結下的不公平競爭，只會造成獎懶罰勤（農民起早摸黑地辛勞還吃不飽飯，而官僚就尸位素餐）。

市場經濟，失業難免

有些人承認現在的經濟改革的確產生了很多壞後果，但是，他們認為，那只是由於中共專制。如果實行民主，那麼，資本主義的市場化改革就會大不一樣。

這種觀點經不起事實的考驗。西方國家同樣有代議民主，可是，自從七十年代以來，它們還不是一樣出現經濟衰退和廣泛的工人失業？資本主義一定會出現貪富懸殊和週期性經濟衰退及失業。不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在這方面的結果都一樣。今天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對於西方經濟能否再次出現長期繁榮表示悲觀。並不是說不會再有經濟增長。雖然現在已大大不如戰後至七十年代之間那樣高的增長，但增長還是多少有的。同過去不同的只是，現在的增長是聯合國九三年一份報告所稱的，是「沒有增加就業機會的增長」（jobless growth）。一方面勞動生產率仍繼續增高，另一方面，卻越來越多長期失業者（在歐洲聯盟一千五百萬失業者中，有一半是長期失業者）。這種狀況已經開始引起工人反抗，而且在不少先進工人和青年人當中，越來越多人對資本主義現狀失去信心。如果像歐美那樣發達的國家，工人狀況尚且如此，在中國那樣落後的國家，即使有了代議民主，情況也只會更壞。所以，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沒有理由擁護資本主義的「改革」。

爭取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

從頭起中共那種「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就是一種恢復小部份人剝削人民的制度。站在人民立場上，沒有理由不去爭取建立一種讓人人有工做，人人有像樣的衣食住行、政治上又實行充份民主的制度。這就是我們稱之為人民社會主義的制度。

反對把國有企業變成資本主義公司制

在走資狂潮下，對國有企業的否定越來越成為時髦。現在，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比，已經下降到48:52，不夠半數了。中共口頭上還沒有根本放棄國有制，但是，所謂公司化改革，實際上是一種隱蔽的半私有化。

勞動人民要明確地反對這種政策。目前已有的國有企業，沒有理由將之變為資本主義化的公司，沒有理由變成私有或公私共有的企業。我們完全支持個人生活必需品屬於個人擁有、那樣一種私有財產。但是我們反對把國家的大規模的生產事業變成私有財產。這樣做不僅是化公為私，而且往後必然使一小撮權貴和資本家騎在人民頭上予取予攜。

「所有主虛置」？

有些人認為，國有企業名義上屬於人人所有，但既然不可能十一億人民共同經營，那就注定人人不能負責，因而也注定國企經營不善。這種見解非常可笑。不能人人共同經營，就不能夠人人監官，而且首先是企業工人通過民主程序加以監督嗎？如果人民有權取得有關資料，有權在報刊上加以披露和批評，有權通過民主程序去撤換瀆職的管理人員，那麼，不需要共同經營，也大可共同負責，防止企業管理者浪費國有財產。大陸的情況根本不是這樣，不是人民明明有權過問國有財產的管理問題而放著不去過問，相反，是絕對無權過問，連想了解一下真實情況都有可能被抓去坐牢，在這個情況下，又怎能要求人民負責？怎能因為國企虧損而把責任推給人民？上述論調只是客觀上為有權而不負責的中共官僚開脫應有責任吧了。

其次，上述觀點的前提本身也是錯誤的。那個前提就是，只有當經營者也是所有者的時候，才不會出現「所有主虛置」的問題，才會發揮真正的企業家精神。我們過去也指出過，這根本違反現代趨勢。外國的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往往有股東幾十萬甚至一百萬以上，他們又何嘗人人參加經營？還不是把管理權交給經理嗎？現代大企業早就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制度了。私人企業中的經理，往往只擁有所屬企業的極少量的股票。所以，在他們所管理的資產中，屬於自己的風險的部份也是極小的。他們的主要風險，主要還是因經營不善而被辭職而已。但是，國有企業難道也不可以是這樣嗎？事實上，有學者指出，西方的私人企業的經理，有時比國有企業的經理更不易因經營不善而辭退呢。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國有企業不能一面保持國有，一面把日常經營權交給專業人士，沒有理由認為國有企業一定要變為某種形式的私人所有，才能發揮出效率。

