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新苗》第29期，1994年5月

在「六四」屠殺五周年前夕的今天，凡是留意中國大陸情況的人，大概沒有誰會以為經濟上彷彿很繁榮的中國是真正在平穩發展中。相反，大家都看到，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危機徵兆，巨大的動亂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因此大家都談著，一旦危機爆發，會有什麼後果．究竟是禍是福，以及有什麼趨避之道。

社會不穩

最明顯的動亂之源，是改革開放所造成的貧富反差、社會分化。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款」，一桌酒席花費幾萬元很平常；貧苦的農民辛苦一年還掙不到幾百元，因為交不起幾十元學費而令兒女失學。現在中國已經有了幾百萬個百萬富翁，另方面有一億多農民仍舊生活在貧困中，失業職工也有幾百萬（其中許多是國營企業裁減出來的），有些國營廠礦的工人每月只領到幾十元生活費或者飯票。國營企業有三分之二虧蝕，但不少廠礦卻留有「廠長基金」和「廠長私有基金」，任由廠長利用自肥。外資經營或參與的「三資」企業，一面向中共官僚行賄奉獻，一面奴役虐待工人。工人動不動被扣薪罰款，甚至被毆打、罰跪。有的廠房變成監獄，門窗封鎖，不許外出一步，工人在內嚴禁談話。強迫加班加點，毫無限制。有的工人竟被迫連續工作三十六小時，暈倒在工作台上。有些外方人員任意作威作福，在他們本國不敢用來對待工人的暴虐手段，竟在「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恣意施為。中共官僚常常為資方說話，以站在資方立場為榮；有時明知弊病嚴重，也因考慮「政治影響」，不認真處理。政府和企業的幹部紛紛藉口考察，公費出國旅遊購物，另方面農民卻仍受戶口制度束縛，無權到城市工作和居住。「剪刀差」（農產品和工業產品價格的差距日益擴大）維持而且擴大著城鄉對立。人數以千萬計的「盲流」，構成新的賤民層。他們千辛萬苦掙到一點錢匯回家鄉，竟常常變成難以兌現的「綠條」。鄉鎮幹部利用改革開放後的新環境，變成新的地主、商人兼稅吏。在這一切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基礎上，儘管中共的統治機構仍舊屹立著，而且採取日益兇暴的鎮壓手段，動亂的現象畢竟已經十分明顯。不但社會上一片混亂，治安惡劣，連工農群眾的集體反抗行動也明顯增加了。四川國營企業幹部配帶了手槍，用來應付「鬧事」工人的威脅。關係多麼緊張，由此可見一斑。得不到政府承認的獨立工會已經在不少地方成立，知識分子也參加工會組織。有人總結八九年的經驗，認為學生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同工人結合。農民裡面盼望陳勝、吳廣的聲音甚至經由中共最高層轉播出來。中共對這些不穩情況已經高度警覺，一面加強鎮壓手段，如增加公安人員，加緊控制新聞事業，動不動就實行預防性拘留，另方面採取一些疏導不滿、緩和矛盾的措施，如提高「職工思想教育」工作，控制通貨膨脹，為保穩定而延緩某些經濟改革政策的實施。但是中共的基本立場絲毫不變，它始終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決心走那條化公為私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所以無法避免繼續加深大多數人民的不滿，招致更多、更大的動亂。

政治危機

如果說，社會危機引起的大動亂什麼時候爆發難以預測，中共上層政治危機的日益迫近就更加明顯了。在那種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最高的統治權向來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一個獨裁者手裡。現在的獨裁者鄧小平已經九十歲，自然難望再繼續掌權多年，而他今年年頭在電視上露面，已經讓人看出衰老得厲害。鄧小平一旦死去，再沒一個人具有同等的權威了。江澤民雖然被正式指定為領導核心，誰都知道他的實際權威很少，未必抓得住最高權力。下一任獨裁者究竟是誰，統治路線會不會有重大改變，現在完全是未知之數，只能由未來的鬥爭決定。在這新舊交替、高層內部鬥爭的期間，大有可能出現政治動亂，或者讓社會大動亂乘機爆發。這是人們更普遍看得到而且更重視的一種危機。

關於不久將來中國大陸可能發生的巨大事變，可以作如下的估計。如果由人民發難而造成巨大震動，隨時都有可能。現在的社會矛盾比八九年頭更尖銳，人民對中共統治者更不抱幻想，更懂得要麼不幹，一幹起來就要幹到底。雖然中共當局，只要鄧小平還在，鎮壓人民的決心比八九年更大，一定企圖在萌芽時期就把公然的反抗粉碎，但是拿整套統治機構來看，不能說它比八九年更堅強、更團結了，倒寧可說是更脆弱、內部更不一致了。所以，一部份人民發難而造成全國性的大震動，即使鄧小平還在，中共上層危機還沒有爆發，也並非絕不可能的。如果這樣的事變不那麼快發生，那麼，等到鄧小平死了，由於繼承權的爭奪，一個時期的政治局面不穩，一定避免不了。結果若不是產生政治上的開放改革，就大有可能引起人民革命，或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動亂加上長久深重的社會動亂。

