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

《先驅》第30期，1994年8月

《上海灘》今年第四期上有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樓適夷寫的一篇文章，題為《瞿秋白的房東詩人謝澹如》。有人讀給我聽，我很興奮，謝澹如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具有難得的優良品格，值得寫出流傳後世。他是富家子弟，同當時的革命青年來往，傾向於革命，但非共產黨員，卻能以身家性命掩護瞿秋白夫婦數年之久，及至秋白離開上海去蘇區為止。

他這方面的優良品格，適夷的文章寫得很透徹，不需要補充了。但他還有另一方面的優良品格卻不能不由我這個故人加以補充。

一方面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掩護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另一方面他也是我們的私人朋友，不僅是一般的私人朋友，而且能幫助我們，解決我們的困難。總而言之，他在政治立場上是靠攏中共的，但他不相信那種所謂「漢奸托派」的宣傳。在此宣傳之下，他照舊同我們交朋友，照舊幫助我們。

這事要從大革命及其準備時期說起。上海有一部分革命青年在閘北組織了一個「通信圖書館」，一面求知識，一面進行革命活動。謝澹如參加了這個「圖書館」。他和館內負責人都很熟，其中有樓建南（即樓適夷）和他的族弟樓少垣（即樓子春），他們都是館內中共支部的負責人。大革命失敗後，一九二八年，這個支部發生內部爭論，一部分人站在斯大林方面，另一部分站在托洛茨基方面。樓適夷和樓子春兄弟分別站在不同的方面。兩人在政治上分開了，但兄弟的感情始終保持著。

謝澹如並未入黨，並未參加這個中共支部，但支部內部的理論爭論及以後的組織分化，他是完全清楚的。在分化中，他的政治立場是站在樓適夷方面的，但他始終同樓子春保持友誼。一九三八年忽然出現一種輿論，說「漢奸托派」每月接受了日本特務機關三百元的津貼，進行破壞抗戰的活動，說得有根有據。可是謝澹如不相信這個宣傳，他繼續同樓子春往來，他說樓子春不是漢奸，不會作漢奸。

他不僅同樓子春保持友誼，而且通過樓子春結交了王凡西和我。在上海「孤島」時期，他辦了「金星書店」（出版社），出版了好幾本著作，其中有瞿秋白的著作，也有中共其他作家的著作或譯作，也有王凡西和我翻譯的各一本小說。前者是法國作家馬洛寫中國大革命的小說，後者是意大利作家西龍寫意大利反對法西斯的故事。他給我們二人的稿酬，在當時形勢下是很大的幫助。我們靠這稿酬維持生活，同時也進行政治活動。

日本佔領租界，結束了「孤島」時期。亞東圖書館曾在大革命時期收了兩部重要書稿：陳獨秀的《獨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的《瞿秋白論文集》，已經排了一部分銅版了。「四．一二」政變突發，停止排版，把兩部書稿存入銀行的保險箱。日本佔領軍揚言要檢查上海租界所有的銀行保險箱，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恐慌起來，急忙把這兩部書從銀行取出來。取出來後如何處置呢？汪孟鄒想不出辦法。最後要把這二部書銷毀。我恰在他的店裡，我說：「你把它們交給我罷，我替你保存。」就是這樣，《獨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論文集》兩部書稿，就來到我的家中。我深夜翻閱這兩部書稿，不覺毛骨悚然，彷彿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鬼魂就坐在我身邊。但我的家怎麼能保存這兩部書稿呢？於是我去和樓子春商量，要子春去找謝澹如商量。謝澹如滿口答應替我保藏這兩本書稿，但提出一個條件：須待日本失敗，上海光復之後，才能取出書稿。我接受了這個條件。

謝澹如說日本終必失敗，上海終將光復的。果真如此。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不久，不待我去索取，謝澹如就通過樓子春將這兩部書稿送還我了，那時已沒有危險，我也不必送還亞東圖書館，就放在我家裏。

可是，好景不長，統治上海的國民黨政權又開始露出猙獰面孔了。我家又不安全，我只好將這兩部書稿送還亞東圖書館——不是送交汪孟鄒本人，而是送交老伙計胡鑒初。胡接了去，我以為事情就也結了，誰知從此發生大波瀾。原來，謝澹如把陳獨秀和瞿秋白兩部書稿都交還我，但他同時告訴他的中共朋友：亞東圖書館保存著一部瞿秋白的書稿。此事，連楊之華也不知道，或事久忘記了。於是楊之華通過鄭振鐸去找汪孟鄒討此書稿。汪孟鄒就來找我要此書稿。我說：我早已把陳瞿兩部書稿交給胡鑒初了。

可是，胡鑒初生了重病（腸癌）。我交給他書稿時，他已經生病，那時病更加重了，他完全忘記了這件事；不僅忘記了書稿存放何處，而且忘記了我曾交還他書稿的事。汪孟鄒沒有辦法，只好回答鄭振鐸說：書稿是一個伙計存放的，此人已回徽州家中，候他來上海時再去找罷。

不久，胡鑒初死了，上海也解放了。楊之華以為我有意不交出瞿秋白的書稿，於是自己出面寫信給汪孟鄒，說：你再不交出瞿秋白書稿，我就要陳毅市長向你討。於是，汪孟鄒慌了，便動員全店的人找這書稿。結果，在一個裝紙片的白鐵箱中找到了陳瞿的這兩部書稿。汪孟鄒抱著瞿秋白書稿，在店鋪的小天井地上跪下來，叩頭感謝「祖宗保佑」。楊之華收到書稿後，再寫信向汪孟鄒道謝，並贈送他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這是後話，而且與謝澹如無關。現在，我再說一件謝澹如幫助我的生活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抗戰後期，出版社緊縮，不收書稿了。我是靠譯書為生的，到此，生活沒有著落，一家三口沒有飯吃，兒子生了肺病無錢醫治。謝澹如從樓子春處知道我的困難。便向樓子春表示：他願意擔負我半年的生活，但提出一個條件，即要在這半年內寫我的「回憶錄」（這意思只是說：他要我在這半年內不要寫或譯別的書，只要我寫回憶錄，而不是說：回憶錄的版權歸他所有）。我是不願意寫自己的生活，也沒有多少事情值得寫，但在此情形下，我只好接受了這個條件。我想了一個辦法，即：以自己的回憶錄的形式去寫經歷的事變，和寫別人的事情。原撰寫十二章，但寫完十章以後，兒子死了，寫不下去了。

總之，沒有謝澹如的幫助和他提出的條件，今天不會有《鄭超麟回憶錄》﹝註﹞這本書存在。

在這六個月中，我有飯吃了，因此每日也能抽出一定的時間去進行政治活動了。這一點，謝澹如不會不明白。謝澹如信任他的朋友樓子春，不相信他是「漢奸」，因之也信任樓子春的朋友王凡西和我，認為他們不是「漢奸」。一家三口在日本佔領下的上海沒有飯吃，需要他維持生活。漢奸是這樣的嗎？

謝澹如早死了。他如果活到一九九一年，就可以知道：歷史已經證明他的看法是對了。就這一年中，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其中第二卷《論持久戰》中說到「漢奸托派」一詞下，作了一個新注，如下：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見第二卷第五一六頁注九）。

原來如此！罵了半個世紀的「漢奸托派」，原來是出於共產國際的一個「錯誤論斷」！

中國有一句古話：「流言止於智者」。謝澹如就是這樣的智者。

註：《鄭超麟回憶錄》本社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