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京

《先驅》第37期，1996年5月

編者按：

我們多謝趙京先生的來稿。不過，趙先生的文章內有一個事實錯誤。文中提到美國的斯巴達克派聯盟（Spartacist League）為第四國際支部。這不符事實。第四國際在美國暫時沒有支部，只有一個同情組織（社會主義行動Socialist Action）以及參加了《團結》這個社會主義組織的第四國際支持者。斯巴達克派聯盟一向不屬於托派運動的主流，而且一向被視為半史大林主義的流派。

與歐洲相比，美國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缺少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熊彼特等來自歐洲的學者對此進行過考察與分析，可以舉出如下的原因：（1）美國的獨特歷史很難以階級鬥爭來區分社會矛盾，（2）美國政治制度的先進性（權力制衡、言論自由等），（3）美國統治階層的開明性（華盛頓不貪權，杰佛遜等民權派人為地分裂出兩大政治集團交替掌握國家權力等），（4）美國工會的排斥鬥爭、專注調和的特徵，以及（5）美國統治階層對於激進改革派的鎮壓（如超法規地處決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廣泛的社會平等指向，美國是最早（大規模）地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它的社會保健也很早開始普及，美國民眾根深蒂固的反政府信念（注一）使得本杰明把無政府主義列為美國意識形態的三大要素之一。或許可以說：正是因為如此，作為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在美國社會缺乏吸引力，很難展開制度性的活動（如議會或總統選舉）。

我到達威斯康辛大學（Madison校區）後不久，就參加校園中ISO（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支部的討論會。這一周的課題是反對克林頓政府派兵（兩萬美軍）波西尼亞，討論如何向出征士兵的家庭宣傳。ISO的Madison支部每周都舉辦一次專題討論，由成員就某一個關心的社會、政治問題做研究報告，再讓大家討論。我雖然已經不再簡單地贊同馬克思、列寧的思想、理論中許多重要部分了，但沒有猶豫地填表、交費加入了ISO。我更願意把自己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但沒有理由以意識形態的分歧影響參與、支持任何種類的進步、正義組織活動。我離開東京時，在3A（想象中的Asian Anarchist Association）聚會中，我們一致確認了「不非難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ISO在美國主要靠機關報（雙周刊）《社會主義勞動者（Socialist Worker）》（辦事處設在芝加哥）聯系全美各處的33個支部，並隨時就美國或世界的社會時事出版宣傳手冊。各個支部除了每周一次自主討論會外，還得在街頭銷售Socialist Worker。我第一次隨著他們在嚴寒大雪（零下十幾度）中叫賣了一個小時才售出一份，實地感受到美國民眾對社會主義的冷淡態度。有一次叫賣宣傳時，遇到同系（政治學）畢業的縣議員，他大為吃驚：趙，你在幹甚麼﹖我不需要社會主義！另外，會員們還得參加與別的政治團體共同舉辦的遊行、宣傳活動，據說Madison是全美最激進活躍的三大城市之一，我時常自問是否已經變得保守起來了。例如大赦國際為主的廢除死刑、西藏自由活動，我感到可以理解，但對同性戀（或者群居生活）權利訴求卻總感到缺乏自信。這一類的活動我由於時間關係都敬而遠之，但對經典的社會主義任務──支持工人罷工──則非常重視。

從某種意義上看，美國的社會主義活動還得依賴工會活動的性質和特徵（ISO要求會員盡可能地參加所屬工會）。近年來美國實際生活水平的停滯甚至下降（注二）首先衝擊到最低層的勞動者（或無職業）家庭，例如AT&T在「合理化」中解僱四萬員工（此舉連聯邦政府勞工部長都看不下去）以確保利潤（股價上升，主席的年收入高達五百二十萬美元），社會福利很好的威斯康辛州最低工價為每小時2.99美元（W–2法案）等等。這已經激起了勞動者以及別階層的抗議，而全美第三大都市且偏重於傳統產業的伊利諾州（首府芝加哥）首當其衝。九五年十二月，近年來持續最長的兩大罷工都以失敗告終。

