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33期，1995年6月

中共近期的「反腐敗」舉動因為觸動前北京市委的高官（王寶森自殺，陳希同「引咎辭職」），所以非常引人注意。有些稱讚「江核心」敢於「打老虎」，期許他再接再厲，為民除害，而且指責那些認為江打虎不過是為了權力鬥爭的人是「反共反瘋了」。究竟江之打虎是否同權力鬥爭有關，局外人自然很難下判斷。不過，無論如何，江這次舉動無論如何不值得人民歌功頌德。且不說中共報刊在批評陳希同與王寶森之貪污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同時，又稱讚他對六四「平暴」的功勞，這一事實多麼令人倒胃吧。就以中共這次「反腐敗」行動而論，也有太多可疑之點。比方說，中共對於極普通的犯罪，也愛搞什麼公開宣判大會，大張旗鼓，那為什麼對於那些大貪官，不要說公開審判（其實這比什麼公開宣判大會更符合法治精神），就連對王寶森及陳希同的犯案情況也不作公佈？陳希同又有什麼「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麼不正式起訴他？為什麼一切都是黑箱作業？

陳希同不算大老虎

其實答案任誰都知道。如果公開出來，順藤摸瓜，很容易就讓人民知道，王寶森、陳希同還算不上什麼大老虎。更大的吊睛白額虎還在後頭呢。人們早就模仿國民黨時代的稱謂（那時有所謂四大家族支配著黨、政、經各方面），說中國有十大家族，其中包括了鄧小平一家。手上沾滿六四的人民的血的江澤民，會有勇氣背叛他自己所屬的官僚集團、站到人民一邊去同貪官污吏算總帳嗎？至少目前沒有絲毫跡象。

自由市場可防貪？

要根本杜絕貪官污吏，不僅需要把小老虎大老虎統統繩之於法，貫徹法治精神，尤其需要實行民主監督。有句人人都懂的老話：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既然這樣，就唯有防止黨天下的現象，唯有實行民主，才有可能防止貪污腐敗蔓延開去。

不過，頗有一些經濟學家，國內的和香港的都有，並不這樣認為。例如：

「產生貪污的最基本因素不是道德敗壞或是政制是否民主，而是資源是否依靠自由市場分配。……如果資源分配是靠自由市場的供求進行，貪官就算勇往直前，一貪到底，也會無用武之地，原因是人民隨時可以從自由市場價格得到自己想擁有的東西，根本毋須向貪官行賄。所以，……繼續深化經濟改革，把市場更加自由化，貪污的地盤將逐步消失。」相反，像印度那樣，雖然有民主制度，但不也一樣貪污腐敗嚴重？這是本港經濟學家雷鼎明的意見。（《打老虎與貪污網絡——再談貪污經濟學》，信報，九五年五月十日）

國內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說：要消除腐敗的誘因，就要「通過放棄種種逆市場的做法，解除種種管制，取消價格雙軌制，建立競爭秩序，建立公開市場等等，腐敗就會基本上消失。」（腐敗：權力與金錢的交換，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

自由的香港，自由地貪污

我們自然承認，國內那種價格雙軌制和某些不必要的管制，的確方便了官倒投機倒把。消除這些東西本身未嘗不是好事。不過，倘若以為，市場越自由化，這本身就足以使腐敗「基本上消失」，而不必依靠民主改革，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實上，號稱為最自由的市場經濟的香港，在七四年之前（那時要比現在還「自由」些呢）同樣是非常腐敗的，連申請一個水錶也要付賄。可見，「自由市場就會消滅貪污腐敗」的理論，多麼與事實不符！要知道，最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也不會自由到不需政府的地步。而只要有政府，就會有各方面的管制，而這就有了貪污腐敗的基礎。（私營企業的貪污暫且不談它）尤其如果沒有民主監督，官員貪污的可能性就只會更大。

即使是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達到「人民隨時可以從自由市場價格得到自己想擁有的東西，根本毋須向貪官行賄」的地步。因為總有一些東西是只有政府才會提供的。一個小市民如果要擁有一間房子，也要向官府辦許多種手續才行，而在廿年前的香港，他已經可能要付賄才辦得完手續了。資本家想擁有無限多的金錢。而其中總有不少人發覺到，以付賄方式來取得政府的合約，或以付賄來換取官員批准自己那偷工減料的工程，比之於自由而公平的競爭，是更容易發大財的門徑。

有錢能使鬼推磨

英國自從一九七九年戴卓爾上台以來，就一直追求更自由的市場化。但是，十多年下來，英國的貪污腐敗卻日益嚴重。付錢給國會議員，就可以請他在國會提問；付錢給官員，就可以拿到政府合約；付錢給保守黨，就可以拿到勳銜；在大規模的私有化中，官員讓資本家以多種方式得到好處。如此等等。可見，說什麼市場越自由，就越不會有腐敗的理論，是多麼站不住腳。