儘管許多民主派人士都希望中國能夠「和平演變」，但是人們普遍都明白：中共極少可能和平地放棄專政特權，所以，在多黨自由競爭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前，恐怕難免經過一番震盪，經過一番帶有血腥的激烈鬥爭。如果這段動亂的時期不長，而結果成立起來的民主制度相當穩定，能夠保証中國經濟的發展，民主派以及大多數人民大概就覺得這是個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慶幸的前途了。人們最擔心的是，動亂發生了，延長很久，損害重大，而民主制度不知何時才成立起來。現在要討論的，就是這種長久而沒有結果的動亂。

動亂的幾種類型

中國可能發生的動亂大概有以下幾種類型：

（1）中共政權削弱了，鎮壓人民的力量不足，各種各樣的人民反抗行動層出不窮：罷工、群眾示威、衝擊政府、零散的暴動、游擊戰等等。所有這些反抗行動都不夠力量推翻現存政府，但是政府也不夠力量防止這些反抗不斷地爆發。

（2）國家分裂，分為兩個以上敵對的政府，按地域或者民族劃分，互相戰爭。

（3）出現一個革命政府和一枝革命軍，同中共政府打內戰。

（4）社會解體的大混亂。這就是，中共政府不倒，更不改良，也沒有出現革命的力量，整個社會極度腐化，一切秩序都不能維持，道德淪亡，普遍極端的自私自利，人人以人人為敵。

在那些極端害怕震盪的人看來，這四種類型的動亂都太可怕了，必須用盡一切辦法阻止任何一種出現。可惜他們想得出來的辦法太有限了，主要的只有宣傳和平的福音，勸告政府和人民，以及一切集團和個人都要互相忍讓。這種宣傳照例是無效的。如果居然發生一點效果的話，那大概就是阻止了人民起來作正當的反抗，也就是幫助了專制兇暴的現政府維持不倒。

如果我們在歷史轉變的關頭不是一味張惶失措，只會求神打救，而是多少領會了歷史的教訓，我們就能夠辨別這四種動亂類型各有不同的意義，人民應當採取不同的對待辦法。

人民革命不可怕

上述第一和第三類型是革命的過程。第一類型是革命力量生長得很慢，很艱難，還沒有形成一個革命政府時候的情況。歷史告訴我們，專制政府通常都要由革命來推翻，和平演變是例外的情形，而且是以前的革命的後繼成果。如果從行動策略的觀點看，人民要有革命的決心，才有取得和平演變的較大的機會。如果自限於爭取和平演變，結果多份只得到專制的延續。因此應該懂得，如果革命行動在中國出現了，不論是發展較快（第三類型）還是較慢（第一類型），那都是可喜可賀的現象。燕子已經飛來，春天還要等很久嗎？

有人認為革命就是以暴易暴，革命只能建立新的專制，不可能建立民主政制；只有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沒有真正採用革命手段的變革），才能夠建立民主政制。這種見解根本是曲解或者誤解歷史，等於說只有最後一口飯才有令人吃飽的作用，以前所吃的飯都是浪費。這種思想的實際效果，是剝奪人民使用武力反抗專制壓迫的正當權利，客觀上起一種反民主幫兇的作用。

那種反對「暴民政治」的論調，也是同類的反民主、反進步的荒謬理論。只須要求他們具體指出「暴民政治」的例子，說明「暴民政治」的內涵，就可以暴露這見解的反民主真面目。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毛病不是革命太多，太過火，而是革命太不徹底。中國從來沒有過暴民政治（人民從來沒有自由行使過政治權利，更不用說掌握統治大權了），只有軍閥官僚或無冕皇帝假借人民的名義施行暴政。

還有人覺得，中國人民的素質這麼低，怎配起來幹一場真正有結果的革命呢？這些人如果肯虛心反省一下，作為民主派，他們自己的素質值得多少分，倒可以對民主事業真正有點貢獻。真正講求民主，尊重人民的人，應該懂得：人民在平常的時候，就是仍屈服在反動統治之下的時候，同起來革命、反抗的時候所表現的「素質」是大大不同的。八九年的中國民運如果其他方面沒有實際成就，至少在這方面應該可以給人們一課很實際的教訓。

革命當然不是一道安排妥當的「程序」，革命過程中一定充滿許多曲折、障礙、矛盾、錯誤。常有的錯誤之一，是盲動、冒險。盲動屬於過左，而反左是今天的風氣。所以今天一提起革命就令人聯想到盲動，而這種聯想每每並不合理。不過，對盲動的警惕還是需要的。一方面由於現政權太令人憤恨，另方面由於許多強調理性的人和思想其實是軟弱或者保守得很不合理，所以有些富於反抗性的人難免趨向於盲動。盲動太多就會妨礙真正的革命發展，結果形成無出路的動亂。因此，反對盲動在原則上是對的。不過，只有用革命的理性去反對盲動，才可以有好的效果，才可以避免無出路的動亂，而得到民主制度以及其他革命的成果。到了盲動已是既成事實，鬥爭已經進行著的時候，革命民主派就不應一味加以批評，而還要理解、同情和給予適當的支持。