Peoria的八千七百多牽引車制造工人，毫無結果地結束十七個月的罷工回到廠房；Decatur的七百六十名堅持了兩年半的工人被迫接受A.E. Staley Manufacturing公司的「最佳且最後」方案（此方案比他們九二年十二月拒絕過的方案還苛刻）復工，更令人痛心的是當被解僱的工人要求分取罷工期間的捐款時，新成立的工會請來警察驅散了他們。勞動階級的利益分裂是他們全體受政治壓迫的重要原因之一。

Staley罷工為今天的美國工人運動提供了許多教訓，復工後一個月（一月二十二日晚），近兩百多原來工會的組織者和成員以及家屬在Madison舉行了紀念集會。我隨ISO的成員驅車趕去會場，並銷售印有支持Staley罷工的Socialist Worker，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作為團體的美國工人階級。七、八百位在台上的組織者各自反省、檢討了他們的過失（當然，更該責難的是那些復工後「官復原職」的工會負責人），我記得在一次ISO研究會上討論過關於美國工會「官僚」這一特殊階層的社會特徵（脫離了第一線的產業勞動），罷工的結果對他們並不如對於勞動者的影響深刻。Staley的最大客戶百事可樂（Pepsi.Co）的工會沒有響應、支援，使Staley資方不接受罷工的要求。許多工人和支持者也發言表示紀念和檢討，有一位從芝加哥趕來的九十三歲老人很激動地說：我參加工人運動已經七十多年了，經歷了許多次失敗，但我仍然做好準備被警察抓進監獄！

三月二日，我們Madison支部的近四十名全體成員驅車去芝加哥參加ISO的中西部大會（兩百多名出席）。在全體會議上，首先介紹最近的法國總罷工的成果，特別指出平時的法共、工會的活動的重要性；其次是控告最近在芝加哥發生的對於黑人、移民的警察暴力（晚上有幾位受害者證言）。美國的統治階層在近年的經濟不振中不檢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反而挑出既存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例如由於（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三國）北美貿易協定實施，造成墨西哥北部大量勞動者失業，不少人因而「非法」進入美國打工。Socialist Worker報道有一個墨西哥工人為了養活妻小冒險到加州打工，前不久沒有工作終因饑寒交迫死去，還靠善良的美國民眾湊錢把他的遺體運送回家。前不久美國國會正在審議新的移民法（Simpson Bill S 1394）要對移民加以苛刻的制約。我剛到Madison參加學自聯的會議，大家討論如何遊說阻止此法案時，一位（自「六四」事件以來）頗有經驗的同學提醒，分別出「合法」與「非法」移民。事態的推移果然與他的經驗相符，因為包括Microsoft在內的大先進企業必須僱傭大量的中國、印度廉價勞動力（多持有博士學位）確保競爭利潤，法案修正後大為緩和對「合法」移民的限制，但相應地加強了對「非法」移民的取締，克林頓政府甚至超法規地動用聯邦軍隊幫助州警察或移民局在美、墨邊界修築障礙並追捕墨西哥人。

在討論目前總統選舉的分組會上，報告人通過克林頓執政三年來的政策說明民主黨並不是比共和黨較好的惡魔，不應該投克林頓的票。問題在於：為甚麼美國的政治中進步組織的活動（黑人、移民、同性戀、婦權）最終都把選票轉入民主黨了呢﹖除了民主黨明智地吸取了這部分支持外，也是因為美國的選舉制度阻礙了第三勢力或更小政黨的出現──連提名權都被剝奪悼了。例如國會議員的選舉，如果實行全國以政黨為單位的選舉（至少在參議院），小政黨可以獲得與其支持率相應的席位（如100席位╳1%支持率＝1席位），即使只保有一個席位也可以在國策中傳達出完全不同的政治信息影響國民（如日本共產黨）。在目前的選舉方式中，極端地設想，第三政黨即使獲得全國33%的支持，但如果在每個州都處於第三位的話就一個席位也得不到，更不用說社會主義組織在美國很難取得「第三位」的支持率（註三）。