國有企業並不一定虧損

認為國有企業必然虧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都有盈利不低的國有企業。其次，盈利固然不一定表示它們經營得當，但反過來，那些不盈利的，也不一定表示經營不善。不少國有企業虧損，是由於它們本來就是屬於利潤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潤的、主要是基礎性部門，例如能源交通等，而不一定是經營不善。另一方面，在歐洲大陸諸國，許多國家都仍然有大量國有企業，例如法國、奧地利，而它們許多都相當有效率，雖然不一定盈利很多。

從頭起就沒有理由把盈利當作一切經濟或社會單位的最高標準，只能承認在某些行業可以這樣做。最鼓吹市場萬能的學者也不會主張國防工業需要以盈利為原則。為什麼那些統治者可以不計成本地花錢造殺人武器，但是，在同人民息息相關的部門，從郵政到水電，從交通到房屋，卻要求非有盈利不可呢？厚此而薄彼，不正證明這些人為誰服務麼？

國企實行民主經營

目前的國有企業的確存在管理不善、冗員太多的問題，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目前中共的那種資本主義「改革」——讓大批國企破產、大批工人失業——卻無論如何都要反對。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讓一些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關門，也不反對個別企業裁汰冗員；但是，這些做法一定要以國家不放棄國有財產制和不放棄就業保障的原則為前提。現在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取消這兩者。關於堅持國有制，我們上面已經談過，現在來談談國企的改革方向。我們認為，改革的大方向，不應當是朝向官僚資本主義，而應當朝向人民社會主義。在人民社會主義下面的國有企業，同從前那種官僚社會主義不同的地方，是實行一種比西方代議制更徹底的民主。只有當國有財產制同民主制結合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恩格斯早在1883年的一封信裡就指出過，國有制本身，並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真正含意，就是勞動人民自由地聯合起來，共同生產。而沒有民主制度，「自由聯合」是不能想象的；它一定會蛻變為一小撮特權份子假借國家之名來剝削勞動人民。

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制度，不限於政治民主，而是要包括經濟民主。這首先表示，社會經濟的最高管理權要掌握在人民手裡。國家對經濟的規劃與調節要在民主基礎上進行，市場調節應當保持在不致造成兩極分化的限度內。中央與地方、中央與企業之間要有適當的分權；國有企業實行民主經營（日常管理自然可以交由專業人士負責）；實行普遍的工人監督生產；逐步吸納工人參加管理；國民經濟的資料、帳目要完全公開，方便人民行使監督權；實行多黨制，立法行政機關需由選舉產生；而且其中任何一個公職人員都可以隨時撤換。

要捍衛就業權

我們主張的就業保障，並不是像過去那樣，企業不能開除工人的制度（這個制度的另一面就是工人也無權轉業轉廠，所以實際上是一種工奴制）。我們主張的，乃是國家保證通過種種政策，去創造就業機會，確保凡失了業而又想工作的人，都一定有工可做。人人都有工做，就表示人人自食其力，人人又都參與生產財富，這是任何健全社會都是應當承認的原則。自然，不僅要人人有工做，而且要把工作做好才行。但是，那是企業管理的問題。我們相信，如果企業實行民主經營與科學管理結合的辦法，是可以解決勞動效益的問題的。總之，企業需要對聘用工人有自主權，同國家保障就業權，在一種為人民的消費而非為一小撮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下，是並不矛盾的。相反，還能相得益彰，能夠真正發揮生產積極性，因為這種制度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真正是為自己而非為官僚或資本家而工作。這同官僚社會主義工奴制之壓抑勞動者的自主精神和創造性，同資本主義之用饑餓、失業作為壓搾工人精力的手段，是大不相同的。

只有這樣一種社會，才值得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去爭取。其餘兩種都是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