怎樣避免內亂

上面列舉的第二和第三種動亂情況表面上差不多，都是在中國內部發生戰爭，但實質是不同的。第三類型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戰爭，可以簡稱為革命內戰。交戰的雙方各自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政治思想，甚至是不同的社會制度。第二類型則是原有的政府分裂為兩個或更多的部份，分別佔據不同的地域，或者代表不同的民族，而在政治和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上仍舊和原先未分裂的政府一樣，或者相差很少。後者類似中華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情況。前者類似1926-27年國共合作「北伐」，或者後來的國共內戰。

前面已經說明，革命內戰雖然是很大的震盪，而且當然流血，但這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在某些歷史關頭不可避免的陣痛，所以並不可怕，而且怕也逃避不了的。真正的民主派應當歡迎它，為它作準備，到時勇敢地投身其中，爭取早日取得最好的成果，包括民主制度在內。

軍閥混戰之類的內戰就是另一回事了。為了便利表述，讓我們使用「內戰」限於指革命內戰，而把那些沒有進步意義，只是不同派系的軍閥、官僚爭權奪利的戰爭稱為「內亂」。至於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留待後面再談。

內亂自然是人民最怕的動亂的典型。在內亂中，不同派系的統治者為了爭奪權利而拿人民作犧牲。「寧為太平狗，不做亂世人」，這話反映出人民在內亂中的悲慘情況。

光表示反對內亂，或者向統治者宣傳和平忍讓的福音，自然阻止不了內亂的發生。只有用民主政權代替專制政權，才能夠防止內亂發生。在內亂已發生了之後，只有革命才是最有效的制止手段。

有人害怕發生內亂，所以反對人民推翻現存專制政府。他們認為，現在中國還沒有一派政治力量足以代替中共統治全國，所以一旦中共倒台，就會發生內亂，或者全國陷於無政府狀態，一切秩序都不能維持。這種見解包含幾重的錯誤。第一，新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不斷反對舊政府的奮鬥中才能夠生長起來，不可能從天降下一個強大的新力量來從事革命。第二，如果新力量不夠強大，就推翻不了舊政府；反過來，如果推翻了舊政府，就不會絕無力量執政。至於新政府未必穩定，未必就能夠解決革命本來的任務，那是另一個問題。新政府可能要依民主程序改變，或者需要新的革命。這情況並不等於舊政府倒台就陷於無政府。第三，歷史上很多不徹底的革命，革命後的新政府同舊政府差不多，常常是保存了許多舊制度、舊機構和舊人員，但沒有真正權力真空的情況。第四，如果國家分裂，形成內亂，那不是舊統治力量被推翻的結果，而是舊力量沒有被推翻，只發生分裂的結果。那不是革命的責任，只能是革命力量不足的結果。也許發生革命運動是促成舊統治力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舊力量內部原有的矛盾。所以，為避免造成這種內亂情況，勸告革命力量自我克制是沒用的，反而應當盡力加強革命，爭取革命真正的成功。

在革命尚未成功或者尚未開始的時候，除了直接為革命而努力之外，還有一些工作是有助於防止內亂的。其中有，反對狹隘的地域觀念，反對軍人盲從長官，宣傳軍隊為全體人民服務的思想，以及一般的民主思想。

關於民族問題

中國的民族問題不像前蘇聯或前南斯拉夫那麼大，不大可能發生像他們那麼嚴重的民族戰爭。但問題顯然是存在的。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在過去發生過，將來也有可能再發生。這方面的根源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中共根本否認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所謂民族自治也有很大的虛假成份，實際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共官僚統治著。為了防止民族間的戰爭和大規模衝突，需要徹底反對一切民族壓迫和歧視，特別要堅持民族自決權，包括少數民族應有權另立獨立的國家，或成立平等的聯邦。

社會解體的危機

剩下要談的是社會解體的危機。上面提到過，有人擔心一旦中共政府倒台，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一切社會秩序都無法維持，那種狀態就是社會解體的大混亂狀態。這種悲慘的狀態是有可能出現，但並不是中共倒台的後果，而是那個日益加速腐化的中共政府遲遲不倒台的後果。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日益迫近這種狀態，今天中國社會腐化的程度已經至少超過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任何時期，而主要的原因正是那個空前腐化的中共政府繼續存在。這個政府的作用越來越不是維持合理的、符合一般人民需要的秩序，而是維持少數人任意作威作福、假公濟私、化公為私、侵害人權、剝削工農、貪污無極、愚民擾民的那種有「特色」的制度和「秩序」。在如此有權威的「身教」影響之下，整個社會豈能不急步、大步地走向道德淪亡﹗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趕快起來剷除那禍首病根，把整個演變的趨向扭轉。

最後要指出一點：真正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需要的民主，決不是以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為基礎的那種民主制度，而是一種連社會經濟的主權也歸全體人民掌握的民主制度。只有那種不但爭取政治民主，同時也爭取社會經濟民主的運動，才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才比較容易取得勝利。

199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