我略為感到意外的是芝加哥會議中也是知識分子居多（會址本身就在DePaul大學），因為Madison只是州政府和大學相關機構的所在地，所以成員多為學生或職員不足為奇。問題在於由於缺乏勞動者成員，ISO為了強調工人的重要性反而對外顯得封閉自守。州政府職員Roger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他認為ISO的許多主張和活動都很有意義，ISO不必拘泥於理論而應吸引更多的「資產階級市民階層」參加。有時候我為了專業（政治學）研究沒去參加ISO活動，引起他們的不解、不滿。在尼加拉瓜叢林中作戰六年的桑地諾分子Julio經常要我不必「浪費時間」去學習「資本主義的民主、人權理論」，他們也要求我放棄與另一社會主義激進派「斯巴達主義者聯盟（Spartacist League）」的聯系，使我感到ISO中自列寧以來的布爾什維克「鐵的紀律」傳統在美國的存在。ISO與世界上另外十五個國家的同類組織保持聯系，其中英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影響最大，約有一萬五千人，可以領導罷工並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參加競選地方議員。ISO的規章中還要求會員不得利用internet傳送組織信息，所有這些不便，可能是由於我還沒有深刻體會到美國國家權力的殘酷性的緣故吧！

在美國的四、五個略具規模（成員數百名以上，發行定期刊物、舉辦定期公開活動）的社會主義組織中，上面提及的斯巴達主義者聯盟人數最少但最為激進，可以認為是美國的第四國際支部，它的機關報雙周刊《勞動者先鋒隊（Worker Vanguard）》的辦事處設在紐約，共有九個聯絡處。Worker Vanguard除對了紐約、東海岸報導較多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強烈的反對美國國家權力特徵，甚至支持「蘇聯紅軍在阿富汗抗擊美國侵略」、支持中國的核試驗以對抗美國、抗議美國移民局把中國船民收容遣還、抗議古巴政治亡命者挑起美國‧古巴衝突，也非常反感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對美國政府的諂媚言行」（香港的《十月評論》中有英譯文章，其中有些聲援「持不同政見者」的部分也為其抨擊）。斯巴達主義者聯盟甚至在社會主義者中也屬於「先鋒隊」，與別的社會主義組織關係很僵，有時候在支援同一罷工（如最近的紐約清潔工人罷工）的活動中與別的組織發生衝突，責難ISO是「CIA（中央情報局）的走卒」等等。它與加拿大托洛茨基聯盟（Trotskyist League of Canada）英、德的斯巴達主義者聯盟（在日本也有一個聯絡郵箱）。我的感受是：這些組織對中國的理解、關心都不如對俄羅斯深刻，成員們的獻身活動大多是出於信念而不是現實的需求。

作為一面鏡子或風向標，美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前景將取決於美國社會政治最近幾年中的變化，在這個變化中孕含著微弱的希望。

1996年3月8–9日

威斯康辛．Madison

註一：所有美國的政府權力完全沒有權威性，只是制度上的強制服從。筆者因受到美國駐日本領事的刁難不得已向國務省「陳情」時，幫忙的美國教授、同學們都責難道：「Lord（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這傢伙太混蛋」，「領館官員簡直不是人」，完全沒有「國家利益」的偏見，與日本民眾對國家的偏愛相對比。

註二：按照經濟學的統計，美國的國民總產值以及人均收入都在上升，但這種統計隨著產業結構的複雜化（主要是服務業多重環節產生的「虛假」累計產值）越來越偏離人們的實際生活感受。例如一場車禍或火災，反映在經濟統計中，是增加了國民收入，因為它們帶動了相關的服務行業的業務活動。

註三：美國歷史上短暫地出現過「人民黨」進入選舉，最近的「第三總統候選人」卻是大富豪或大軍事官僚。附帶提及的是：美國的這種扭曲的選舉方式對民主主義的危害正發生在日本的政治改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