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新苗》第29期，1994年5月

中國大陸上的貧富懸殊、官僚貪污腐敗之猛烈，不斷使最高領導人發出「亡黨亡國」的警號。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億（是教育經費的三倍），公款旅遊，公款購物，「三亂橫行」，借檢查、編書、辦學習班、評比、考察、考試之名向下級攤派搜刮—這是人盡皆知了。

但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指出來。那就是隨著走資的「改革」日益大膽，各級官員種種化公為私、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就更厲害，以致大大衝擊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級限制。從前等級森嚴，什麼級可以坐飛機，什麼級可以坐車子，甚至車子本身也分等分級—那是人所共知的。這種規定自然令人作嘔，但是多少對中下級官員的私慾作了一點限制。但是，在官員普遍經商謀私、或權錢交易的情況下，即使小如一個鎮長、鄉長、也可以坐奔馳、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結果是越改官僚越貪污，胃口越大。

從前的官員只能把追求物質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發財。但是，現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檔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膽試、大膽闖」，於是權力再加上買賣自由，各級官員便可以隨時變著戲法去化公為私，大辦公司，大炒地皮、外匯，大搞投機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產，令本港樓價步步高升。

市場弱化國家論

對於這種普遍腐敗，不少人認為，解決辦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場改革，通過市場力量去弱化國家職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會」。新的口號就是：一切商品化，貨幣化。權力萬能由金錢萬能代替，據說是一個歷史進步。一位經濟學家說：舊時代的「特權階層」，因為其「消費特權受到（貨幣）衝擊」，所以「往往設法限制」貨幣的作用。例如「我國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購飛機票的關於身份証明的介紹信（局級以上幹部或高級職稱科技人員）；過去紅旗牌轎車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錢萬能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說不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但這又引起了另一種不平等，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較利弊得失，錢帶給全社會的利益遠大於它的弊端」。（註一）

這種觀點同一些所謂民運人仕的觀點不謀而合。一個民運人仕說：現在中國人不應走東歐、蘇聯的路，也不應走八九民運的路，而是應當跟著中共走和平演變的路。

不論「東歐蘇聯的路」與「八九民運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公開爭取民主化。這個人所說的，就是反對再從事政治抗爭和民主抗爭，主張應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經濟自由去經商，逐步擴大市場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同時逐步弱化中共專制。據說這就是最保險的道路。我們姑且把這種路線稱為「下海救國」論。

外國的經驗

籠統地說「市場經濟弱化國家權力」，本身就大有商榷餘地。我們看看外國經驗，便不難發現，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競爭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市場經濟的國家，其國家權力都是增加而非減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預算通常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至7%，但是戰後一般高達20%-35%，即使經過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業國的政府支出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9%，這事實究竟算是國家強化還是弱化？

退一步說，即使這個論斷能一般成立，也絲毫証明不了單憑市場的自發力量就可以解決國家專制的問題。因為，這個論斷並沒有告訴我們，市場能把國家權力弱化至何種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樣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種？如果說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據？其次，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市場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國家權力？是弱化它最壞的部份，例如它的鎮壓功能，還是弱化它比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負起社會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對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等方面的監察？

回頭看我們的神州大地，就不難發覺，雖然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的確有弱化國家的一面，但是，同樣不能否認，它也有強化國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認，往往是不該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該強化的，它卻大大強化了。

最明顯的就是，現在各個部門，中上級別的官僚，都實際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資權、引進外資權、輸出資本權、甚而是借債、集資權。一些地方（上海等），連官員收受回佣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級的、有關係的官僚，自然實權更多些。這種狀況，是「改革」前所絕對沒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開花，不正証明，國家權力在經濟活動上的強化嗎？同過去所不同的只是，從前（四九至七八年）國家權力的強化主要是表現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強，而現在則表現為國家機關率先經商致富，各級官員拼命在市場中興風作浪，大肆搜刮。從前是權力萬能，條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現在呢，則是權錢結合，官商一體。中共官僚通過市場—畸型的、受操縱的、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剝削去最大部份的國民收入。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強化還是弱化？隨便一個小官，甚而一個警察，都可以亂罰錢亂收費，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弱化還是強化？

市場化與國家強化並駕齊驅

事實上，市場化改革越深入，國家機關的規模不是越縮小，相反，而是越來越擴大。一九八○年中國幹部人數已達1476萬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躍升為3400萬，增幅達130%。為此，每年需開支一千億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單就中央政府而論，其機構規模據說比美國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機構日益臃腫，結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條塊分割更嚴重、互相扯皮、文山會海。而尤其荒謬的是，越是貧窮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國有六成半的縣入不敷支，需要國家補貼，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機關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游牧區的一個縣，人口不足七千，但供養的官已近九百人，佔全縣總人口的12.8%，造成財政入不敷支。

