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苗》第27期，1993年12月

《新苗》編委會

先生：

從大陸出來的學人，第一個衝動便是盡量尋找各式各樣未遭受權力玷污的中文刊物—文化的、政論的、學術的，這些來自美國、日本、港台的刊物有的以其自由、活潑的形式使人感到新鮮、有的以其強烈的責任感令人充滿敬意，但只有你們的刊物—《新苗》—則是那樣有力的撥動我的心弦，使我產生強烈的共鳴……

在一大堆海外發行的中文刊物中，有一份1992年5月號的過期《新苗》。她的名字和封面是那樣的不起眼，可當我讀了兩篇以後，就感到她對當代許多問題具有那麼深刻的針對性，她的個性是那樣鮮明的突出於我這許許多多的刊物。

我對她刮目相看了。我翻回封裡、封三，想看看她是由誰編輯、出版的，可一切是那樣的樸素、那樣的默默無聲……我於是再讀下去、讀下去……我讀完了這本舊雜誌的每一篇。當我搞清楚《新苗》是由維護勞工和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社運組織經辦的時，我既驚訝，又振奮。當今的中國太需要這樣的刊物，太需要作你們這種努力的人了。

改革、開放給大陸勞工階層帶來的負面影響，遠遠多於他們所獲得的那點物質利益。今天，從舊官僚到改革派，從御用文人到民主鬥士，無不對工人階級利益和命運表示出公開的漠視。（我現在拿到的一份海外民運刊物上，就有一篇文章認為在後工業時代，知識分子將取代工人階級而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他的結論是「未來的社會，將是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聯盟主導下的社會」）在這種形勢下，對中國勞工階層現狀的披露，對他們現實利益的爭取和歷史使命的啟發，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你們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到振奮—中國人中，畢竟還有這許多如此優秀的人在關注工人和工廠的命運；在強調資本的進步和維護資本的利益的時代，畢竟還有人旗幟鮮明地維護勞工和社會中、下層利益的組織存在……

記得還是中共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略有鬆動的1988年底，在北京的一次以什麼樣的途徑來解救中國的講座上，有人強調國民性的重新塑造，講了孔子與當代；有人強調補資本主義一課，講了市場經濟或股份制。三天時間、六個演講人，只有我一人講了斯大林模式與中國。那次，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孤獨地呼喚社會主義……」

在「6.4」前的文化熱中，這種孤獨是深沉的，在「6.4」後的資本熱中，這種孤獨更加深沉；到了俄國，與俄國的理論界接觸、與海外的中文刊物神交，都沒能消除這種孤獨……直至看到你們的《新苗》，我才感到，我不是孤獨的……

由於共產黨政權是那麼粗暴而無恥地利用和糟蹋社會主義，並在幾十年的集權統治中徹底地埋葬了社會主義，以使許多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避之唯恐不及；而對資本主義則趨之若鶩，並且可悲的得出了如此不顧大多數民眾利益的結論：一部分人的暴發和大多數人的破產與貧窮是必然的、必要的，是中國進步的一個標誌……

這些人只看到資本對共產黨權力的消解作用，沒有看到資本所具有的與共產黨同樣貪婪和專橫的一面，更沒有理解資本主義之所以有今天的進步，正是與社會主義手段對國家權利的限制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工會和其他左派政黨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監督、改造，那麼即使沒有共產黨，也會有與共產黨同樣暴虐的專制政權。

這不是假設而是歷史！

這就是中國近年來，在對文化的思考批判、以及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補課之後所出現的重大理論失誤，對此，我認為有必要強烈地呼籲來一次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和重建運動……

還是「6.4」前，在西安的一次講座中，一位提問人要求我對方勵之關於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敗的結論做出評論。我當時的回答是「我同意失敗的結論，而且對失敗程度的定量，無論怎麼說都不過份；但是，我不同意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恰恰相反，在中國失敗的是一種反社會主義的東西，是一個假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其與社會主義的差距較歷史上任何政權形式與社會主義的差距都大……」

我列舉了秦始皇和希特勒兩個時代。我說即使在那樣的極權和專制的政權下，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和控制也無法與當今的中國相比，而社會主義最基本的一點是要將國家所壟斷的政治、經濟權利歸還給社會，因此，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也應該是逐漸淡化、削弱，而不是相反的越來越趨於強化……對，問題就在這，長期以來，我們喜歡把國家與社會等同起來，把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提並論……這個問題表面上似乎僅僅是文字概念上的差別，但事實上，其涉及到我們將以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來取代已失敗了的、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共產黨政權這一根本大事，如果不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那末目前所流行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論點，將使國人盲目地、不加任何限制地將那種帶有原始積累時期血腥的資本主義引進中國，使中國在這場生死攸關的轉型過程中步入歧途……

這不是嘩眾取寵的危言聳聽，而是正在當今中國發生、而又不為國人所警覺的事實。今天，在承認了國家壟斷的失敗之後，對國有資產的再分配，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重大而又最不為理論界敏感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工人權力和應得的那一份額，幾乎被所有的階層—包括工人階級自身—所忽視。

現在的危險是，全社會的資產完全有可能從一小撮控制著黨和國家的既得利益者手中，轉移到同樣是一小撮靠權力和政治資本所取得公有資產的新貴手中。今天，如何制止這種瘋狂的、類似於原始積累時期的掠奪，如何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頭維護社會中、下層的利益是擺在有良知的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如果現在不提出並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中國社會在經歷了幾十年權力的暴虐之後還得再經歷資本的蹂躝。

中國的工人階級在共產黨政權下不僅沒有得到革命時向他們許諾過的對生產資料的直接佔有和對國家的領導權，反而失去了通過流血鬥爭而取到的許多權利—如建立自己組織的權力，法律所保證的對資方的制約權；甚至諸如「2.7」大罷工所爭得的鐵路工人及家屬的免票之類的福利也被取消……

今天，假如不能在大陸建立獨立工會，假如正在思考中國命運的知識界不能對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假如在迅速崛起的資本面前，不能同步建立起能與資本形成對抗的左翼力量，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個歷史性的大動作—正在被放棄的國家權利和國有資產將由誰分？分給誰？怎麼分？……將會以工人階級被徹底剝奪而告完成。假如果真如此，那麼佔社會絕大多數的中、下階層，將再一次在幾代人的時間裡翻不過身來……

為了不使這些假如變成現實，中國需要更多像《新苗》這樣的刊物，需要有更多的文化精英來作《新苗社》的同仁們正在作的這種思考和行動……

謝謝你們！

齊強

1993年11月6日

於莫斯科

齊強先生：

收到11月6日來信，令我們感奮不已。多年來，盡管中國大陸彌漫著一片走資的迷霧，幾乎所有出名的知識份子都背棄了社會主義，也背棄了勞動人民，但我們始終相信，一定有些人格高尚而且眼光遠大的人，在默默中堅持著探索名實相副的社會主義道路。今天，你的來信第一次證實了我們的信念。我們非常希望今後同你密切聯繫，共同探討全中國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出路問題。相信你可以令我們增長許多知識，你的投稿可以大大增加《新苗》對讀者的吸引力。

《新苗》編委會

1993年11月20日