自由市場如果自由到那些學者所設想的那樣，貪污腐化恐怕只會更嚴重，而不是更少。因為，在這個情況下，就一定意味著貧富分化更為嚴重（因為所有保護窮人的措施、管制都會廢除），意味著有錢人的權勢的上升，而這一定促使更多富人利用金錢去收買官員。「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千年古訓，要比那些學者的理論更來得實際。

香港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

香港自從成立廉政公署之後，貪污腐敗的現象的確減少了。香港的經驗恰恰證明，自由市場的經濟也可以有廣泛的貪污腐敗，而如果要減少貪污腐敗，也不是使市場更自由化，而是相反，不僅貫徹法治精神，而且還要加強管制官員，改造腐敗的政府機構，最後更要有民間監督，尤其是言論自由。

有些人會質疑，香港貪污之所以減少，是因為有了廉署，而不是因為有了民主。在一九七四年的時候不要說民主，就連區議會那樣的假民主還沒有呢。這豈不證明，減少貪污不一定要依靠民主嗎？

當時的香港當然談不上有民主，但是，卻多少有民主改革運動。事實上，早在七十年代，香港就有不少激進青年要求立法局民選。這些青年發起過多次的運動，其中包括「反貪污、捉葛柏」的運動。（葛柏是一個貪污警官，被捕後竟然可以在關係網的照顧下施施然出境逃到英國，因而引起公憤）運動規模不算大，但是在促使港英下決心反貪方面，卻無論如何產生過相當推動作用。事實上，整個七、八十年代港英的種種改良（包括政制上的改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受到青年運動的壓力，再加上其他因素所致。也正因為存在這種壓力，所以也多少令港英要推行局部民主化，也同時令七十年代的反貪污的成果，能夠鞏固到今天。今天香港的民主化程度雖然不高，但是，它在澄清吏治方面的積極作用，無論如何不能否定。所以，香港的經驗正好證明，民主（廣義而言，不僅包括民主制度，而且包括民主運動，民主團體等）有助於防貪。民主化程度越高，這個作用越明顯。

代議民主，市場與金權政治

那位學者指出，一些實行民主的國家也有嚴重貪污，例如印度。這是事實。但是，他忘記了一點。一般而言，長期實行民主的西方各國，其貪污程度總是比沒有民主，或表面民主而實質專制的國家來得低些，在反貪方面也比後者來得認真些。至少，像意大利總理（還有大大小小的官）因涉嫌貪污而被起訴——這種情況一般就很難在專制國家出現。實行代議民主的國家也有貪污，也可以有嚴重貪污。這個事實，與其說是證明了民主無力防貪，不如說證明了代議民主本身還不夠民主，所以不夠力量防貪吧。這是因為代議民主的民主只限於政治上，而且也只限於立法機關及行政首長，而沒有擴展到政治其他領域以及經濟領域。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民主監督如果沒有擴展到經濟領域，就等於讓一小撮大富人操縱經濟命脈，以金錢炮彈影響政府官員。這樣，一面是一般選民很難真正監察政客，另一面，那些大資本家們卻挾著巨款，時時對一些官員、對議員實行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使他們成為自己的伙伴。金錢與權力，結成了神聖同盟，鬧出了無數的鬧劇、悲劇。有人一言以蔽之，曰：這就是金權政治。金權政治之所以產生，就是由於一方面民眾的選舉權不能形成對官僚的最有效監督，另一面大資本家的金錢力量卻是貨真價實的權力，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官員和政客，無可避免地倒向後者。如果再像那些學者所主張的，連代議民主也不要了，只要再把市場變得更自由化就行了，那就等於更方便官員同富人互相勾結。現在大陸上就是這樣的局面。有代議民主不一定就沒有貪污。但如果連代議民主也沒有，那貪污只會更厲害。站在人民立場上看，這是死路一條。真正的出路，乃是實行一種比代議民主更徹底的民主，讓權力真正掌握在普羅大眾手中，不讓官員成為大資本家的僕人或合伙人，同時也不讓任何一個人佔有富可敵國的財富。只有這樣才能防止金權政治。

結語

要不要發起群眾反貪運動？

在今天中國，如果要反貪污反腐敗，也只能採取上述一條普羅大眾的民主路線。尤其要從今天起就盡量促成群眾性的民主運動。可惜，國內仍有一些知識份子，一聽到「群眾運動」，就立刻產生反感，覺得那就是復活文革了。所以，有一些人在發表反貪污言論之餘，卻也不忘補充：不可搞群眾運動。誠然，毛澤東式的「群眾運動」（實際上是把群眾純粹當作工具、打手），是反動的，其實是假的群眾運動。我們所主張的群眾運動，卻是群眾自覺地參與去爭取權益的運動。這是人民要當家作主的表現。不僅香港的經驗證明，發起群眾運動去反貪是有效的，最近意大利也同樣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如果沒有意大利工人廣泛地罷工、遊行去抗議貪污腐敗，單靠那幾個法官，是不可能獲得那樣的成績的。我們期望那些知識份子，不要再「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學會真正接近人民，認識人民，同人民一道去爭取建立一個公平而民主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