由於機關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費年年突破預算，會議費年年創新高峰。一個不斷侵吞更多國民收入的官僚機關，能夠說不斷弱化嗎？

放棄對社會保障的承擔

不該弱化的國家權力，卻在「一切商品化、貨幣化」的口號下逐步削弱。最明顯的就是中共逐步放棄對人民負起就業保障、社會保障的責任。在「砸三鐵」的旋風下，失業被宣稱為企業改革的靈丹妙藥。新的醫療保險制度，使廣大職工喪失了泰半的醫療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規定工人要供款（從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當的保障），而在低工資政策下，這不啻是剝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漸成過去，而工人又沒有錢買商品房。至於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安全、兒童婦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監管，就更加日益鬆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涌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強化，這也是市場改革的後果。然而，這樣一種變化，也不見得就有利無害。這種局面使各地官僚為了爭學四小龍而大上項目，造成投資過熱，經濟混亂，浪費資源。對於官僚和那些投機商人來說，這種情況自然可喜可賀，但對於飽受通脹之苦的普羅大眾來說，這種中央政權的弱化，不見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國」對誰有利？

誠然，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經濟自由，多少減弱了國家專制。但是，能夠真正大大利用這種經濟自由的，主要還是官員和新生資本家，普通人無錢無權，「下海」簡直是夢想。他們頂多能利用一下兼職自由、擺攤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關部門的官僚剝削、刁難為前提）。然而，對人民來說，經濟自由化同時也意味著有「自由」失業，有「自由」吃通脹之苦，有「自由」喪失住房權利，有「自由」買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總之，我們所目睹的，就是市場並沒有那種神奇力量，能夠真正弱化中共的專制國家。相反，在政治上，國家的權力和壓迫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強了。自從八九年六四以來，中共五年來都在釋放部份民運人仕的同時，又不斷搞新的逮捕、新的監禁。最近更在美國國務卿訪華前後大舉逮捕民運人仕。尤其諷刺的是，這種政治上的鎮壓，是同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並進的。「市場弱化國家」論又作何解釋？

那種拿「經商救國」來代替民主奮鬥的路線，固然反映一部份民運人仕的消極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會上的新生資本家的真正願望。對於那些只顧發財，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結的資產階級來說，「下海救國」論最合他們的胃口。而所謂「金錢制約權力」論，其實也只適合資本家的口味。因為，普羅大眾根本沒有多少錢可以去制約權力；何況，也不是任何一個銅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當金錢能化為資本的時侯，才能多少起到對權力的制約。而一旦這樣一種制約出現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處，而壞處卻有不少。因為，現在廣泛流行於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將會以十倍的醜惡出現於神州。事實上，從「領帶大王」當選人大常委，從無數港澳大小資本家與大陸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結的現況看來，說「金錢制約權力」，不如採用流行語更適合，那就是：權錢交易，權錢結合。對於資本家來說，那的確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陸上的）資產階級，五十年代以來用盡一切政治，軍事手段都無法使中共恢復資本主義，而現在呢，卻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變了（指經濟上的和平演變，那就是走資）。不費吹灰之力便能達到目的，那麼，還需要什麼抗爭呢？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還來不及呢！

結語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才是對症下藥。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須使用政治抗爭的辦法，把這個官僚集團根本剷除，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民主政權，才有可能拯救中國。

那些主張跟著中共和平演變，反對進行集體的民主抗爭的人，無非是害怕犧性，害怕流血，害怕動亂。他們也像中共那樣，把「穩定壓倒一切」掛在口邊。但是，一天腐爛的中共政權仍然存在，一天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真正的長治久安。官僚日益通過經濟自由去侵吞更多國民收入，這本身就是不穩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達到長治久安，那不啻是緣木求魚。中國人民必須打破那種寄希望於統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氣概，大膽進行民主抗爭，才能打開出路，才有可能最終得到長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國的狀況，使政治抗爭不易，但不易為不等於不能為。事實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爭的空間並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開的、集體的政治抗爭現在很困難，但是分散的、隱蔽的，尤其暫時限於探索、學習、研究、宣傳的政治活動，卻不算很困難，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總結的，就是八九民運的經驗，東歐蘇聯的經驗。要研究：這些經驗是否真的証明，公開的民主抗爭與群眾運動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變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來在各地出現的零星的群眾性經濟抗爭（農民抗稅，工人反對失業、反對剝削），既反映社會矛盾已經高度尖銳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覺悟都比過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奮鬥為職志的人，都有責任同群眾這些正義的自衛反抗結合起來，並且逐步將他們引導到更高的民主抗爭的目標上。如果有了正確的目標，群眾運動就是一個最有力，最有建設性的力量，是新社會在腐敗的舊社會中的真正代表者。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

註一：《什麼決定價格》，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九三年九月，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